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据挖掘探析《景岳全书》痹证用药特色及组方规律

目的 使用数据挖掘技术探析《景岳全书》治疗痹证内服方药所体现的用药特色及组方规律,启迪现代临床组方用药思路。方法 通过对《景岳全书》中内服治痹方所涉及的药物进行整理归纳,使用Microsoft Excel(2019)对《景岳全书》治痹内服方所用药物进行频数统计,使用IBM SPSS 25.0、IBM SPSS Modeler 18.0中Apriori算法,进行聚类分析和关联规则分析,探求张介宾治痹用药特色及组方思想。结果 《景岳全书》共计94首治痹方剂,涉及药物140种,累计用药794次;用药频次最高的前15味药分别为甘草、当归、川芎、茯苓、防风、羌活、白术、肉桂、牛膝、人参、熟地黄、附子、陈皮、白芍、苍术;所使用的药物主要为温性药,药味以辛味为主,主要归脾(胃)经,补虚药使用总频次最高;对使用频次最高的前46味药物进行聚类分析,得出枳壳-桔梗,陈皮-半夏,槟榔-紫苏叶等18组药物组合;对用药频次最高的前46味药物进行关联规则分析,得出等甘草-人参-茯苓,甘草-人参-白术、当归-熟地黄-川芎等13组药物组合。结论 张氏治痹重视补益肝肾、培补真阴,辨证论治而强调祛除寒邪,擅长健脾益气、调理气机以祛除痰湿之邪,强调活血化瘀药物的使用。

中国中古音乐史研究的“新感受力”——评《伎乐与乐伎:中古音乐的历史映像》

作为中国音乐断代史之一的中古音乐史,其具有不同一般的时空维度和“中世性”的历史文化特质。夏滟洲的《伎乐与乐伎—中古音乐的历史映像》,以新的学术视域、学术术语和学科范式,将公元3~9世纪的中国中古音乐制度、音乐人、音乐活动、文化区域等历史事项,置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交互的学术场域,集中研究中古音乐的主体—伎乐与乐伎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特质,构建了中国中古音乐新的“历史映像”,显示出有别于同类研究的“新感受力”和学术张力。

《隋书·经籍志》在日受容研究——以《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为例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现存最早的日本敕编汉籍目录,其内容、体例和思想主要参考了我国唐初时期著录最全的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体现了多元受容的思想,可供目录学研究。文章主要从著录致用性、分类有序性、伦理价值性等方面,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和《隋书·经籍志》进行由浅入深的对比研究,并得出结论:古代日本对中国目录学的受容策略、经验与智慧,有助于完善展现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和实践体系及其影响。

“书籍之路”视域下的《随求自在陀罗尼功德经》考论

以《随求自在陀罗尼功德经》的考证为例,说明中日间存在一条“书籍之路”。《随求自在陀罗尼功德经》实为《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的略名,译者为唐代僧人宝思惟,他来洛阳译经之前曾在长安西明寺。结合中日两国后世的佛经目录,分析该经的译者、译时、译地、内容、同经异译状况。最后,从论证经文引用的文献入手,考察中日两国间“书籍之路”的相关问题。

天回医简《脉书·下经》中的不言脉疾病及类病思维

天回医简《脉书·下经》的第一部分中有大量不言脉的疾病,它们按照风、痹、蹷等共通症状为主要分类手段。该部分独立于言脉疾病之外,但又以经脉为隐藏参照核心,和言脉疾病一样承担着诠释“病久则变化”的功能。言脉与不言脉疾病的分类系统具有“表里”的对应关系:言脉疾病是“表”病的疾病分类系统,与镵石针艾治疗手段相匹配;不言脉疾病是“里”病的疾病分类系统,与毒药(汤液)治疗手段相匹配。同时,二者在疾病的诊疗中又都依靠色脉诊的信息,同属于脉诊系统。所谓类病思维,即是分析古人以类划分疾病的方式来判断其思维模式。《脉书·下经》中的疾病分类方式及其匹配的治疗方法源于先秦秦汉时期医学以症为纲式的辨治方式,又在辨治方法的系统化需求下孕育了辨证治疗模式的萌芽。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探讨张景岳治疗淋浊用药规律

目的:基于数据挖掘技术探讨张景岳治疗淋浊的用药规律。方法:收集并规范《景岳全书》中张景岳治疗淋浊的方药信息,建立数据库。利用SPSS Modeler18.0、SPSS Statistics26.0、Cytoscape3.9.1等软件进行药物频次、频率分析,以及药物关联、聚类分析。结果:共获得方剂55首,使用中药105味,105味中药使用总频次为386次。28味高频中药(频次≥5次)中茯苓使用频次最高,按功效统计,补虚药有13味,居第一,其次为利水渗湿药6味。药物关联分析得到茯苓→远志、人参,山药→山萸肉等8个药物关联规则,药物关联网状图得到茯苓、人参,山药、山萸肉,茯苓、远志,木通、栀子等关联度较高的药对。聚类分析得到“山药、山萸肉、熟地黄、肉桂、菟丝子、韭菜子、杜仲、巴戟天、牛膝、五味子、牡丹皮”“当归、白术、人参、远志、茯苓、炙甘草”“黄芩、麦冬、生地黄、泽泻、猪苓、车前子、灯心草、木通、栀子、甘草”3首核心处方。结论:张景岳治疗淋浊主张补虚治本,利湿治标。补虚治本重在脾肾,脾肾亏虚型淋浊以温补升提为主,稍佐甘淡渗利,并根据证候特点运用收涩、宁心、助阳等药物。利湿治标不拘寒热,首推茯苓甘淡渗利,膀胱湿热型淋浊以清热、利湿为主,亦灵活辅以牛膝活血通淋。

