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房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的法教义学阐释

商品房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的法教义学阐释是要厘清商品房消费者物权期待权在法律适用中内容属性、请求主体及效力顺位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在内容属性方面,商品房消费者物权期待权是指购买商品房用于居住的消费者所享有的类似所有权人的地位,其权利结构呈复合型,即优先权、购房款债权和生存权的结合;在本质上是法定担保物权,并非是能够优先受偿的债权。在请求主体方面,其仅限于具有生存权益的商品房消费者享有,以房抵债受让人不在其中。在效力顺位方面,其效力不仅优先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亦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如此设置,不仅符合法律逻辑,也符合实践需要。

《民法典》体系化下船舶物权变动规则解释论

因《民法典》和《海商法》欠缺船舶物权变动条件的规定,学界对此形成了“交付说”与“合意说”两种认识,两种认识的分歧缘于交付主义对船舶法律属性的认识偏差及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思维惯性。在我国《民法典》对物权变动采取形式主义和意思主义二元模式并存的背景下,船舶物权变动“登记对抗”规则与动产物权变动形式主义模式下的“交付说”并不契合。为此,解释船舶物权变动规则,应以船舶作为准不动产且其交易需注重内部安全的价值判断为逻辑基点,综合运用目的解释、比较解释以及体系解释等方法,诠释《民法典》体系下船舶物权变动的意思主义模式,阐明船舶物权变动中“登记对抗”构造的真意,考虑船舶物权与地役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变动规则的一体化,以合意生效弥合我国现有船舶物权变动规范的不完整,并通过未来修改《海商法》予以完善。

担保物权司法解释的缺陷

担保法司法解释是担保审判实践的重要司法文件 ,其基本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但该解释对担保物权的规定存在着许多缺陷。分析这些缺陷 ,有助于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正确适用。

股东知情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分析《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相关规定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的固有权利,是保护股东合法利益和公司利益的重要方式,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进行了基本的规定,2017年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进一步强调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但仍存在着查阅权涉及的内容范围较小、股东知情权的主体资格认定不明确、司法救济程序不完善等问题。为此结合列举式和概括式的方法将股东查阅权的范围囊括会计原始凭证以及能够真实准确反映公司经营的特定材料,进一步明确行使知情权的股东的界限,设立检查人制度,以建立更加完善、操作性更强的保护股东知情权的法律制度,保障股东和公司的合法权益。

民法典时代司法解释的重新定位——以隐私权的规范为例证

司法解释因其"立法化"的品格而扮演着实质法源的角色,亦在我国司法审判中发挥指引功能。在民法典编纂的视域下,司法解释系属《民法总则》法源条款中的习惯法,应当继续发挥其辅助立法、引导司法的功能,同时宜适时对司法解释做出整理与归并。就典型事例来观察,隐私权在我国的发展轨迹为司法解释的上述功能提供了典范。

论双方父母赠与夫妻的不动产之归属──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8条第2款之我见

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8条第2款的规定,"双方父母赠与夫妻的不动产"被认定为按份共有。这既不符合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之精神,也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宪法》的基本精神,且不符合私法的价值取向。因此,它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应当对其进行适当修改。

准不动产的物权变动要件——《物权法》第24条及相关条款的解释与完善

通过对《物权法》第24条及相关条款进行文义解释与逻辑解释可知,准不动产物权(抵押权除外)的设立与转让实行"交付生效+登记对抗"的规范模式。这种模式存在一定的缺陷,而且导致善意取得构成要件的解释结论限制了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将来把《物权法》编入民法典时,应当对第24条、106条进行相应的修改。

论全面贯彻实施民法典的现实路径

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典"命名的法律,它是市民生活的百科全书,保障民事权利的宣言书,也是经世济民、治国理政的重器。民法典的颁布必将为实现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全面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全面实施民法典,需要清理现行的法律法规,做好新旧法律之间的相互衔接,应加强相关法律的立改废工作,同时应当将立法解释作为民法典规则补充、更新、解释、完善的重要手段。还必须强化依法行政以规范公权、保障私权,全面贯彻实施民法典也应当加强司法解释的清理和制定工作。

香港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争议——从基本法与普通法关系的角度

香港回归以来,基本法在实行普通法传统的香港法院的司法适用中,出现了以普通法方法适用基本法及以普通法解释基本法的现象,突出体现在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和基本法解释权的行使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基本法与普通法法律推理和法律思维方式的差异,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分歧,基本法有关制度和制度执行的缺失。应正确处理普通法和基本法的关系,推动普通法事后审查制度的常态化,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权等方面规范基本法的司法适用。

欧洲人权法院“活的文件”判例法的发展、性质及出路

近年来,欧洲人权法院针对《欧洲人权公约》的解释问题发展出了“活的文件”判例法。借助其他国际法渊源、缔约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发展形成的最新共识,欧洲人权法院对《公约》条款作出演化解释,拓展相关权利的内涵,推动《公约》某些概念的含义与时俱进。但是,欧洲人权法院在没有得到《公约》授权或缔约国认可的情况下,在部分判决中施加新的缔约国义务或增加新的权利限制理由,实际上是为《公约》创设新规则的司法造法活动,超出了《公约》赋予法院的职权范围。以“活的文件”为名的司法造法活动并不是条约演化解释,也欠缺合法性和合理性。即便是针对《公约》条款作演化解释,也应该是基于缔约国嗣后在相关领域形成的观念或实践共识。因此,欧洲人权法院只有从“活的文件”判例法中抽象出演化解释的适用条件,包括适用前提、适用依据、适用范围和限制条件,才能使“活的文件”判例法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契约婚姻视阈下妇女财产权益的法律保护——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思考

