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即天命:董仲舒政治哲学评议

董仲舒作为‚群儒首‛,代表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董仲舒从形上学高度论证‚民心即天命‛,凡是赢得民心的政权,一定是顺受天命的政权;凡是丧失民心的政权,必定也是被天命所否定乃至废绝的政权。通过剖析‚民心即天心‛‚仁,天心‛‚天为民立王‛‚屈君而伸天‛‚臣道有为‛‚不敢有君民之心‛、尚忠义、贤能治天下、‚逆命‛与‚顺命‛等等一系列命题与思想,我们发现董仲舒力图论证政治哲学根本性问题:何为政治之善?董仲舒的回答是:超越现实私己利益,将现实政治制度、政治决策、政治伦理、制度伦理和社会政治理想目标建立在儒家仁义这一文化依托与道德精神之上,以是否‚爱民‛作为政治原则,以是否顺应民心、是否符合仁义作为社会政治最高圭臬与终极奋斗目标,就是政治之善。为天下立法,是董仲舒孜孜以求的社会使命。

从“三才”到“三纲”:董仲舒王道观之嬗变

董仲舒王道观由“三才”向“三纲”之嬗变,蕴含着由法天以为仁到本天以立仁(人)的思想。这同时意味着“元”机展露与开显。纵向层面,董子之天备具了本然性根基,从而使天哲学乃至“天人一”得以确立;横向维度,天地人以及物共“元”之性而成“天下一”。董子王道观于“元”的确认中从终极意义上证成了王道本正的先天依据,并由此建构了“天人一”与“天下一”统一的“王天下”图式。

董仲舒王道政治思想的六重维度

董仲舒王道政治思想可以归纳为民本、天道、君主、秩序、伦理、制度等六重维度。民本论、人性论、德治论、教化论等主张构成了王道政治的民本维度。奉天、法古、崇圣、受命构成了王道政治的天道维度。屈伸之义、任贤制官、尊君卑臣、君德修养构成了王道政治的君主维度。大一统、五正、调均、太平构成了王道政治的秩序维度。三纲五常、礼乐仁义、道义、尊礼重信构成了王道政治的伦理维度。郡国二元制、守常、改制、存二王后构成了王道政治的制度维度。董仲舒王道政治思想的六重维度在天的涵摄下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

《公》《穀》“取郜大鼎于宋”发微

“取郜大鼎于宋”为《春秋》鲁桓公二年所载之文。《公》《穀》二传皆肯定鲁桓公“受赂而还,以成宋乱”的历史事实。基于此,《公羊传》又批评宋国灭郜取其鼎。在义理阐发上,《穀梁传》言“名从主人,物从中国”,颇重亲亲与尊尊之间的张力,并强调夷夏之分。《公羊传》则欲通过“器从名,地从主人”申明孔子寓《春秋》中“兴乱继绝”的万世之法。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家在形名问题上的相关讨论,可以视作孔子正名思想的经学化解读。就“取郜大鼎于宋”所阐义理来看,二传所述各有所长,呈现出《春秋》学内部不同的诠释学特色。

国家治理与中国哲学的起源

“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表达了孔子关于国家治理的基本原理:遵奉天道。这一论断的义涵既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更是宗教的。孔子关于天道的论述,最为经典的当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相当多的哲学家同意“哲学出自宗教”之说。在古代中国,宗教与国家是一个存在体,因而“出自宗教”即“源于国家治理”。从“国家与宗教一体=国家即宗教、宗教即国家”的演绎,国家起源当从宗教演变中判定。天道论是国家治理的核心理论,中国哲学从天道论展开。

郭店儒家竹书思想新论——以孔子为中心

在《尊德义》篇中,孔子提出了“尊德明伦”的道德主义的政治和伦理主张。在《六德》篇中,孔子提出了六位说和三大法说,系统地总结和建构了中国古代的位分伦理学说。在《成之闻之》篇中,孔子提出了求己反本的修身哲学,并将天常与六位贯通起来,意义重大。在《性自命出》篇中,孔子提出了“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重大命题,贯通了生性和天命两者,构建了性命论学说,为儒学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石。在《穷达以时》篇中,孔子对时命与德行作了分判,高度肯定了德行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唐虞之道》篇中,孔子提出了“禅而不传”“利天下而弗利”的尧舜王道的政治理想。总之,孔子思想在郭店儒家竹书中得到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体现。

