苯酚—硫酸法测定仁东大蒜中的总糖

对大蒜总糖的提取条件进行优化,研究表明,6 mol/L提取剂盐酸的量为10.0 mL、加入蒸馏水15 mL、提取时间为30min沸水浴加热时为最佳提取条件。以葡萄糖为对照,采用苯酚-硫酸做为显色剂,对该法从检测波长、显色剂用量、显色时间、显色温度等方面进行最佳显色条件的研究。结果显示,最佳显色条件为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和供试品溶液0.2 mL,加蒸馏水至2.0 mL,加入浓度为5%苯酚1.0 mL,迅速滴加浓硫酸5.0 mL,室温25℃放置5 min后摇匀,沸水浴加热15 min,冷却至室温25℃,在最大吸收波长490 nm处测定吸光度。该方法的线性范围为5.05μg/mL^40.4μg/mL,标准溶液和试样的精密度RSD分别为1.58%和1.08%,加标回收率为95.74%~98.28%。该方法用于玉林仁东等9种不同产地的大蒜总糖含量的测定,得大蒜中总糖的含量为170.0 mg/g^220.0 mg/g。

董仲舒公羊学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

仁与义在《春秋》中是针对天与王、人与我关系的范畴,《公羊传》是沟通孔孟和董仲舒的桥梁,在此之前孔孟发明仁义以论说王者之道和人、我关系及个体立身处世之道德准则、原则和规范,在此之后,董仲舒的今文公羊学将仁、义合论,从范畴内涵、哲学根据、实施对象和方法等方面系统阐述并深化了仁义论,他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在于认为:仁是天的本质属性,仁取之于天,具有外在的超越性本源;首次明确提出仁的博爱原则;区分了仁与义,仁指向安人、爱人,义指向正我、修己。董仲舒的仁义论参与塑造和建立了西汉以仁义之道为核心的国家治理观念、教化体系和礼仪制度,对于中国传统主流社会的人伦道德、意识形态、礼法秩序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天人三策》引孔子论说

《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天人三策》有十八条引用孔子言论的引文,基本出自《论语》,数量远超同为儒家经典的《诗》《书》《易》,这是汉代"孔子为汉家制度"思潮的突出表现,从中可见董仲舒政治思想之一斑。

“规约君权”还是“支持专制”——重论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法源自新文化运动时期易白沙所作《孔子平议》。《汉书》中班固用"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来概括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用"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来赞美汉武帝的政治决策。"独尊儒术"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仅出现一次,即南宋史浩撰著的《鄮峰真隐漫录》中提到:"下陋释老,独尊儒术。"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提议"的本义是"规约君权"而非"支持专制",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推明孔氏"是为了树立孔子的"素王"地位,确立儒家为汉代的意识形态。第二,"抑黜百家"是为了纯化官员团体,让国家的行政团体用儒家思想治国。第三,"教化天下"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题中之意,董氏此议力图使汉王朝成为一个"德治共同体"。董仲舒倡导汉王朝的意识形态统一于儒家思想,并不是要推行文化专制,而是要更好地"推贤进士"。

论明人王骥德的《琵琶记》批评

王骥德是晚明重要的戏曲理论家,他对"南戏之祖"《琵琶记》的批评涉及命意戏曲语言以及审美效果等方面,对中国古典戏曲史上若干重大命题如"风化"、"本色"、"动人"等都有所阐发,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任弼时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自遵义会议初步确立到“七大”最终确立,历时十年。在这一过程中任弼时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他抵制了张国焘控制二方面军的图谋,并最终促使其北上与中央会合,从而加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在共产国际争取了对毛泽东的支持,对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领导地位的进一步加强和基本确立起了关键作用;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协助毛泽东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作出了历史贡献。

一种自适应群组交互的网络带宽管理机制

本文在分析现有的基于集中式MCU实现群组交互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能够自适应群组交互规模变化和QoS要求的网络带宽动态管理和分配机制,给出了实现算法,并在实际中得到测试和应用,取得良好的效果。

