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视域下的中医骨伤流派研究

黄河流经不同地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及中医药文化。黄河流域中医骨伤流派是中医学重要组成部分,千年来植根于黄河文化的沃土,结合当地地域特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推动了黄河流域骨伤科学的发展。通过文献资料研究黄河文化视域下各骨伤流派的历史渊源、特色及其对地方医学的贡献,探究黄河文化与学术流派的传承与发展,加深对黄河流域中医骨伤流派的认识,对推动中医骨伤科学发展,促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学衡派”与20世纪初期中国文化保守主义

“学衡派”是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别,它与20世纪初期其他文化保守主义———国粹派与东方文化派的思想主张有基本的共同之处。“学衡派”的存在虽有其学理上的价值,但其文化上的理想主义主张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既无法应对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也无法满足国家现代化的时代任务。

表现现代人内心的焦灼和忧虑——崔秀哲小说创作之研讨

崔秀哲的小说受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影响,用象征、隐喻、幻想、臆想等手法表现现代人内心的焦灼和忧虑以及对自我价值的寻找,也记录他对当下人的生存困境、存在形式的种种形而上的思考,具有创新、先锋、实验的特征。

郭沔与南宋浙派琴文化

浙派是宋明之际最主要的琴派。南宋"浙派"形成的过程中,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其一,宋以前古琴文化的不断积累;其二,两宋以来琴文化的高度发展及郭沔高超的古琴造诣与号召力;其三,以"永嘉学派"为核心思想的瓯越本土文化的滋养。本文旨在探讨"浙派"奠基人郭沔、"浙派"琴文化风格的形成与瓯越文化三者之间的渊源关系。

历史与形而上学的歧途——王国维与常州词派之一

王国维与常州词派在文学阐释上存在差异,常州词派继承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以"比兴寄托"为旨,力图通过重建诗歌与历史的关系来阐发作品的思想意义,他们的文学批评是政治性和道德性的。而王国维则站在西方近代美学非政治和非道德的立场上,依据诗歌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来阐发作品的思想意义。这两种阐释方式折射出中西两种不同的宇宙观。论文还同时揭示了王国维在走出中国古代诗学"阐释共同体",进入西方诗学"阐释共同体"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犹疑和矛盾,而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正是被王国维在理论上一度唾弃的历史本身。

龙江医派著名医家黄国昌处方哲学

黄国昌先生是黑龙江省著名中医学家,学验俱丰,从业四十余年,擅长治疗多种内科疑难杂症。黄国昌先生在漫长的行医生涯中潜心研究阴阳和谐圆融之道,其医道思维及处方风格甚颇合于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本文在分析黄国昌医论医案基础上做出提炼总结,重点呈现黄国昌先生"相反相成,矛盾统一"的处方思想。

陇中正骨学术流派创始人郭均甫先生学术思想浅析

从学术渊源、诊疗特色等方面展开论述陇中正学学术流派创始人郭均甫先生在骨伤科治疗方面的学术思想。

现代性视野中的“国粹派”和“学衡派”

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在诸多问题上的对立虽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与回归中国传统的"守旧"的对立,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一样也是"趋新"者,无非两者所"趋"之"新"有着显著不同罢了。当我们回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时,国粹派、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资源,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

论元代“李郭画派”的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

元代绘画是以“表意性”著称于世,但在这种表意性的前提下,不能忽视“写实性”对元代绘画的影响。写实前提下的表意才是元代绘画的时代风格。时代风格必然对个人风格产生影响,没有可以脱离时代风格而独立存在的艺术家和艺术品。艺术家对个人风格的选择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服从于时代风格的规范。这些可从元代“李郭”传派和“董巨”传派的画家对自己绘画的表现风格和师承关系的选择上得到证明。元代“李郭”传派画家的创作技法是受到表现对象制约的。

略论郭秉文“四个平衡”的办学思想

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郭秉文认为 ,要办好一所大学 ,最重要的是要达到“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平衡” ,“人文与科学平衡” ,“师资与设备”平衡 ,“国内与国际平衡” ;认为著名大学不仅要成为国内教学、科研的中心 ,而且要成为国际学术交流的中心 ,只有博取百家之长、广求世界知识 ,才能使学生放宽眼界、开拓心胸。

郭嵩焘教育思想刍议

郭嵩焘的日记、诗文、奏稿、专著、自传中蕴藏着丰富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学校教育关系到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平的好坏,关系到洋务运动的成败,更关系到国富民强的大计;他坚持德智并举,重视实学,提倡"格致之学",关注艺术教育和体育;他主张广泛采用启发式教学,注重方法的多样性与灵活性,并对考试方法进行改进;他建议清政府多派学生赴欧美留学。郭嵩焘的教育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而且对于今天的教育发展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南宋浙派谱系的形成及其文化内涵