周敦颐“内圣外王”思想研究

“内圣外王”是儒家甚至整个中国哲学的重要话题,而生活于儒家与佛、道论争时期的周敦颐在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的“内圣外王”思想,表现出较强的创新性。周敦颐的哲学体系以“太极”宇宙论和“诚”本体论为核心,并将圣人作为天道向人道转化的承接者,围绕着圣人、道德本体之“诚”以及动与静之间的关系,构建了“内圣外王”之修养工夫的理论体系,并且得出圣人是可学的、也是可以达到的结论。“内圣”的目标是以圣人为道德榜样和理想人格,在对本体“诚”认识的基础上立志成圣;“外王”则是要在达到“内圣”的基础上实现圣人的外王目的,即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由“生”到“仁”——先秦儒家成己成仁的观念诠释

“生”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蕴涵着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理解“生”也就是理解中国哲学关于“人”之存在的关键。在中国哲学的视域里,“生”是儒家哲学追问人与世界存在的根源,“生-生”是人与世界生生不息,天地化育万物的存在形式。“仁”将儒家对天地“生生之德”的体悟由天道贯穿于人道,由此展开了儒家“成己”“成仁”的追求。“成己”意味着主体的挺立,是人之所以为人、自我意识觉醒的关键;“成仁”意味着主体的超越,是人如何存心养性,体悟天地生生之德而成就圣人境界和理想社会追求。正因如此,先秦儒家“成己”“成仁”的理论论述,奠定了儒家内圣而外王,修己以成仁,这一贯通天道与人道、并以人道参赞化育的理论基础。

鲁迅与中里介山的“通信风波”——以《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为中心

鲁迅于1934年在日本杂志《改造》发表了日文作品《火·王道·监狱——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其中的三篇短文看似独立,实则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若结合相关历史事件及周边文献对此文进行分析,可以看出,鲁迅通过引用并反驳中里介山《日本的一平民与中国及中国国民书》的部分观点,意图对近代日本知识阶层反复言说的侵华谬论进行解构。若以回归“历史现场”的方式重新审视此文的诞生动因及后续影响,还可以较为清晰地梳理出围绕鲁迅的多起“公案”的“前因”或“后果”。

《庄子·天下篇》与内圣外王之道

《庄子·天下篇》之关切并不在于六家学说的本来面目,其对六家的评述实际上指涉了"内圣外王"之道这一中国政教生活最为核心的问题。通过"道术"与"方术"之辩,庄子揭示出从方术中开出道术的可能性。道术的通达要求天道(神)、地道(明)与王道、圣道四者的连接与整合。《天下篇》在"神明圣王"的大视域下将人分为七类,揭示了政教文明的人性基础。在这七类人中,惟有圣人能够通达天人,承担圣王的事业。因此在人类的政教文明系统中,圣人具有中枢性的地位。

真诚性、创发性与当代儒家创新之道

儒学的起点是真诚性,而真诚性必须通过创发性得以实现,因为真诚性不仅具有知识论的逻辑意义,更重要的是指向本体论的存在层面,即要做真正的人。真诚性指向人的内在,而创发性则指向人的外在。前者的鹄的在"内圣",但"内圣"的实现必然展现为人的创发性,应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创制出和谐优美的生活形式,就是传统儒家所说的"外王"。"外王"提供了真诚性实现的途径和方式,而完满的"真诚性"反过来对创发性发展的方向提供动力和范导。真诚性与创新性、"内圣"与"外王"是辩证的关系,相互依靠、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在当代儒家的语境和实践中,说"内圣"开出"外王"在语义上和现实中近似于说只有在建设"外王"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内圣"。

文庙与云南文化

从符号学的视角看,文庙是一种公共性的儒家文化象征符号。云南文庙除了承载教育和祭孔功能外,还是中央王朝推行“王道”的政治象征。文庙的建立和推广,对云南多元一体地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

《文选》京都赋置首的文化分析

《文选》将京都赋置首 ,表现了主编昭明太子深殷的帝京文化意识和皇权意识。《文选》所录京都大赋对京都建置以及帝王文化由天命鬼神向人事重心转移后对礼制、王道、颂讽、大一统等思想的高度重视 ,这些和昭明太子所受的儒家王道思想教育及所关注的现实十分契合。此外 ,京都赋置首 ,还与此类赋最能代表大赋、体制最宏大、内容广博、文辞富赡、能见作家才学和突出的翼经功能有关。