浅析《活动变人形》中王蒙的审父意识

《活动变人形》中所体现出的王蒙的审父意识,在某种层面上说隐含着时代内涵。他审视父亲时,有着明确的文化、社会批判意图,着力揭示盲目崇外与追求个性之间根本就无从关联,认为父亲用盲目、愚昧至极的方法去满足个性张扬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是滑稽可笑的。他的这种"审父"绝非颠覆、怀疑和拒绝那么简单,而是进行了理智地审视、批判和重塑,试图找寻一种理想的父子模式。同时,他还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讯息——审父不是为了逃亡,而是为漂泊的灵魂寻找新的精神家园和栖息地。

茅盾文学奖美学体系的建构及反思——从任东华的《茅盾文学奖研究》说起

任东华的《茅盾文学奖研究》力图从"制度-美学"、"文本-美学"和"比较-美学"等方面努力建构起规模宏大的茅盾文学奖美学体系,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无疑是当前茅盾文学奖研究领域中的一部视野宏阔、理论丰厚、富有创见性的学术著作。

董仲舒在“崇儒更化”中的重要作用

汉初政治的本质,是秦政;汉初诸帝(高帝到景帝)在文化政策上,积极的作为不多。武帝即位,承担着政治改革和文化建设的双重任务。文化建设是政治改革的基础,武帝首先展开"崇儒更化"的文化建设,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元朔五年"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董仲舒是一位思想的觉醒者,对政治改革和文化建设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承担精神。《天人三策》是西汉政治更化和文化建设的经典文献;理论对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直接影响了武帝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天人三策》把文化建设和政治改革紧密结合,积极主张汉家要实行儒家的德治政治,以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作为行政的根据。董仲舒在崇儒中的重要贡献,还表现在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上。他继承儒家的中心观念,如任德而不任刑、仁义礼智信等,且把它们置于通俗的阴阳五行的天道构架中。这一方面使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念冲破大传统的藩篱而在小传统中广泛地传播;另一方面也加强执政者施行儒家之道无可推卸的责任感。

董仲舒对阴阳五行之学的整合

《春秋繁露》中,董仲舒通过阴阳、五行内在机制的运行、转换,第一次对"天之十端"进行了整合,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五行之中,土为至尊,金、木、水、火之行,各以自身本性为本质,始终拥有自己的立场和位次,同时也接受、服从阴阳二端的遣动,五行与阴阳协调运作,共同发生效用。阴阳因金、木、水、火之行而兴起并分别对之予以帮助和辅佐。阴、阳,甚或阴阳的兼合,都不可能成为宇宙演进的唯一力量源泉,只有在阴阳、天、地3种因素共同作用的条件下才能有世界万物的发生和形成。经由阴阳的天人整合,既统一了天与人,又使天、人与阴阳之间实现了联体互动。董仲舒对天、地、人以及阴阳五行所做的整合与统一,给原先刻板、呆滞、僵死的阴阳机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使阴阳五行周行运转的图景不再呈现单调、枯燥的色彩,儒学的人类主体情怀和人性价值被有机地渗透到阴阳五行的机制结构中,促使阴阳学整个系统能够喷发出人性的味道和日常生活的气息。

科研型天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贵州师范大学"南仁东"创新人才实验班为例

我国天文大科学设备郭守敬望远镜(Large Sky Area Multi-Object Fiber Spectroscopic Telescope,LAMOST)、慧眼硬X射线调制卫星(Hard X-ray Modulation Telescope,HXMT)以及500 m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FAST)陆续建成使用,急需大量从事天文前沿科学研究的创新人才.然而,天文专业发展的区域分布不均衡严重影响了天文专业人才的培养.贵州师范大学立足于天文学科发展需求和贵州省省情,成立了"南仁东"创新人才实验班(简称南仁东班).同时,贵州师范大学通过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院校协同,借助其教育和科研资源优势,探索与实践了科研型天文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在课程思政、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院校协同,培养科研型天文创新人才"的人才培养模式对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开展天文专业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陇南书院的创建及其对陇东南文化教育的影响

