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府元龟》引《国语》考述——《册府元龟》引书系列研究之三

借助计算机辅助研究和Python语言编程技术对《册府元龟》引书进行穷尽式统计与分析,可有效解决《册府元龟》“引文不注出处”的历史问题。基于《册府元龟》与《国语》的数字化文本,经过全文比对并辅以人工处理,得到完整的《册府元龟》引《国语》数据库。通过引文特征分析,可大致推断《册府元龟》引《国语》所据底本当为公序本,或极有可能大量参照了公序本。对《册府元龟》引《国语》异文的考辨,可为进一步完善校订本《册府元龟》提供参考。计算机辅助研究方法的应用对于引书研究及文献校勘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国语》的叙事及其蕴含的道德史观(上)

《国语》是中华原典之一。关于它的叙事,近年来学术界大多从西方叙事学的角度给予研究。我们认为,叙事研究不能局限于方法和技巧,而应深入历史文化领域。《国语》的叙事可从下面四个方面略作分析。其一,选材。西周春秋史事浩繁,题材广泛,《国语》的母题却偏重箴谏,多数故事或直接或间接地展现了这个母题,表达了高级贵族阶层的利益诉求。其二,修辞。最具代表性的是定性语词的使用:例一,以“谏”字为标识的箴谏故事都蕴含着“谏曰—不听”结构,很有张力,读者会在审美享受的同时得到伦理道德的熏陶;例二,用“虐”字给认定为反派的人物及其故事确定基调,彰显了道德评判的力量。但这样的修辞手段会严重阻碍人们从经济社会根源上揭示历史的本质。其三,引述。引用古圣时贤成为增强说服力的重要手段。西周和春秋前期,特别是周、鲁、郑等周文化传统深厚的邦国,引用《诗》《书》等较多;春秋中后期,特别是楚、吴、越等华夏化邦国,引用典籍较少,而历史论证和现实分析居多,可以看出历史的阶段性和文化的地域性特征。其四,评论。某些故事叙述完毕,作者会用“君子曰”“仲尼曰”“孔丘曰”“某大夫曰”等来臧否人物、评论事件,说明少数“德行高尚”的精英人士的话语在一定范围内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总之,《国语》的叙事表现了鲜明的道德色彩,抒发的是高级贵族阶层的利益诉求,与后世的所谓贵族共和精神多有相合之处,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的重要典籍,历来为士人所传诵。

明至民国沁河流域郭峪村聚落空间变迁

历史聚落地理研究长期缺乏对聚落空间类型的关注。以聚落空间类型为研究视角,同时观照形态、格局,发现沁河流域郭峪村历经明洪武至万历朝的“居西筹东”开拓期、明天启至清雍正朝的“三寨鼎峙”延展期、清中后期至民国的“聚堡而居”充盈期三阶段,空间类型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特征。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稳定性因素及政策、战争等突发性因素在郭峪村聚落空间变迁中起了决定作用。空间类型、形态、格局的综合角度及“平面+立体”空间模式的双重应用,将极大丰富历史聚落空间研究。

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相关问题考论

清华简《系年》《竹书纪年》《国语》《史记》等史书都涉及到西周灭亡至东周建国这一段时期的史事.联系几个文本所叙之事,可以找到事件相似或互补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助于重新推拟东西两周之变局.以清华简《系年》第二章为基础,以《国语》《竹书纪年》等史书为参照,对其进行考证,力图还原两周之际的政局变化,并对相关史事进行编年.

