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功能扩展:乡村产业振兴的“政党经营社会”路径分析——基于新平县基层党组织引领产业振兴的个案研究

当前乡村产业振兴研究认为产业发展离不开“行政下乡”“乡贤下乡”“资本下乡”的精英引导,部分观点否认政党或者党员在产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的发挥。一方面,他们认为基层党组织缺乏先进的市场感知能力和自我约束机制,不应也无力成为产业振兴引领主体;另一方面,强调“政党组织社会”的政治功能或者“政党引领社会”的社会职能较多,对政党经济发展职能所涉甚少。但是,在新平县桃孔村的实证研究发现,基于政权利益和人民利益相统一原则,基层党组织建构起产业振兴的“政党统合发展”机制,以能够统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理性”,建立起统合乡村产业振兴的建构性秩序与自发秩序的“统合秩序”,实现了“政党经营社会”的发展目标。由此,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在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治理职能之外,拓展出与其他政党不同的经济职能,形成对现有政党与社会、政党与经济关系经典理论的挑战,也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理性”的兑现和“发展型政党”属性的赋予。

价值引领、政党回应与服务治理——政党与社会关系重构下的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转型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环境下,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是在党政领导下的社会秩序构造,现有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更多的是在西方国家-社会关系语境下如何培育社会力量、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国家-社会关系范式在中国研究缺乏理论解释效度,政党-社会关系范式契合中国语境和中国经验。政党-社会关系下治理的内在机制是权威效能机制、组织嵌入机制和社区服务机制,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出现了权威弱化、嵌入断裂和服务悬浮的困境,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应结合我国使命型政党、回应型政党、服务型政党属性,通过价值引领、政党回应和服务治理实现中国政党治理转型。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建国初期“党支部下乡”与农村政治整合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规模的"党支部下乡"运动,基层党组织不断地向乡村延伸。乡村社会由此全面展开了政党化、政治化、组织化的进程。党政权力以党的组织网络为基础,重组了乡村权力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和价值体系,实现了对农村空前的政治渗透和政治动员,把农民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中,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农村一盘散沙的状况。这种以政党权威进行的政治整合,对农村政治以至各方面的发展产生了长远影响。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生态政治建设

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双重异化。和谐社会应当包括人与自然以及生态主义视野下的人与人的和谐,建设生态政治是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必要内容。生态政治不仅着眼于目前生态问题的解决,更是实现发展可续和生态公正的政治保障机制。建立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政府以及发展基层民主政治是目前建设生态政治的路径选择,三个方面各有意义,又相互关联、相互促进。

和谐社会的障碍:草根的萎缩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草根阶层的介入,但草根群体又因其先天性的缺陷,影响了自身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直面社会现实,穿越社会底层,打通影响广泛的民间生活常识的屏障,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教育内容与方法,使草根阶层得到全社会的呵护,受到教育,看清前途,使他们各有所安,各得其所,安身立命,以建设成为一个厚重的基层底盘,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要实现创造性转换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实现创造性转换。要实现创造性转换 ,社会转型是工作的立足点 ,观念创新是工作的关键点 。

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政治文明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本文根据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关于政治文明的论述精神,分析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命题的意义,揭示了政治文明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中的地位,论述了改革政治体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作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指导思想、本质要求、战略目标、具体内容、关键环节等问题。

生态主义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党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提出来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本文着重从生态主义的视角论述其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实践意义: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和实现社会公正,实现政治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调整农村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公正和环境正义;切实提高农民素质,改善农村地区生活环境,这一切都必须从生态主义的角度审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国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体系

江泽民同志从“三个代表”的要求出发,在论述推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共同进步,促进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全面发展时,强调要“加强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面对新的形势,思想政治工作只有深入研究改革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不断深化对思想政治工作地位作用的认识,从而依据新的形势和新的实践作出新思考,探索新规律,开辟新途径。

和谐社会架构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

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从和谐社会提出的意义以及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战略抉择及体系创新等方面,探讨了在和谐社会的建立中,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所处的位置以及应该发挥的作用.

村社组织再造及其对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启示——基于广东Y市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经验

基于实践经验,分析重塑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位一体”村社组织的做法及其治理效果,提出不同于主流学界“政经分离”的村社组织改造路径。Y市政府开展以治理单位整合、土地整合和资金整合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从组织单元、组织权力和组织资源三方面再造村社组织,健全基层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三位一体”组织体系。新型村社组织通过多重权威调动、多重资源综合使用和多种规则综合运用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和实现了善治秩序。与其他基层组织相比,我国的村社组织是一种独特的综合性组织,具有多种组织优势和重要的治理功能。从Y市“政经社合一”的村社组织再造经验中得到的启示是,应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重塑村社组织的治理功能,健全“三位一体”组织体系和增强治理能力。

现代性、“参与式”治理与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现代性从诞生之日起,便成为一种持续而又强劲的、明显或潜在的力量冲击着非西方文明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观念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明显地受到了这股力量的冲击,旧有的制度规范和治理模式与新的参与要求之间的紧张对基层社会秩序发出挑战。本文从现代性传播的宏观视角考察了我国基层社会民主政治建设,并阐释了"参与式"治理在应对这一挑战、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晋北地区基层政权的嬗变及启示

在中国历代政治结构中,基层政权的安定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帝制时期后,中国基层政权组织无论是外在制度设计还是内部权力结构均已相对稳定。民国时期,晋北基层政权大体经历了官绅合治——乡绅自治——初现民治的三次转向。一方面,晋北基层政权在强大的权力惯性面前展现出一定的内卷化倾向;另一方面,这种基层权力的分化重组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基层政权的旧有面貌。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晋北部分乡村地区崭露出了民主的曙光。

农民改变中国: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对农民政治行为经典模式的超越

中国的实践产生中国经验,要求突破原有的分析模式。如果说是市民改变了西方,在当代,则是农民改变了中国。农民作为社会被改造者,为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以其一系列的自主行为,不断突破政策和体制障碍,并创造出新的替代性体制模式,从而表现出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这一行为模式是对"压迫—反抗"的农民政治行为经典模式的超越,也是"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的分析框架难以解释的。农民改变中国这一实践需要寻求新的解释模式,这就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的分析框架。"基层社会"由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层而产生,"创造性政治"强调政治行为对制度变迁的作用,是上层与基层的互构性政治。

街头暴力:城市基层政治研究的进路与拓展

都市街头是政府与社会交互作用的政治剧场,也是现代暴力的集中展示区域,更是观察都市治理的窗口。晚清以来,国家权力逐步渗入城市街头社会这一由地方精英和社区主导的治理领域,以警察为代表的现代城市管理体系迈出了重要一步。都市街头秩序如何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都市政权控制街头暴力的能力和方式。作为国家与社会的分界线,街头暴力将成为当代城市政治研究新的学术话题和学术增长点。从宏观的国家政治、抗争政治到微观的街头暴力、街头治理,城市政治的研究范式已经转换。聚焦都市街头暴力与治理经验的治理视角、国家能力理论、经验机制分析方法将共同助推城市政治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