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批判哲学与超越问题——基于形而上学的视角

“超越”(transzendenz)构成了古典形而上学的“生死难题”。康德不仅是形而上学的批判者,也是形而上学的建设者,其思想正处在形而上学兴衰史的关节点上,其哲学中transzendental(先验的)与transzendent(超验的)这两个关键词就与形而上学的超越问题密切相关。在形而上学的背景下,康德批判哲学的体系试图“调和”超越与内在,其批判哲学体现为某种从“绝对的超越”向“内在的超越”的转向,从而决定了形而上学的“命运”:形而上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完成,也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终结。

康德“批判哲学”走向美生本体论的思维进路

从“批判哲学”的整体考察康德美学的思维进路和最终形态,应坚守其以宇宙整体为视域的有机系统观的方法论。在其认识论、实践论和本体论中逐步推进的对现象和物自身之间关系的探究,就是其美学思维逐步推进和深化的过程。特别是实践中开辟的自由小道,弥合认识论与实践论之间的鸿沟,而意志自由的确立,使审美鉴赏判断得以可能。鉴赏判断的主观合目的性向客观合目的性的转化,最终确立起以“本体的人”为自我生成最高目的的美生本体论。基于此,康德的形而上学美学具有“第一哲学”的性质。

康德早期之自然神学批判

康德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始于1755年,而其关于自然神学的考察则早在第一批判之前的《一般自然史与天体理论》和《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中就已经显现。在前一著作中,康德在阐述上帝与宇宙秩序生成的关系时,反对因“上帝之手”的干预而形成事物井然有序的现状这一自然神学立场,主张用自然规律来解释宇宙万物的起源和运行问题。而在后一著作及同时期的诸多逻辑学讲义中,康德在承继前一理论的基础上,借助对事物“本质”“自然”等概念的分析,具体探讨了自然对象、自然规律及上帝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借助“可能性”这一概念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诚然,关于康德前批判哲学时期的神学立场,已有不少讨论,但“建构的万有在神论”(constitutive panentheism)这一概括无疑更为契合康德的思想主旨,而其批判哲学时期基于范导性原则之上的上帝理念,无疑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理性批判与人的启蒙——重读康德哲学的当代意义

当代的理性危机呼唤着对理性批判的理性态度。在康德所展开的理性批判中,人的问题是核心问题。通过理性的批判而实现对人的启蒙,正是康德哲学的中心命意。在理性批判中所敞开的人的主体性和有限性的价值理念,是康德哲学遗留给我们的珍贵思想遗产。理性地对待理性自身,在直面人的有限性的前提下确认人的主体性,领悟人的存在的意义,敞开真实的人本身,应当成为当代理性的自觉意识。在人仍然成为"问题"的当代,人的存在仍然需要理性的启蒙。

论中国大学哲学通识教育的内容改革

哲学通识教育的内容改革应在中国本土化纲领的指导下,围绕现代学生的实际需要开展。哲学通识教育的内容应包含科学的理想信念,体现中国主流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批判思维训练,帮助大学生拓展国际视野、树立世界眼光。

青年马克思走向政治批判的“卢格因素”研究

青年黑格尔派构成了马克思早期理论发展的重要背景,然而在传统的哲学解读视域下,学界仅仅关注马克思与费尔巴哈、鲍威尔等人的关系,而对马克思与卢格的学术关联关注不多,这就使一些重要的问题被忽略。比如,在宗教批判占主导地位的氛围下,马克思究竟是如何走向政治批判的。卢格是青年黑格尔派政治批判哲学的创始人,引导了青年黑格尔派由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梳理马克思与卢格的理论关系,有助于我们回答青年马克思理论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比较清晰地勾勒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为青年马克思思想研究提供可信的历史线索。

康德道德哲学思想的起源和理论转向

对于康德前批判和批判时期的分界问题直接导致对其道德哲学思想转向的定位。至少早在18世纪60年代,康德的反思活动就已经奠定了其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经过60到70年代20多年的沉潜,我们发现康德的思想在主要的方面基本已经构筑起未来哲学的大厦,道德哲学也不例外。因此简单地从表面上对康德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期只具有形式的意义,而无实质的意义。

知识与信仰的对立与融通

不少学者受到康德哲学截然区分知识与信仰的影响,认为信仰不是科学、哲学研究的对象,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本文分析了知识与信仰的对立与融通。首先,知识与信仰对立的观点主要渊源于康德的理性批判理论。康德肯定科学真理的有效性,把上帝视为人自身的一种"悬设",为科学完全摆脱神学的束缚创造了条件。其次,结合黑格尔运用辩证法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分析了把知识与信仰对立的观点存在的局限。最后,从基本内涵上看,信仰不等于知识,而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人对世界的"整体立义"。

