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在金融理财中的应用研究——以京东JIMI为例

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下,可自由支配的资金不断增加,而多数人选择用空闲资金进行投资,以获取到更大的回报,但对于理财知识的了解程度明显不足,需要咨询的问题众多,传统金融理财业人工作业显然不能够满足海量理财用户的咨询需求,而人工智能应用到金融理财领域之后极大地转变了这一局面。文章以京东JIMI作为对象,对人工职能在金融理财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探究。首先,对人工智能与京东JIMI以及金融理财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将此作为后续讨论的基础;其次,以京东JIMI为例分析其在金融理财中的具体应用,包括理财前期指导、中期业务开展、用户信息安全等各个方面。

经济、文化、制度三维向度中的古代多元一体民族关系格局--兼论古代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标志

关于我国多元一体民族关系格局,在近代以中华民族为标志。这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而古代的多元一体格局,其"自发的"实体究竟如何,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本文认为,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二元互补基础上,长期持久的民族互动,促使中原王朝形成了"天下观"与"华夷观"相结合的民族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产生了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政策,即"羁縻策";而这一政策在实践中的运用,西汉创制了"属国制",唐朝建立"羁縻府州"制,元代以后则以"土司制"为显著。这样,从经济、文化思想到制度实践三个向度中,维系了我国古代众多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在二千年的"羁縻不绝"中,由"因俗而治",不断地"属国"、"羁縻府州"和"土司"等转化为郡县制的"地方",使民族关系中的"多元"向"一体"聚合。这样一套制度体系能长期运行,证明它符合各民族的社会需要,它的持久性、稳定性和实践性促成我国古代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实体性质。

地域经济与羁縻制度--宋代广西左右江地区羁縻制度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元代以后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源于唐宋时期的羁縻制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从政治控制的角度讨论土司制度的起源。本文以广西左右江地区为例,探讨两宋时期该地区羁縻制度的建立、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元以后的土司制度。本文认为,该制度过程与当地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以及市场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羁縻制度到土司制度,是地方洞酋与王朝政治在两宋期间围绕着市场展开互动的结果。这一结果,又对元明以后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区域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羁縻与外交:中国古代王朝内外两种朝贡体系——以古代东北亚地区为中心

中国古代王朝的朝贡体系分为"内圈"边疆民族的朝贡制度与"外圈"周边朝贡国的朝贡制度,二者具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属性。从东北亚地区朝贡制度的角度出发,对两种朝贡体系进行历时性和全景式的考察,二者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是否被纳入地方行政管理体系"、"是羁縻建置的君臣身份还是具有独立性的藩属国身份"、"是否存在政治隶属关系"以及"是发展为民族地区建置还是被条约体系所取代"等四个方面,是区别中国古代王朝朝贡制度"内圈"与"外圈"的核心标准。

安东都护府别议

唐灭高句丽后,在今辽宁桓仁、宽甸、凤城一线以南的高句丽故地共设9都督府、42州、100县,在此以北的辽东地区设辽东州都督府(下辖州县);在百济故地设熊津都督府,在新罗设鸡林州大都督府,皆隶属于安东都护府。但由于高句丽故地的叛乱,此都护领兵镇守下的羁縻都督府州体制未能完全贯彻;叛乱平定后,安东都护府内迁,辖区实与辽东州都督府重合,形成直属城傍羁縻州并监管辽东州都督府的局面。营州之乱后,大祚荣东奔建国,高句丽故都国内城附近地区皆为其控制,唐朝因而裁撤安东都护府和辽东州都督府,另设安东都督府,并以高句丽王室后裔任安东都督,转行羁縻都督府体制。此后虽然恢复安东都护府建置,但迁徙至平州、营州境内,已成为领兵押领契丹、奚的机构,性质、职能皆与此前大相径庭。

论中原王朝的边疆治理模式:理念、制度与实践

王朝国家的疆域及疆域治理存在着鲜明的"核心—边缘"二元化格局。受到国家形态、国家能力、疆域文化和边疆自身独特的治理生态等因素的影响,中原王朝的边疆治理模式总体上呈现出松散性特征。治边活动遵循着"华夷之辨"和"成本—收益"的双重取向,二者之间又相互强化,衍生出一种以王朝利益和核心区利益为本位的内向型的边疆治理理念。受到这种取向和理念的根本性影响,中原王朝进一步形成了以因俗而治和羁縻治策为内核的羁縻性边疆制度。在这种制度框架下,边疆治理目的主要局限在政治控制和疆域统合层面,治理对象限定在民族精英阶层,治理尺度处于"治"与"不治"的中间状态。