方国瑜的云南方志编纂活动与思想

近代以来,方国瑜参与《新纂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长编》的编纂,负责撰写《疆域沿革》《金石考》《宗教考》和《族姓考》等部分,考释精良,体例新颖。方国瑜在参与志书修纂的同时,整理云南地方史料,并评判历代云南方志文献之优劣,编写出《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和《云南史料丛刊》两书,为云南地方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方国瑜将“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运用在方志修纂和研究中,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认为方志属于史书,具有地方史的性质,在方志编纂体例上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志书编纂方法上,提出在资料收集上要广搜罗、严考据;在志书内容上,根据云南的具体情况,提出详古略今,意在保存珍贵的云南古代文献,并主张将史书的互见法用于志书编纂中。

悲情女子怀嬴考论--兼及怀嬴与文嬴的关系

《左传》《国语》中记载的女子,其婚嫁大都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秦穆公的女儿嬴氏也是如此。她先嫁晋怀公,称为怀嬴;再嫁晋文公,称为文嬴。综合《左传》《国语》中怀嬴的有关事迹可以知道,她是一位才情出众、自尊而难自立的悲情女子。她的生命不能自主,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政治工具;她的人格光辉,被她的灰色人生所掩盖。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的掌故价值

方国瑜先生所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是现代重要的目录学著作,然其中也记录了方国瑜的经历、见闻和交游,以及云南文献的流传等事,具有重要的掌故价值。这些掌故,多是方国瑜身所亲历、耳目所亲闻亲见的,保存了若干原始资料,是研究方国瑜生平行实和学术成就的第一手史料,也是探讨云南文献的重要参考依据。

《国语》“魁陵”韦注疏证——兼论“块阜”“魁父”“?府”“瘣腐”非同源联绵词

《国语》“魁陵”之“魁”韦昭注为“小阜”,即小土丘,前人多有异议,或认为“魁”为假借字,或认为“小”是“川”之讹。通过考察“魁”的词义系统,文章认为“土丘”义是由其食勺义引申而来,“小”义由语境产生。“魁陵”同义并列复合,义为小土丘。《淮南子》“块(魁)阜”高诱注为“小山”,“魁陵”与“块(魁)阜”意义、语境及构词方式均同,韦注、高注异曲同工。前人异说不可信。“块阜”“魁父”“?府”“瘣腐”是一组异形词,并非如史杰鹏所说是同源联绵词。

《国语》之工匠文化研究

《国语》为了解先秦工匠文化问题提供了丰富资料。《国语》中的“工”具有职官统称、工官、手工业者、乐师等丰富意涵,揭示了当时工匠之亦工亦官的身份属性。而“工”之职官展示的工官种类的多样化面向,说明当时可能已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工官管理系统。《国语》中亦展现了工匠身份的两种类别、匠技的世传属性、匠作的生态属性等微观的工匠生活。在此基础上,《国语》还呈现了工匠文化与礼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礼文化如同一个隐形指挥棒,驱动或者规约匠作活动,反过来匠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并影响礼文化。

方国瑜云南汉族移民史研究述评

方国瑜先生作为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诸多学术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方先生以“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为指导,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云南汉族移民史的框架体系、云南汉族移民概况、汉文化对云南的影响、南中大姓等方面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为云南汉族移民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方先生的上述贡献对于中国移民史、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方国瑜先生对云南水利史研究的贡献

方国瑜先生是一代史学大家,他毕生致力于云南地方史等领域的研究,对现代云南史学的发展起到了开创者和奠基人的作用.方国瑜先生对云南水利史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整理云南史料荟萃成《云南史料丛刊》和《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为云南水利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文献和资料收集线索;二是率先垂范撰写云南水利史研究成果,为云南水利史研究起到良好示范作用;三是提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为云南水利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史学理论支撑.

論《繫年》的性質與規範化:以戰争與弭兵書寫爲例

本文以《繫年》的“性質”與“規範化”爲論述焦點,並以“戰争”與“弭兵”爲例,比較《繫年》《春秋》《左傳》《國語》等書的書寫體式與書寫目的之異同,説明《繫年》的價值與侷限。全文計分八節:一、指出《繫年》的五個問題,並説明本文所欲探討的焦點。二、《繫年》内容述略。三、《繫年》研究述略。四、《繫年》性質述論:以《春秋》《左傳》《國語》爲參照。五、《繫年》與《左傳》性質的異同:以戰争書寫爲例。六、《繫年》與《左傳》兩次弭兵書寫的異同。七、論《繫年》的規範化。八、結論。

