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珉及其《高坐别传》考论

王珉字季琰,东晋著名文人,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曾为纪念西域来华僧人帛尸梨密(世称“高座”或“高坐”)创作《高坐别传》。王珉其人,《晋书》有传,附于卷六五《王导传》之后,然而所记载的内容仅限于生平梗概,相关事迹也存在较大争议。关于《高坐别传》,清人丁国《补晋书艺文志》等史志目录中有载,但均未注明撰者。《高坐别传》的作者信息首见于释慧皎与王曼颖往来书信中,《高坐别传》经由“别传—经录—总传”的因袭轨迹,最终被《高僧传》收录,为两晋佛教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依据。

高楚芳家世、交友与生平考论

宋末元初,高楚芳聚集贤才佳士编纂宋旧集注《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此本历代翻刻不断,文本文献价值颇高,故其人其书值得关注。通过对现有史料的详细考订,可知其家族自河南迁徙而来,高楚芳一支,经历了“归仙里-泰溪-嘉林-橘山”并落脚。橘山公所结交者朱南山、文天祥、刘辰翁皆爱国名士,鸿儒乡贤;高楚芳所结交者晏镐民、刘自昭、刘将孙,品行亦然。高楚芳耳濡目染,潜心从学,待人处世彰显着厚重的庐陵文化精神。高楚芳虽生不逢时,但其少时学诗,良善执义,后刻书为田,编纂《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有功于时,元明文人继以为学。

稗语益人心:论明清通俗小说“劝善教化”之功用--以章回小说《济公传》为例

《济公传》作为济公系列小说的集大成者,其“劝善”价值,足可以与经典名著比肩。该书作者高扬“劝善惩恶”的旗帜,以“正人心,化风俗”为要旨,以因果报应观念为全书之骨骼,寄“劝惩”于济公、善人、贞节烈妇等形象,以及神魔、侠义、公案、世情等多种类型题材之中,充分彰显了小说所具有的善书性质。而小说所具有的善书倾向,则是“文用为善”的传统观念与明清两代“劝善”时风合力作用的产物。

《病榻遗言》与高新郑政治权谋

高拱，字宿卿，河南新郑人，以地望名之高新郑，是明代嘉隆万三朝的重臣。《病榻遗言》是高新郑在神宗初政后被逐出政坛回籍赋闲期间撰写的政治回忆录，是高张（张居正）交恶的一家言。高新郑与张江陵恩怨深结，在该书中是己而非张，攻江陵“附保逐拱”、“矫诏顾命”、“招权纳财”、“谋害元辅”等，对万历十年以后的明代政局影响极深。然而，《病榻遗言》中多有不实之词，真假混杂，虚虚实实，体现了高新郑的政治智慧，更折射着高新郑的政治权谋，今人如欲理解万历政局，必须对其中一些关键说法加以厘清。

高拱的惩贪方略及其代价

明隆庆四年初，高拱复政后，力破嘉隆以来日益盛行的“黩货之习”，共惩办贪案64起，惩处文武贪官169人，仕路为之一清。在惩贪实践中，高拱自身廉洁，贯彻了奖廉与惩贪、却贿与惩贪、惩贪与罚酷、惩贪与查勘相结合的方针。由于在惩贪大案要案的处建上与次辅张居正发生重大分歧，高拱最终被逐出内阁，张居正升任首辅。

丑诋与厚诬:高拱“报复”问题辨析——以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高拱传》为中心

明代嘉、隆时期政治家和改革家高拱的"报复"问题,可谓由来已久。追根溯源,这一问题盖出自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之《高拱传》。该传作为高拱逝世后最早的一篇传记,多半篇幅叙述他倾轧同僚,报复朝官,排斥异己,贪赃纳贿等,从而使高拱背负"报复"恶名,并对其后史家修撰的多篇《高拱传》及其现今史学界也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澄清这一问题,对如实评价高拱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具有重要意义。

高拱是“俺答封贡”的主持者

明隆庆后期发生的"俺答封贡",是中国古代边疆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解决该事件的主持者和决策人问题上,许多学者均认定是张居正,然而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从解决该事件的决策者所处的政治地位、在封贡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明清历史文献的记载等方面来考察,其主持者和决策人是高拱,而不是张居正。高拱主导了"俺答封贡"事件的全过程,他是解决该事件的真正决策者。

高拱军备边防建设及其历史地位

为了扭转明中期以来军备废弛的现状,适应明中期国防的实际需要,高拱改革军事体制,增加兵部官员,创设军事官员人才储备制度、特迁制度、边防官员休假和内迁制度等激励机制,同时强化军备人员不职误事的惩处之制等,使明中后期军备一度振兴,边防形势大为改观,其改革意义重大,在明代历史上举足轻重。

隆庆时期的“俺答封贡”——论高拱在西北边疆的靖边功绩

明嘉隆时期,西北边疆频繁遭受蒙古俺答汗侵犯,京师屡次戒严,局势岌岌可危。针对这一局势,高拱于隆庆后期执政后,一方面大力整顿边政,提高明军的防御作战能力;另一方面利用俺答孙把汉那吉降明之机,力排众议,采纳宣大总督王崇古的建议,实施以抚为主、以战为辅的谋略,最终迫使俺答称臣纳贡,平息以赵全为首的叛乱势力。"俺答封贡"的实现不仅解除了有明以来的西北边患,使汉蒙民族和谐相处长达30余年,而且也得到了明清政治家和史学家的肯定性评价。