四季蜜龙眼夏季开花坐果特性及传粉昆虫种类调查

为了解四季蜜龙眼夏季开花坐果特性和传粉昆虫种类,于夏季开花期间选定花穗记录雌雄花和果实数量,并以随机网捕方式采集传粉昆虫进行鉴定。结果表明:四季蜜龙眼夏季花期平均每穗开花天数为12.9天,雌雄花比例为1:6.57,授粉受精期的温度处于25～36℃之间,在较高的温度条件下雌花坐果率达到27.6%;雌花脱落占雌花数的11.1%,小果脱落占雌花数的61.3%。传粉昆虫有5目13科21种,以花金龟科的种类最多,占总数的33.3%;其次为蜂类和蝇类昆虫,分别占总数的30.1%和24.1%。

‘四季蜜’龙眼成花调控技术研究

为调控错开正造花期集中成批开花,以‘四季蜜’龙眼为试材,研究春季修剪、结果母枝单元生长和生长调节剂对调控成花的影响。结果表明,结果母枝单元从促芽修剪到第2或第3次梢转绿、适于进行成花调控需93.3～156.1天。叶片呈浅绿至绿色时开始应用多效唑、乙烯利、细胞分裂素进行成花调控,试验设17个处理,都能促进‘四季蜜’龙眼成花,抽穗枝率为55.1%～98.4%,抽穗整齐率达92.1%～100.0%。根据试验结果,推荐在‘四季蜜’龙眼叶片呈浅绿至绿色时开始进行成花调控,喷布75mg/L多效唑和142.8mg/L乙烯利混合液,待顶芽萌芽时喷布37.5mg/L多效唑和142.8mg/L乙烯利混合液,之后如果出现冲梢趋势喷布25.5mg/L多效唑。

“土司制度”在渝东南的渐进推行过程研究——以“秀山地区”为例

羁縻政策、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这三个概念在有关地方历史文献中的含义是不能混同的。秀山地区作为渝东南民俗文化多样性生成的特定地域,与封建中央王朝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羁縻政策实施有直接关系,国家行政区划秀山地区的出现,是历史上"大一统"国家观念通过羁縻政策、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在该地区推行千年的政治文化成果。

民族政策、共同体利益和政治权力——兼论国家结构形式对认同政治的影响

从王朝国家时期以"羁縻制"为代表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国家时期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政策间的比较研究,分析在国家结构形式内部中央权力主体和民族地方权力主体之间的利益争夺和利益妥协,进一步厘清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中央和民族地方权力主体间权力运行分配机制,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形态下的民族政策所体现的民族共同体利益和政治权力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探寻认同政治视域下民族政策背后其国家政治权力与利益的互动关系。

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关系新探

羁縻制度产生于秦汉,盛行于唐宋,土司制度则产生于元代,盛行于明朝,衰落于清代。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其实都是土官制度,两者分别是土官制度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即羁縻制度是土官制度的初级阶段,而土司制度是土官制度的高级阶段。虽然土司制度是羁縻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但是两者之间并不是自然而然递嬗的关系,除了经济因素外,还需要其他的具体的条件和因素。

从羁縻之道到条约外交

随着中国与西方列强条约关系的建立和深化,清政府的外交模式逐渐发生转变。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仍以羁縻理念和思路应对新的中外关系,但无法如同古昔一样运用这一传统的驭外之道。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对外观念亦随之转化,传统与近代混合交织在一起。经过甲午、庚子,它进一步舍弃了羁縻之道,确立了条约外交意识。中国外交出现了新的趋向,传统的驭夷走向了近代的外交。

川西北羌族探源——唐宋岷江西山羁縻州部族研究

本文从历史民族地理角度 ,探讨了川西北羌族的渊源 ,认为唐初岷江上游西山地区各羁縻州的部族属于冉、左封、昔卫、葛延、向人、望族、林台、紫祖、四邻、白狗、千碉等羌人部落 ,其后又有涉题、特浪、辟惠、那鄂、渠步及西山八国诸羌内徙该地区 ,至宋 ,融合为茂州羌和维州羌 ,他们是川西北羌族可考的祖先。

