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民间故事在东北旅游经济与文化中的作用

东北地区不仅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也具有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尤其是东北的民间故事,在旅游产业的发展中能够提高旅游景区知名度,同时对旅游观光者也能起到教益的作用。

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研究状况及意义

元朝建立以后,实行两都制度。定立两都之后,忽必烈开始正式实行两都巡幸制。元代很多文人都参与了两都巡幸活动,并留下了大量的诗篇,诗人们一方面借诗保存了大量的文献史料,另一方面也抒发了巡幸中独特的情致,这些上京纪行诗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也是元诗研究的重要内容,具有较强的人文应用前景。

我国东、中、西部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现状比较研究

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和综合分析法,全面分析比较了我国东、中、西部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指出在我国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旅游业与体育相结合的体育旅游业将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旅游业与体育产业的共同发展。

杨慎与徐霞客昆明旅迹探析

杨慎与徐霞客是中晚明时期游历滇云的两个典型代表人物,他们对云南自然地貌、山川河流、社会风俗、历史人文等各方面的记载,为我们探寻明代以来云南的自然社会变迁提供了详实的资料。较早入滇的杨慎,影响着后来徐霞客在云南的考察。虽然是截然不同的游历风格,但徐霞客的考察中多处追寻着杨慎的足迹。昆明作为明代云南省府,是他们活动较为集中的地方。以游昆为切入点,探析二人游历的差异以及他们对昆明的功绩。

美国东海岸海滩养护工程对中国砂质海滩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启示

借鉴美国长期以来对东部海岸的海滩养护工程投入大量资金物力所取得的显著成效 ,提出了中国砂质海滩资源开发面临的问题 ,如海岸侵蚀造成砂质海滩资源丧失、砂质海滩旅游资源面临严重的污染、砂质海滩旅游资源的利用程度差异悬殊、砂质海滩旅游资源的人为破坏严重等 ,预见到中国实施海滩养护工程将是大势所趋 ,该工程将会被纳入国家或地方海岸带综合规划管理与相关法律中。

晚清广东一位基层盐官的仕宦经历——读《双松馆日记》

以光绪时期杭州文人王为桢所作《双松馆日记》考察其短暂的仕宦经历,勾勒晚清两广盐政基层官场的运作实态。《双松馆日记》现存第九、第十一本。从日记内容看,王为桢是光绪时期两广盐政东汇关的一名基层吏员。通过轮摇之例,王为桢补班潮州府海山隆澳场委员,留任两次,总计三年,之后再返东汇关。结合地方史志记载可知,光绪二十八年王为桢再补班潮州府东界场盐大使。《双松馆日记》详细记录了海山隆澳场的内部运作,是反映晚清广东盐场内部管理的珍贵史料,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康熙东巡二三事考

康熙在第二次东巡返京途中,与皇太子分行,自己率一支队伍由盛京经辽阳、千山、牛庄、沙岭,再到壮镇堡与皇太子汇合。本文对康熙行走这条路线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康熙在行走这条路线过程中,到辽阳广佑寺降香、游历千山、派大臣祭奠尚可喜等事件进行考述。

关于社会主体旅游方式决定因素的分析——兼论东西方旅游习惯差异的形成与表现

东西方国家民众的主体旅游方式和旅游传统有着明显差异,长期以来,西方人喜欢一地停留式的"度假旅游",以中国人为典型代表的东方人则喜欢周游式"观光旅游"。本文认为,东西方之间在旅游文化上的这种差异,不但体现在社会主体旅游方式上,也体现在各自语言文化中有关旅游的日常用语上,还体现在旅游机构的名称,以及旅游统计口径和划分标准上。本文进一步认为,是以下六大因素决定了社会主体旅游方式的形成———文化观念、社会环境、地理条件、经济条件、心理因素、科技水平,并分析了它们如何作用于人们旅游习惯的形成。

清末赴日官绅教育考察述略

甲午战败后,一批又一批的官绅为"救亡图存"赴日考察教育,并留下大量的"东游日记"。由于考察人员知识结构、经验和目的的不同,清末"东游日记"参差不齐,因此不同教育考察的效果也千差万别。尽管如此,清末赴日官绅教育考察仍然对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转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从草创到成熟:一个行政督察专员不同时期出巡日记的制度体现

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1936年冬与1940年春的出巡日记对比考察,日记反映出:专员的施政主体角色意识由消极到积极,专员职权由仅属条文规定到实际履行。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员制度经历了一个制度结构与事实结构差距逐渐弥合的过程,即从草创走向成熟的过程。

铁路杭州东站旅客构成与旅游功能的开发

基于杭州东站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资料 ,本文着重探讨了铁路车站旅客构成与开发旅游功能的相互关系 ,研究涉及旅客职业、收入、性别、年龄和居住地等背景 ,以及旅客对吃、住、行、游、娱。