高拱认知论思想探析

高拱的认知论思想大致可归约为四个方面:即"事必求其实"的求实论、"虚心以求其是"的求是论、"贵乎知而能行"的知行论、"见闻"与"问学"的知识论。高拱的认知论思想蕴涵着求实、求是、实践、批判等精神品格,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由学侣到政敌——论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

明隆万名臣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有一个由学侣到政敌的转变过程。大体而言,隆庆五年秋以前,由于他们的经世志向、改革纲领和学术思想的基本一致,使其能够携手共政,力行改革,并开启隆万改革运动之先河。但这之后,他们的矛盾冲突和权力斗争渐趋激化,最终导致张居正"附保逐拱",并借"王大臣案"酝酿诬杀高拱之阴谋。虽然这一阴谋没有得逞,但却表现出封建专制体制下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以及张居正的失德之处乃至人性之恶。研究高张由学侣到政敌之关系转变,既有助于认识隆万改革运动的传承发展,也有助于把握隆万交替时期的政局走向。

赵纪彬“权说”研究述评——为纪念赵先生逝世30周年而作

权变学说是儒家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术界研究颇多的问题。其中,著名哲学家和史学家赵纪彬先生的研究最具突破性。他不仅对"权"字的历史起源及其生成为方法论范畴的逻辑过程作了缜密考释,而且对朱熹《论语集注.子罕》"可与共学"章的错简断章、孔子权说的特点、明代高拱权说的得失以及"权说"发展的规律性等问题也有着精湛阐发,并提出了许多独创性观点。可以说,赵先生在"权说"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实开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权范畴研究之先河。

高拱政治思想研究60年:回顾与前瞻

学术界对高拱政治思想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至今已有60余年,并发表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其政治思想的丰富内容作了全面发掘,本质特征作了准确概括,经世价值作了深刻阐发,成绩显著。但也存在着诸多薄弱或不足之处,需要加强研究,即:时代价值需要凸显,有些领域需要强化,学术地位有待认定,研究方法也需要反思。总结已有的成果,反思存在的问题,无疑对于高拱政治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十分必要。

高拱《病榻遗言》考论——与赵毅教授商榷

赵毅教授撰文提出，张居正倒台原因中包含高拱权谋“因素”，此说值得商榷。本文认为：（（病榻遗言》刊刻问世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之间，不在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故与张居正身后罹难无涉；该书是高拱对隆庆六年正月至万历元年二月之间发生的诸多政治事件的真实记录，并非不实之词；该书是当事人记述的回忆录，绝不是“为其身后报复政敌”的所谓“政治权谋”、“巧妙政治设计”，因而不可能影响到万历十年以后的明代政局。

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万历朝的政治特点——“明亡于万历”新解

理性认识万历政治的特点,是理解晚明的锁钥。而要认清万历朝的政治特点,首要的问题是能否客观地审视张居正。人们简单地将张居正担任首辅的万历前十年与其后的万历政治截然分开的做法,是不可能认清张居正的历史影响的。人们在颂扬张居正之功时,还必须客观地看到其对万历政治的负面影响。其中严防第二个张居正式人物的出现,是最显著的教训。而在张居正死后,神宗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着张居正的这一做法,并予以公开化和扩大化,在持续的反张运动中切实做到了杜绝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但明朝因此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书写了其独有的亡国模式。只有以这种视角来观察万历的政治特点和演变路径,才能真正理解“明亡于万历”的深刻含义。

《高拱研究文集》序言

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文集,是笔者多年来在学术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有关高拱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改革功绩、著作考辨及其研究概况的论文选编,故书名取为《高拱研究文集》。在序言中,拟就高拱研究的缘起、高拱从政历程和学术发展以及本文集的主要内容加以简略叙述。

古今评高拱

高拱作为明代隆(庆)万(历)大改革的开创者、实学思潮的先驱者和著名的气学哲学家,在明代政治史、实学史和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高拱的改革功绩和学术成就,明清至近现代的政治家、史学家和哲学家给予了肯定性评价。

论高拱的法治改革

法治改革是高拱主持隆庆改革的重要内容。他在执政期间,针对当时法弛刑滥、司法腐败的局面,大力推行观政进士讲求律例、州县正官理刑之责、刑部司官久任之法以及申严法纪、严惩贪酷和平反冤狱等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法治腐败的局面,也为他主持隆庆改革提供了法制保障。

论高拱的治粤方略

明代嘉、隆时期,广东地区有司不良,贪贿成风,倭寇侵扰,海盗猖獗,社会动荡不安。为扭转这一局势,高拱于隆庆四年执政后,大力推行选贤任能,内外兼治,军政配合,剿倭除盗的治粤方略,并取得了"岭寇底宁"之效。对此,明清政治家和史学家给予了肯定性评价。

唐高力士传记资料辨析

本文通过近年考古出土的有关高力士的两种碑志资料,进而重审有关高力士的传世传记资料,与《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比勘汇校,尝试对于唐玄宗一代政局的突变作出新的分析,对于高力士以及唐玄宗的评价提出新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