强力与绥怀:辽宋民族政策比较研究

辽宋都继承了唐朝在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的政策,奉行因俗而治的方针,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立了具有民族特点的行政建置。比较而言,宋对少数民族的统辖不如辽紧密。辽宋民族政策的差异,主要是因为辽契丹统治集团与宋汉族统治集团的政治理念不同,前者重在强力统治,以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和兵力的补充为目的;后者则重在绥怀,以寻求民族地区的稳定为目的,不惜以钱、物的赏赐来赢得少数民族的臣服。辽宋这两种不同的民族政策,对以后的各王朝都具有相当影响。

论宋元时期广西羁縻制度向土司制度转化的原因

宋元是广西羁縻制度向土司制度转化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原来在广西实行的羁縻制度弊端不断显现,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随着朝廷统治广西思想的变化,羁縻制度下松散的统治方式与朝廷的统治思想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因此,羁縻制度被土司制度所取代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广西羁縻制度向土司制度转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基于当时广西地区的社会现实,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云南文山地区封建历朝统治政策研究

历代王朝根据文山地区的特点,采取了不同于内地的统治政策。秦汉至唐宋时期,对文山地区重在羁縻而约束不足,管理的随意性较大且制度性特征不明显;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势力日益深入文山地区,统治逐渐向纵深发展。这些统治政策的实施,总体上有利于文山地区社会的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其历史作用应该给予肯定;但也应看到,其本质上仍是一种"以夷制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民族统治政策。

论唐代中央政权对契丹、奚人地区的羁縻统治

唐代曾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置羁縻府州,其中最早设置的是契丹、奚人地区的松漠都督府与饶乐都督府。唐朝中央政权通过营州都督府、东夷都护府和平卢节度使对松漠、饶乐二羁縻都督府相继进行统辖和管理,负责抚慰、安置羁縻府州的部落;以武力维持边疆稳定与安全;管理二都督府对唐廷的朝贡以及与边地州县之间的经济活动。为了加强对契丹、奚人地区的统辖,唐朝曾一度对松漠、饶乐二羁縻都督府实行留宿卫、驻兵与和亲政策。唐朝设置羁縻府州以后,促进了契丹、奚人社会的发展进程,为其日后由部落联盟阶段直接向封建社会飞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黔中地区唐宋羁縻时期考古遗存探究

黔中地区唐宋时期墓葬中不仅有铜镜、铜钱等中原文化元素,更有浓厚的土著文化因素;与此同时,墓葬表明当时社会贫富分化已很严重,少数上层社会成员占有比较多的财富。在唐宋羁縻制度和朝贡体系双重作用下,以汉移民和土著大姓为核心,汉移民与土著之间保持着长期稳定的交往和深度融合发展,延续和丰富了魏晋南朝以来的夷汉关系。这种夷汉关系和政治文化格局,成为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黔中长期实行土司制度的重要原因。其中汉移民大姓宋氏的发展模式代表着黔中历史的这种走向。

唐代漠北铁勒诸部羁縻府州的建置与移徙

铁勒是我国古代北方重要民族之一。唐代漠北铁勒诸部之地是唐王朝建置羁縻府州的重点地区,成为唐朝北部疆域的组成部分。贞观二十年,铁勒九姓十二部归降唐朝。同年十二月,诸部酋长亲赴长安城朝觐太宗皇帝,再次"乞置官司"。贞观二十一年正月,唐廷正式创建漠北地域羁縻府州,凡6都督府、7州,共计13个行政单位。迄永徽三年(652)六月,增置2都督府、5州。通前共有8都督府、12州。永徽四年迄天宝十四年间,漠北铁勒诸部羁縻府州大多随部落各自移迁,曾分布在陇右、关内和河东三道北部。

安南都护府与唐代南疆羁縻州管理研究

安南都护府是唐朝设置在南部边疆地区的重要军政机构。唐代中央王朝主要通过安南都护府实现对南疆各正州和羁縻州的有效控驭。尽管唐从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出发,对南疆羁縻州的控制与管理采取了与正州不同的统治方式,但从根本上而言安南都护府辖下不管正州或羁縻州,无非政权形式的差异而已,统由安南都护节制,同属唐帝国国家主权之下的地方行政区域则并无二致。唐代在南部边疆地区所推行的这种酌依其俗、灵活制宜的羁縻政策,并不强行国家权威在岭南一隅的一蹴而就,却是因地制宜,因俗而治,旨在通过羁縻州制渐进式地推进国家力量在南部边疆的渗透。而安南都护府辖下正州、羁縻州之行政地位升降变迁的历史现象,实质正生动地演示了唐代国家权威在南部边疆或强或弱的渗透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