南宋"浙派"的产生在于郭沔一方面继承了两浙的琴艺,另一方面整理了以韩胄、张岩为主的华夏传统古谱,融会贯通,创立了以传统琴谱、传统演奏为主的"浙派",在琴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浙派"的形成,是宋朝南渡以后华夏文化移植、与南方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果。

南宋浙派琴乐风格探微

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中的"琴述——赠黄依然"、"示罗道士"、"题徐天民草书"等记载论及南宋浙派琴乐的诸方面问题,其中论述到郭沔创作的琴曲是"大抵皆依蔡氏声为之者"。联系相关史料,可知郭沔在整理旧谱和创作中继承了"蔡氏五弄"的风格,从而奠定了南宋浙派的琴乐风格。也因为此,浙派被后世视为琴乐的正宗和资源的宝库。

朝鲜崔淑精汉诗用韵研究

崔淑精是朝鲜李朝初期一位重要诗人,其汉诗集《逍遥斋集》鲜有学者研究。通过与《东国正韵》和《洪武正韵》韵部比较,发现崔淑精汉诗用韵与两部韵书相合率非常接近。我们认为崔淑精作诗用韵主要依据《洪武正韵》,同时也受到《东国正韵》的影响。

晚清人的域外游记

清代前中期游记撰著中,已开始出现域外游历与知见视野空前广泛的“海事”之书,但直到晚清,才迎来官方或私人海外游历活动的剧增,并促成域外游记的持续涌现。晚清人的域外游记作为知识谱系积累和主题格局拓展,表现出由浅趋深的过程。在众多的域外游记作者中,与桐城派文脉关联的作家,一时颇居担纲之任,如郭嵩焘、黎庶昌、薛福成等人对推动游记文学向近代新变的成就令人瞩目,值得强调。在晚清域外游记尾声中,亦显示此体所承载的时代使命与审美力量。

抗战时期的军政部兵工学校大学部

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学校是民国时期唯一一所培养兵工专门人才的院校。学校为公费学校,在抗战时期吸引了很多家境贫寒但却立志报国的学生报考。学校的课程设置仿照德国兵工大学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并利用战时紧缺物资吸引附近高校名师、兵工署所属研究所和兵工厂专业人员授课。学校的学风自由,传授学生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和自学能力,所培养的学生中很多人在后来成为我国科技领域的开拓者。

清初庙堂理学之争——以崔蔚林与康熙帝的辩论为例

崔蔚林为清初夏峰学派中坚,毕生秉持乃师孙奇逢兼收并蓄、回归孔孟之旨,屡经顿挫,矢志不渝。他与康熙帝的辩论,尤能体现当时庙堂理学由王转朱的趋向。

郭秉文大学社会服务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郭秉文执掌南高师-东大期间,以社会服务作为学校的办学宗旨之一,取得了辉煌的办学业绩。在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背景下,郭秉文积极求学、勇于探索,逐渐形成与完善了其大学社会服务的思想,主要包括:调整学科设置,满足社会需求;推广大学科研,推动社会发展;兴办社会教育,扩大教育受众域。郭秉文拓展了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将大学的社会服务理念贯穿渗透到办学的各个环节,其社会服务思想对当前大学更好发挥社会服务职能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战国策”派与儒家思想的三重对话

"战国策"派在其主办的《战国策》半月刊和《战国》副刊中与儒家思想展开了三重对话。第一重对话是应和式的充实性对话,即"战国策"派赞同或至少不否定儒家思想,并对儒家思想进行结合实际的申说;第二重对话是反叛式的时代性对话,即"战国策"派从其特定的时代特征出发,完全地否定儒家思想;第三重对话是借鉴式的开放性对话,即"战国策"派跳出中国、放眼西方,以尼采的意志哲学鉴照儒家思想。这三重对话着眼于改造民族精神以应对抗战的迫切需求,最终表现出"战国策"派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崔蔚林生平考

崔蔚林为清初夏峰学派中坚,弱冠进士及第,未及而立即为康熙帝讲授理学,旋师从孙奇逢,广交理学名家。后以坚守夏峰兼收并蓄、回归孔孟之旨,屡向康熙帝阐释其学,违逆庙堂理学宗朱之势,有忤帝心,虽遭廷斥,仍矢志不渝,终至罢归。崔氏对夏峰学派的传承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与康熙帝的论争尤能体现当时理学发展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