康德哲学的理论构想与现代回响

康德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他以其理性批判划分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不同领域,更以其先验哲学深刻影响了西方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与欧陆人本哲学的理论思路、基本走向。正是从诠释康德哲学的现代回响中,人们对康德的理论生命力有了更深的理解。

德国现代物理学家与康德哲学

19—20世纪之交,德国作为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和现代物理学革命的发源地,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物理学家,他们有着受召于康德而又走出康德的共同心路历程,继承和发扬康德的批判精神,创造了堪称一流的科学成就,展示了在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保持必要张力的科学认识论与科学方法论原则。

康德对形而上学独断论的理性批判

康德从历时和共时两方面理性批判了形而上学独断论。确立了批判哲学的历史地位,提出了独断论产生于无知,是人类童年的必然产物。康德的理性批判揭示了独断论的形而上学本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认识论的产生做出了很大贡献。有益于今天人们树立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发展观。

苏联哲学史范式的生成与反思

苏联哲学史范式是指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苏联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哲学思维方式。作为苏联哲学史范式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经历了萌芽、雏型、定形、完善的阶段,直至20世纪80年代的《哲学导论》才最终突破了这种哲学思维方式。有关唯物辩证法的起源、应用的问题成为主导苏联哲学思维的一个主要方面,而关于哲学思维与现实生活、政治意识的关系则成为苏联哲学史范式的另一主要方面。

桐城派与汉学关系辨析

从表面看,桐城派与汉学家的矛盾似乎起于个人恩怨,但从本质分析,学术分歧才是两者交恶的根本原因。晚清以降,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汉宋学兼综会通成为当时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桐城派出于现实的而非学术的原因,顺应了汉宋兼采的学术大势。

事实批判与价值诉求: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双重生成本性

马克思政治哲学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精神,蕴涵着事实批判与价值诉求的双重生成本性。马克思政治哲学诉求人类解放、自由与全面发展,这种价值诉求与对"资本的统治"的批判同时展开。在从政治与经济的"立体结构"中展开对现代性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为人类解放找到了一条超越现代性的理性之路。

康德的批判哲学和哲学的批判精神

作为人类哲学思想的"蓄水池",康德不仅以其批判哲学实现对传统哲学的根本变革,而且以其新哲学理念深刻影响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总体发展。康德的批判哲学开德国古典哲学之先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渊源,其贡献在于倡导并实践批判的精神。然而康德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当前,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高扬"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精神,"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由康德所奠定的那种高瞻远瞩的理性批判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珍惜和深思的。

康德批判哲学的“直观”与“直觉”解读--基于《纯粹理性批判》的文本分析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在表示“直观”相关的意思时,使用了两种不同表达,即“Anschauung”和“intuitiv”,部分学者在理解上将二者理解为同义,即“intuitiv”作为“Anschauung”的形容词形式,表示“直观的”。从历史思想逻辑角度,并结合文本和词源相结合的方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直观(Anschauung)”与“直觉的(intuitiv)”是有明确的区别和指向的,前者指代先验哲学的“感性直观”,后者指向未经批判的近代认识论的“理智直观”。只有在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区分中,康德的“直观”概念的思想内涵才能得以理解,从而才能更清晰、更深刻地把握康德批判哲学的历史内涵和时代意义。

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有漏洞吗——以《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和《遗著》为视角

主流观点认为,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是完整的,但是,"漏洞说"的支持者认为,由于缺乏"空间的优先性理论"和"具有统一性的物质理论",批判哲学体系底部"存在"漏洞",因此康德的中后期思想的路向就在于致力于修补"漏洞"。然而,因"漏洞说"受到一些学者激烈的反驳而必须受到审理。本文通过对支持者和反驳者争论焦点的考察和补证,认为批判哲学存在"漏洞"并且康德对其修补有据可查,如果《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为批判哲学提供了空间的图型,那么《遗著》则以"以太"为"基底"提供了新的物质力学图景,更为重要的是,用以太演绎来修复漏洞还具有统一知性的构成性和理性的范导性的方法论意蕴。

康德科学哲学思想的重要性:来自国际学界的研究

20世纪的多数研究者忽视康德的科学哲学思想。Plaass、Buchdahl和Friedman的经典著作改变了这种状态,使对康德科学哲学思想的研究成为当今国际康德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对这些研究的概要介绍表明,研究康德的科学哲学思想非常重要,国内学界对此问题应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