孔子“正乐”与《诗经》歌本的形成

正乐是孔子矢志不渝的理想。他在周游列国返鲁之后的正乐,一是将周乐所用的乐歌逐一进行弦歌,将原本施用于礼仪的乐曲转化为可以独立歌唱的歌曲,将乐工所用的乐本转写为歌本;二是按照周乐的标准,对周乐所用三百五篇乐歌正声正音正字,确定了诗之四始,作为乐类的典范;三是清理了乐本中《雅》《颂》礼乐相错的形态,删除了大量重复的歌诗,实现了“《雅》《颂》各归其所”,以什相系歌辞。孔子正乐,是将鲁乐工所用的乐本转写为可以弦歌的歌本,确定了今本《诗经》的基本形态。

《诗经·行露》与周初“乐舞教化”礼制

《诗经·行露》一诗,所谓表现周初“男女之讼”之说不准确,此诗当根据表演性的仪式舞蹈改写而成。周初有“召伯”之类的公卿大夫于仲春时节巡守“听讼”礼制,于仲春男女婚配时节,通过歌舞形式对男女青年“告诫”(教化),将彼时男女青年的婚姻纳入“礼”的轨道。诗中“谁谓雀无角”之雀,指“南方朱雀”之“角”,即称为“鹑首”的东井、舆鬼两星宿。歌舞者装扮成“鵻鸟”,是模拟天上的井、鬼两星,两星的星占特点关乎执法、牢狱等。这是周人以“神道设教”,对百姓进行“教化”的具体表现。诗中“谁谓鼠无牙”之“鼠”,在当时也是礼仪的象征。《行露》绝非所谓的民歌,其作者大约是周代的乐官或史官,作成于西周晚期或东周初期。

“古书”视阈下《神农本草经》成书时间研究路径初析

学界关于“《神农本草经》成书时间”的探讨主要有7种结论,但大多数结论未能基于“古书”视角而论。古书的成书与流传是一个复杂过程,其具有“材料来源多元、作者群体多种、创作思维多样”等文本生成特点与“多线性、嵌合式、长时期”等文本传播特点。因此,《神农本草经》或已收录于《汉书·艺文志》中,其初本亦可能于民间“医技秘传”过程中即已形成,而陶弘景所辑入四卷本是其修缮本。故而,现有结论仍值得商榷,此问亦可继续探研,但关键是要把握《神农本草经》是“古书”这一本质属性,且需辅之以地下出土之材料为证,真相方可水落石出。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俞樾佚札考论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东方文献中心藏《明清名家书札诗稿》中有俞樾致其弟子徐琪信札一则,以往相关书信集均未刊布过,可与俞樾其他书札及诗文呼应对读。经考证,此札作于1891年12月21日,内容主要涉及俞樾与弟子徐琪之间的诗词唱和、著作刊刻及日常家事,反映了俞樾深厚的学术涵养、矛盾的著述思想、晚年的生活情趣及平和的人生态度,也体现了晚清特殊文化背景下一代儒林宗硕与弟子的浓厚情谊。此札为研究俞樾的文学观、俞樾著作的刊刻情况及晚清士人生活等相关问题提供了新史料。

《景岳全书》非风辨治刍议

非风是张景岳提出的一个新的病名,其实质为现代医学中的中风病。从梳理《景岳全书》可知,张景岳对于非风与中风作出了严格的论证与区分,提出了本病的根本原因是内伤积损,从病因病机的角度深入地分析了非风出现的本源,并把扶正作为治疗非风的主要原则。通过阅读《景岳全书》,参阅相关文献,对张景岳论治非风的主要辨证及用药思路进行浅析,旨在为临床上治疗中风及其后遗症提供系统的诊治方法。

《切韻》系韻書用於記録吴方言詞的中古新增字三例

《切韻》系韻書記録了大量中古新增字,有些新增字是方言詞進入標準語詞彙系統引起的。本文選取《切韻》系韻書中吴方言詞的三個例子,分别例説方言詞引起中古字形新增的三種類型。方言詞和中古新增字研究不單純涉及漢字字形問題,還涉及漢語方言和非漢語成分的識别問題。該類研究有助於拓展研究視野,以觀察漢語及漢字複雜的來源、形成和演變過程。