陇南书院是道立书院,由巩秦阶道兵备道董文涣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创建。光绪三十年书院废止,改设学堂。陇南书院以治经与治事并举的实学为宗旨,加上有"陇南文宗"之称的秦州鸿儒任其昌主持,使之成为甘肃著名学府,对以秦州为中心的陇东南地区文化教育的繁荣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是以书院为导源形成了不少地方名校;二是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三是倡导了一种经世致用的学风。

近四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研究的三个阶段

以20世纪90年代初和21世纪10年代初为界,近四十年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属于初步反省期,学者论证了《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五月的观点,否定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而实行这一政策的说法;不过,对于这两句话究竟是由谁提出来的问题,学者普遍缺乏探索的兴趣。第二阶段属于深入辩论期,这两句话产生了两种用法,贬义用法认为它们在思想上属于专制性质,褒义用法则认为它们是对汉代学术思想政策的恰当描述。对于武帝或汉代是否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问题,学者提出了多种意见;同时一般不否认班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概括。第三阶段属于学术总结期,有多篇综述发表,有多位学者认为易白沙是这两句话的真正提出者。目前,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仍有待深入,有待于形成新的学术共识。

《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的朴学范式及其诗学启示

惠栋训纂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引起了清代诗坛及学术界的广泛议论。其中钱大昕、江藩有关《训纂》的评价尤具代表性,钱、江二人均认为《训纂》的成就已超过任渊《山谷诗集注》、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惠栋《训纂》在与任渊《集注》、李壁《笺注》对比后,彰显出“忠于原本”“以证代议”及“博采兼容”等特点,然仍无法佐证该书成就超轶《集注》《笺注》。钱大昕、江藩有关《训纂》的评点,折射出清代诗歌注释学注重艺术境界与强调朴学实证、“求精”与“嗜博”,两套不同评价体系间的对立。而朴学视域下艺术审美与学术价值的冲突,也影响了此后诗歌注释学的发展路径。

日本的董仲舒否定论之批判

在日中两国的学术界都存在着观点相似的董仲舒否定论,他们从怀疑《天人三策》的个别语句开始,逐渐怀疑整个《天人三策》的存在,断定这是班固的捏造,最后发展到否定董仲舒建言的、汉武帝期间实行的、被表述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日本称"儒学国教化")这一历史事件。日本持董仲舒否定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平井正士和福井重雅。文章指出他们对董仲舒史料的"硬伤"和"软伤"的批判有不合理之处,其使用的"根据推理的考证"的方法决非是慎重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其逻辑是诡辩论。"历史学的方法"和"哲学史的方法"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存的。

董仲舒生平考辨

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对策时间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冬十月,《资治通鉴》记载有误。董仲舒的生卒年应为公元前192年至公元前117年,而不是通常说的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04年。

从金东仁的人生经历品味其唯美主义——以《狂画师》为中心

金东仁作为韩国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一生中创作了许多带有唯美主义倾向的作品,在韩国现代文学史上金东仁是最早举起纯文学旗帜的人之一。其中小说《狂画师》就是带有浓重唯美主义倾向的作品。本文从金东仁的人生经历对《狂画师》进行分析,讨论金东仁小说中所表现的唯美主义倾向。

董仲舒对《论语》的引用与诠释

董仲舒十分重视儒家典籍《论语》,在著作中大量引用,其中《天人三策》引用17次,《春秋繁露》引用43次,引用频次远远高于汉初其他论著。在引用方式上大多采用直接引用,也有少数间接引用。这些引文对于研究汉代《论语》传本,订正今本《论语》之误,都有着重要的价值。董仲舒对《论语》的诠释,在为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寻找理论支撑的同时,也影响了后世《论语》注家,是今人研究汉代《论语》学史重要的思想遗产。

“古大人城”与中古东亚的海上交通

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第一次出兵高句丽时,水军的军粮存贮地“古大人城”,位于今龙口市诸由观镇黄水河入海口西岸黄河营村村西附近,这里是唐水军的启航地,也是魏晋至隋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之间多次海上军事行动中水军的出海地,同时还是东亚海上交通中的重要海港。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朝鲜半岛政治中心南移,东亚形成了多条远海航线,“古大人城”在东亚海上交通中的地位,逐渐为登州等航运条件更为优越的海港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