严修《东游日记》中的黔籍留日学生

清未,在贵州学政严修竭力推崇东西洋文明的启蒙下,开启黔人跨出国门,学习法政、科技、教育,探寻国家复兴之路。1902年至1904年,严修两次东游日本,与黔籍留日学生频繁往还交流,又增添了一层深厚的师友之情。黔籍留日学生回国,又多得严修人脉的多方推荐和关照,为贵州乃至全国培养造就了一批民国初年崭露头角、驰骋政坛及文化教育界之俊杰。

域外汉籍《热河日记》的词汇来源及其形成机制探析

《热河日记》是18世纪朝鲜文人朴趾源随其堂兄赴京出使后用汉文创作的纪行文学,被后世盛赞为"燕行录"中的"压卷之作""集大成之作"。近年来,有关"燕行录"等古典域外汉籍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多集中于文学、史学等领域,鲜有涉及语言学方面。本文以《热河日记》的词汇为研究对象,通过探究词汇的来源及造词方式,进一步发现了其形成动因在于语言接触和文化涵化的相互作用:分析列举的四类汉字词来源、构成各不相同,但均是文化涵化下汉朝语言接触的产物,而这种以词汇发生形式为主的汉朝语言接触反过来又对史上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带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曙曦自是扶桑始:清末官绅对日本农校考察研究

为实现农业振兴,清末大批官绅对日本农校的兴学思想、体系构成、整体规模和具体办学举措等进行了考察。他们的考察在加强自身对于农业教育理解的同时,亦启发其传播农校的发展方策。考察成果还为《奏定学堂章程》中农校体系的设计、以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和直隶农务学堂为代表的农校建设提供了借鉴。清末官绅对日农校考察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在思想和实践层面都具有积极意义,客观上促进了近代农业教育的发展,在改良传统农业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京将军安珠护生平考述——康熙第二次东巡时的人生转折

安珠护是康熙朝第六位盛京将军,在顺治时期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在康熙朝历任宁古塔副都统和盛京将军,也都实心任事、极为称职,两代帝王都屡次嘉奖。可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第二次东巡盛京之后,安珠护的人生就此发生重大转折,四年以后被贬为索伦总管,而且祸及子孙,连其爵位子孙都不得承袭。东巡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通过对多方史料进行分析,找出安珠护人生转折的真实原因。

秦即墨郡的设置和变迁——以里耶8-657号秦简为据

里耶秦简8-657号简记载了"琅邪郡尉徙治"的相关内容,根据秦历谱、干支纪日、秦代信息传递速度和里耶秦简8-657简的内容,可以推断出8-657号简"琅邪郡尉徙治"的发文年月是秦始皇二十八年五月,此时尚无即墨郡。秦在灭齐之初,根据齐国疆域沿革和山川形势设齐、琅邪二郡。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后分琅邪郡置即墨郡,琅邪郡尉徙治即墨和即墨郡的设置与秦始皇东巡关系密切。

苏鼎铭与《东游日记》

清末仕宦苏鼎铭有《东游日记》存世,该日记是苏鼎铭赴日考察期间所做考察日记,内容涵盖了当时日本的经济、文化、法律、警务、军事、教育等诸多方面,并提出个人观感。本文除对该日记做出介绍外,重点通过苏鼎铭的对日态度分析解读了清末中日两国的政治生态,尤其是清末仕宦阶层的对日心态。其中尤其对日记内关于日本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统治政策与台湾人民对祖国的思念等方面的内容做出分析。

东史郎日记案对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的影响评析

日本老兵东史郎逝世已经10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东史郎日记案败诉也已经16年。但时至今日,东史郎日记案仍不时地被中、日、韩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爱好和平的学术团体、民间组织和研究者所提及,中、美、德、韩等多国媒体也时常举例报道,东史郎日记案对今天的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乃至未来均有一定的影响。本文较为详细的论述东史郎日记案的缘起和过程,从日本人和中国人对该案的评价,以及对东亚的历史认知及和平走向影响等角度,试图从中日关系的个案出发,分析历史问题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对中日关系的重大影响,理应引起各界人士的重视。

红学百岁十二目,不识兵备计悬瓶——兼议乾隆御制《桃》诗中“‘悬瓶’藏春”的人文价值

1911年影印出版的红楼梦抄本对"悬瓶"的注释是"悬于壁上之瓶也",与康熙朝编制的重要韵书《佩文韵府》对"悬瓶"的注解完全不符,说明红楼梦抄本上"悬瓶"的批注者对《佩文韵府》完全陌生。鉴于《佩文韵府》与曹寅的关系,"悬瓶"的误解者不可能是熟悉曹寅者,应该是不争的史实了。而一百年来新红学学者不仅从未觉察,反而"以讹传讹"。本文彻底纠正之,并且首次揭示"悬瓶"一词最形象地解说恰恰可从乾隆帝东巡中创作的《桃》诗获得,"悬瓶藏花隔岁看"是乾隆帝的新颖构思,在中国文化健康的惜春情怀和脉络中具有不朽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