两对家蚕品种人工饲料适应性试验初报

为探索家蚕品种对人工饲料的适应性,进行了菁松×皓月、兴安秦源2对家蚕品种全龄人工饲料育、小蚕人工饲料育、全龄桑叶育3种饲育形式生产试验,分析不同饲育形式下人工饲料对体质、全茧量、茧层率的影响。试验证明:人工饲料对蚕儿体质无显著影响;桑叶育全茧量、茧层率显著高于人工饲料育。

周以诗乐化俗

周用诗乐代替舞乐来教化风俗,取得了显著成效,社会秩序维持了长期的稳定。诗乐可以引导正确的感官,引导正确的认识和行为。诗乐可以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养成顺气与和气,培植稳定的、优良的德性。诗乐可以调节夫妻间的关系,实现性别的和谐;可以调整君臣间的关系,实现阶层的和谐。诗乐通过从上至下的风和从下至上的谏来教化风俗,使得小的风俗统合为大的风俗,旧的风俗转化为新的风俗。跟礼制、法制和行政比起来,诗乐更深入、更持久、更稳定,是最好的教化手段。

《诗经·大雅·绵》“曰止曰时”释义商兑

《大雅·绵》乃《诗经》中颇具代表性的长篇史诗,诗人记叙了太王迁岐开荒及文王伐戎安邦的历史事件,歌颂了周朝圣王的敬德保民与勤勉笃行。对于“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一句中的“止”“时”二字,郑玄释“止”为“止居”、释“时”为“是”,及至清代中叶,王引之则以古人的行文之法为据,释“时”为“跱”,认为“止”“时”同为“居止”之义。然而,斟酌文义并考察字词用意,进而参照古人的占卜实践和《诗经》的行文通例,不难发现,王氏之说亦有未安,“时”当通“善”,“止”当通“祉”,二者同为“吉”义。所谓“曰止曰时”紧承上文“爰契我龟”,是对太王占卜迁岐并获吉兆的正面陈述,也是对太王顺应天时、估量地利并赢得民心的侧面烘托。

“插架皆稀觏,琳琅富吾齐”——书周晶先生《桑榆书谭》后

《桑榆书谭》是当代山东藏书家、齐鲁书社编审周晶的论文和随笔集,共收录了不同时期有关书人书事记述,以及齐鲁地方文献研究的26篇文章。分置于“蠹痕书香”“方塘问渠”“高松景云”“傍山杂编”四辑之中。本文通过全面介绍《桑榆书谭》的内容和体例,条分缕析地探求了周晶的书文化情结,及其有关书文化的主要贡献,从而具体揭示并弘扬了当代藏书家的人文精神。

《易林》在易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焦延寿所著《易林》一书,在西汉易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在易学思想上,《易林》上承孟喜之卦气说,开创“焦林值日”法,并将“阴阳灾异”说、“五行”说、“纳甲”说等说易方法传授于京房,下启京房之象数易学,最终促使孟、焦、京易学体系的形成。焦延寿还在占筮方法上进行了革新并启发了京房的“金钱代筮法”。焦延寿在《易林》中大量采用四言韵语林辞,极具文学价值,对后世易学著作注重文辞的文学性,产生了深远影响。

基于《景岳全书》探讨卫气与汗证的关系

汗证是以汗出异常为主要表现的病证,现代医学中的多汗症可归属于中医汗证范畴。中医论治汗证历史悠久,疗效显著。明代医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对于汗证有较为系统的认识,认为汗的启闭由卫气所主,自汗盗汗各有阴阳之证,治疗应以此为基础,详察病机,辨证施治。其对汗证的相关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后世治疗汗证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明确指出了卫气对于汗的重要调节作用,启示临床诊治汗证既应以阴阳为本,调和阴阳,亦应重视调护卫气。从《景岳全书》对卫气与汗证的有关论述,探讨卫气与汗证之间的联系,以期为临床治疗汗证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

基于数据挖掘探析《景岳全书·杂症谟》治疗吞酸类病的用药规律

目的总结张景岳治疗吞酸、反胃和嘈杂的用药规律及学术思想。方法收集《景岳全书·杂证谟》中的方剂,依托中医传承计算平台V 2.5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共收录方剂73首,药次60味,使用频次排名前5位分别为:甘草(38)、陈皮(36)、人参(32)、茯苓(26)、干姜(26),药物四气以温、平为主,五味以甘、辛、苦为主,归经以脾经最多,功效以补虚类药最高,核心药物组合54组,药物关联规则26条,聚类分析得到新方6首。结论张景岳治疗吞酸、反胃和嘈杂总以扶阳抑阴,主以温补脾胃、行气导滞、辅以扶正益气、健脾养血、祛湿化痰,用药以甘温、辛苦为主。

孔子的礼乐人生模式

《诗经》在先秦时期差不多可比拟今日之“教材”,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在古代社会,礼设定了各阶层成员的行为规范,子曰“不学礼,无以立”;从“十有五”志学于“诗”“礼”,到学“乐”以“成和”,达到“礼乐人和”的天命境界,进而走向“诚”“明”,最终“从心所欲,不逾矩”,实现礼乐的“中庸”,这便是孔子的礼乐人生模式。这一“范式”渊源有自,并非遥不可及,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敏以求之”的“志学”路径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