从鉴古思潮看《国语》之编纂目的及其叙述方式——兼论《国语》与《左传》之关系

《国语》与《左传》之关系,前人之说纷纭。就先秦史官文化的发展趋势而论,《国语》是先秦鉴古思潮的产物,其编纂目的是搜缀既往,鉴于当时,或戒于将来。《左传》是依经作传的解经之作,产生于历史反思的学术潮流,担负着探索历史运演总规律的文化使命。二书编纂目的不同,其编排体例、文字风格及思想水平自亦不同。

华语研究与华语教学

汉语走向世界,学习汉语的人,无论数量或语言背景都和过去大不相同,因此,要求语言教学者对所教的语言有深刻的认识,不能只凭自己的语感进行教学;同时也对语言研究者提出加强汉语研究的要求。目前,汉语的研究,还远远没办法满足汉语推广的需要,原因是:在华语走向全球的时期,也正是普通话和各地华语相互融合的时期。这种融合,使普通话出现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还没有固定下来。现代汉语语法和词汇的不稳定状况,给研究和教学带来不少困难。我们需要对现代汉语、各地华语做更深入的研究,编辑更完善的词典,以解决学习与运用的需要。我们更需要编辑汉语语法长篇,给汉语教材的编写人员、汉语教学人员参考。语法长篇对汉语教学,对汉语的发展与趋同,也会做出巨大的贡献。

台湾双言制语言格局下两岸通用语的对比研究

按照双言制理论,在通用语使用域内,台湾言语社区已形成以“标准国语”为高变体,以“台湾国语”为低变体的双言制格局。要深化两岸现代汉语的对比研究,应在台湾这一语言格局框架内,考察、分析两岸通用语在语音、词汇、语法各层面的差异。理清台湾双言制格局下两岸现代汉语差异的层次性,才能对两岸通用语的语言差异作出全面、可靠的描写,也有利于两岸合编词典的编纂和修订。

浅析《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音原则

本文分析了《国语辞典》在注音方面对《现代汉语词典》的影响,将《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音原则概括为四个方面:一、重历时,更重共时;二、重规范,更重变通;三、重描写,更重系统;四、重学理,更重应用。同时也指出,《现代汉语词典》在注音上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方国瑜先生与彝族史研究

方国瑜先生是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自 1 93 4年秋开始收集资料 ,到 1 984年《彝族史稿》公开出版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方先生“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在资料的搜集、整理 ,族别史研究的理论指导 ,彝族史研究的框架体系 ,彝族史上的重大问题如族源、叟人、爨部、乌蛮、南诏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为彝族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 ,方先生提出的理论体系和对重大问题的讨论 ,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上 。

《国语》的编撰意图及其文学价值

在中国文学史上,《国语》一向不被人重视。其实不论是从史学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国语》都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本文通过对《国语》编撰意图的分析,认为其文学史料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紧紧围绕礼治、民本、忠恕、正名等思想选择的。此外,《国语》一书结构的安排,也不只是遵循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关系远近、先华夏后蛮夷的原则,而是另有深意,即反映礼乐崩坏的前因后果。《国语》一书因此成为有机的整体,文学和史学价值也进一步提高。

《左传》、《国语》筮数“八”之初探

《左传》、《国语》是记载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重要典籍,对于我们考究先秦人们治《易》之基本情状,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八”字之谜乃《左传》、《国语》中存留至今的“阙疑”,本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八”字之疑阐发一下个人浅见,旨在抛砖引玉,与读者朋友共同商榷.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性质论略

学界一般认为马王堆帛书本《春秋事语》与《左传》接近。然种种迹象表明,帛书《春秋事语》与《国语》编撰主旨和撰构手法不惟形似,亦具有神似之处。帛书本《春秋事语》极有可能是古本《国语》的一种选本。这样的推断,除了二者之间的相似性以外,还有史学史上的案例可以参考;其他出土材料的发现也为此提供了旁证。考察这一问题,对重新认识作为一种体裁的＂语＂及其流传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