从朱陈之辩看朱熹陈亮的王霸思想

朱熹以天理论王道,认为王霸之别就是天理人欲之异,为王道政治寻找到理本论的依据,强调仁义原则的优先性,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立场。而陈亮则在对王道所体现的道义原则有所肯认的基础上,认为霸道亦有体现仁政处,霸者的伟业也是仁心之发现,霸固本于王。这与他们当时政治关注点的不同有一定关系。但朱熹的王霸论在具体理论的阐述上,偏离其原始初衷,转向空谈性命义理,部分地抹杀了其真正价值所在;而陈亮对汉唐君主事功事能的赞美,从思想逻辑的推衍来看,则会导向道义维度的缺失。

《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思想的提出及其认识论意义

"内圣外王"一语出自《庄子.天下篇》,它的提出有着当时社会历史与学术思想文化上的背景。庄子之提出"内圣外王之道",并不是通过从正面界定其内涵,而是通过考察诸家对"内圣外王之道"的认识和运用上的偏差而提出来的。这一思想的提出具有庄子特色的认识论上的意义,其认识论上的意义主要关涉认识的层次、对象与认识的态度等方面的问题。

庄子“内圣外王”思想的三种形态

庄子通过评判诸子百家之学重提了古代"内圣外王"的思想,并通过转换"圣""、王"之义将其发展为具有庄子思想特色的"内圣外王"思想。它有三种表现形态,一是作为学问形态,二是作为帝王统治术,三是作为独立个体的人格精神境界。这三种表现形态最终要归结为独立个体人格精神境界这一点上,这也是其为庄子思想之特色所在。

以尊王贱霸倡王道理想——孟子王霸论探析

孟子在以德力、义利之辨凸显德、义作为王道内涵的不可取代性和价值优越性的基础上,对王道与仁政进行了具体论述。他认为,王道与仁政可概括为养教之两大端,即一为养民,二为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及对民众的道德教化,而其中尤重养民。就此而论,孟子的王道论具有一定的重效果和现实的倾向。但由于孟子道德—政治一体化的为政体系以统治者拥有仁德,即以其"仁心"为养民、教民的基础,使仁政成为仁心的铺陈与延展,具有明显的道德理想主义特征,从而使历史性的以礼乐之制为典范的王道政治在孔子之后进一步转化为价值性的王道理想,儒家的政治价值理想至此得以全面确立。

务实王道睦邻外交——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民族传统战略文化资源

长期以来,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划分只有以孟子为代表的王道与霸道两种,而事实上以荀子为代表的务实王道、纯粹王道及霸道三分法才更为合理,其中由荀子开创并以汉、唐、清三朝为代表的务实王道才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与主流。新中国三代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则是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展望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的务实王道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辉煌的发展前景,对其加以与时俱进的改造,仍可服务于中国的崛起与复兴。

“中国梦”的传统文化基座

"中国梦"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复兴之梦,其实现不能没有传统文化的支撑。其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动力源泉,"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价值基座,"中庸"、"王道"和"世界主义"思想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基因。

程颢、程颐论“王道”与“治道”及其现代意义

程颢、程颐的政治思想,首先着眼于君主心术的本源。较之兵刑法律制度的改进、财政税收与行政效率的提升,"正君心"更为彻底,也更为重要。他们所诠释的王道政治之所以能够也必须占据首要地位,乃是因为它本身是天理之秩序与命令。王道政治是政治人物对内在秉性的自觉呼应,遵循天理以贯彻王道政治,既是外王事业之体现,也是内圣工夫之要求。因而,王道政治应是圣王以"纯王之心"行"纯王之政"。与此同时,二程也探索治国理政的具体路径,不排斥强制性规训力量对社会的管控作用。众多的现实政治问题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符合时代的思考,而不是简单地从复古的方案中寻找现成的答案。二程学说通过"元丰九先生"而传播两浙,下开南宋永嘉学派之先河,浙学的渊源来自洛学。二程的人治思想体现着一种对道德的执着认同,在今天"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语境中,依然有其独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