现代契约的精神来自罗马法,而婚姻本身确实具有契约的外观和某些属性。从法律上看,婚姻可视为平等的异性主体之间就共同生活缔结契约而形成的法律关系。当今我国社会,离婚率不断攀升,且关键问题之一便是财产分割,故婚姻中妇女的财产权益保护已成为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本文从契约婚姻的视角,对婚姻中妇女财产权益的保护进行探讨,通过反思《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有关规定,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与对策,为婚姻关系中妇女财产权益的法律保护提供一种理论上的探索与思考。

夫妻离婚时房屋产权归属规定评析——以婚姻法解释三为视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婚后父母为子女出资买房归属、一方婚前按揭买房归属和夫妻购买父母房改房的归属作了详细的规定。对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起到了指导作用,为不同地方法院作相同判决奠定了基础,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司法的统一性。但是这些内容是按照一般财产法的原理进行设计的,其与婚姻法和此前的司法解释相矛盾。

论股东知情权的保护、规制及其完善——对《公司法》与《〈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相关规定之反思

知情权乃是股东的一项基本权利,对其进行保护、规制是《公司法》应有的题中之义。结合文本与实践,可发现《公司法》在股东知情权方面的规定存在明显缺陷:知情权的行使主体欠明确;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较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不必要限缩,且"会计账簿"概念所指不明;对公司以"不正当目的"为由抗辩股东知情权行使的规定失之粗放;对帮助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辅助人员制度未予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虽对前述不足进行了一系列补正,但仍遗留下部分问题:未明晰隐名股东、出资瑕疵股东、新股东的知情权问题;未赋予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以会计账簿查阅权,对"会计账簿"概念是否含会计文书、会计原始凭证等信息材料亦未明确;仅将辅助人员的聘请锁定在"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前提下,对股东在尚未诉讼或无需诉讼时直接寻求代理、提供辅助的情况则留下空白。

意识不清患者紧急救治代理人制度的流变与展望

患者自主决定权早已为我国法律所承认。患者意识清楚,当征求其本人意见,但如意识不清,且处于紧急救治中,法律就应建立一套完善的代理人制度。该制度所确立的代理人应以患者最大利益出发,行使自主决定权,以期尽量接近患者本人之真实意愿。纵观我国意识不清患者紧急救治代理人制度的变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中的遗憾,笔者归纳出意识不清患者紧急救治代理人制度流变和发展的三个趋势。

罪刑法定视野下的刑法罪名命名问题研究——基于“两高”对《刑法修正案(九)》罪名所做司法解释与《刑法一本通》的比较考察

不管是刑事立法的具体内容,还是刑法罪名的形式命名,立法机关都应当充分地、尽最大可能地发挥理性的积极作用,从而实现吸收司法经验和运用理性逻辑的高度统一与完美结合。基于刑法的保障法地位、后置法角色和其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人权的终极旨归,在刑事立法方面应当坚持三个基本理念:刑事立法的独立性、统一性和谦抑性,这不仅是对刑事立法内容的要求,也是对刑事立法形式的要求。在刑事立法内容方面,不应仅仅关注条文的内容规定和修改,也应重视和加强对刑法罪名命名权的研究,着力纠正司法实务中基于惯常做法和不成文的旧例所形成的自带的"天然合法性"错觉。从根本上而言,由立法机关而非司法机关行使刑法罪名命名权,在形式层面上是法律保留原则的合法性要求使然;在实质层面上是罪刑法定对刑事立法的明确性要求。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以知识产权犯罪司法解释为切入点

根据我国著作权立法中复制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构成,可以认定,"复制发行"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必然是互不包容的两类行为,两高的司法解释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视为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行为,属于类推解释。类推解释使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司法解释领域的贯彻面临困境,刑法司法解释应避免类推制度借类推解释还魂的现象。

我国物权法定之“法”探析

我国物权法确立了刚性的物权法定原则,排斥了物权自由创设的可能。这种规定有助于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但同时也给新型物权的生成与确认造成障碍。因此,应当在坚持物权法定的前提下,适当扩大物权法定之"法"的范围。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以及习惯法、中国政府加入的国际条约等之外,还应当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包括在内。

论我国物权变动规则在破产程序中的适用——兼及《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六条的解读

我国《物权法》首次系统地规定了动产与不动产的物权变动规则。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这些物权变动规则原则上应当得到《企业破产法》的尊重,并作为破产财产认定及破产别除权认定的基本法律依据,但在具备充分而正当理由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做适当的变通适用。《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六条对《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进行了解释,澄明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也适用"交付生效"规则,圈定了"善意第三人"的范围,对破产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解析《婚姻法解释(三)》中的房产问题

2011年《婚姻法解释(三)》一经出台便引起了社会各界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尤其是对其中关于房产问题的法律界定更是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引发了较为二元极端化的评论与争议。如今《婚姻法解释(三)》已经实施了近五个年头,对其中某些具体规定的争论虽然渐趋和缓,但在不同社会群体中仍然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法律制定与法律实践本身就是对立统一的结合体,通过法律实践能够推动法律制定的完善。因此,如何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中回顾五年前的法律制定,无疑对下一阶段《婚姻法》中相关规定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论国际人权法中的罪刑法定及对中国刑事制度的指导

国际人权法上对罪刑法定作出规定,使罪刑法定的地位更显重要。以国际人权法上的罪刑法定为标尺,审视我国刑事制度,可以发现,在国际犯罪国内化、司法解释、空白罪状设置等许多方面,我国刑法还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因此,有必要遵照国际人权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制度中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