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燕京学派”到“魁阁”:吴文藻社区思想的脉络演进及影响

20世纪30年代的“燕京学派”与40年代的“魁阁”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高峰,吴文藻作为奠基人,其社区思想影响意义深远,不仅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进程提供了动力,也对当下中国社区发展提供了许多参考与借鉴。历经吴文藻、潘光旦、孙本文、费孝通等社会学家的学术推进,社区成为中国社会研究的基本场所,社区研究为中国本土化的落地开辟了一条道路。对吴文藻社区思想演进脉络的梳理,不光是对老一代社会学家的致敬,为当下社区研究提供参考性建议,也是学习、研究社会学学科本土化演进的必然要求。

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以“魁阁”学术集团为对象

"魁阁"堪称中国近现代社会学、人类学研究黄金时代的重要实验室,在费孝通先生的带领下,魁阁成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辉煌的成果。70年过去了,"魁阁"的遗产我们究竟理解了多少?面对"魁阁"的遗产我们做了什么?该做什么?怎样做?仍然是需要我们不断反思和探索的重要问题。

中朝汉籍交流的文化史章

第一次公布了西北大学图书馆珍藏的朝鲜汉籍 49种 35 7册 ,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研究了其独特的学术价值 ,特别是对收藏的李朝“奎章阁”皇家藏书源流作了系统论述 ,指出了中朝传统文化双向交流的源远流长 。

当代台湾文化思潮观察之一——“传统左翼”的声音

在台湾当代理论史脉络中,我们把乡土文学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左翼称为"传统左翼"。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政治和文化光谱上,传统左翼知识分子阵营产生了明显分裂。本文主要讨论台湾左翼社群的理论论战和社会文化实践,进而探讨阶级观点在当代台湾思想和理论场域中的角色、意义与问题,以及传统左翼如何应对当代台湾社会急剧变化的现实。

全球化背景下的儒家文化自觉

儒家文化自觉精神 ,是指儒家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反省、文化创造和文化实践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精神。这一精神的主体呈现便是文化使命的历史担当精神、文化承传和文化损益精神、兼知兼行的文化实践精神 ,它们构成了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儒家的文化自觉本质上是一种主体自觉 ,即文化主体对“道”的自觉。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中 ,儒家文化自觉仍有着其独特的精神价值。

一粒沙里看世界——谈严歌苓的《小姨多鹤》的平凡叙事

《小姨多鹤》有着引人入胜的叙事魅力,它没有宏大的叙事,而是通过小场景、小人物、小角度来折射出战争的残酷、人性的高贵和当下的忧患。作家以犀利的笔触,让我们在晦暗之中看到前行之路的艰难,从而有勇气面对过去,有信心构筑希望和信念。

简论格非创作的自由精神

先锋就是自由,就是永不停息地创造。20世纪80年代的格非以他永无止息的创造反抗传统,为文学创作不断地开辟视野、维度和空间,以此实现他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所以,这时候的格非无论是相对当时的小说家还是他本身都是最具自由精神的。

《歌麻古韵考》的版本及作者问题考辨

《歌麻古韵考》为保山吴树声所著,现行《畿辅丛书》本、渭南严氏成都贲园刻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皆署"苗夔补注"。通过对《歌麻古韵考》两种主要版本的系统的梳理以及内容比勘可以发现,吴氏同治八年刻本比"苗夔补注"本多出,顺序亦有调整,并在相关内容中加入小篆,可以看出吴氏做了较大的增订删改。故署"苗夔补注"本实际上应为吴树声自刻本刊行前的稿本之一种副本,而真正的补注者还是吴树声。由于《畿辅丛书》编者误收误题,造成之后一系列刻本的错误署名,同时也造成了《清史稿·艺文志》等重要文献对《歌麻古韵考》撰者的错误著录。

《经世大典》的修撰与元中晚期的朴雅文风

《经世大典》是元代中叶由奎章阁学士院领修的大型政书,由于元文宗对奎章阁学士院的政治期待和政治倚重,它的修撰几乎成为奎章阁学士院体现其政治影响,并借其政治影响力而发挥文坛领袖意义的分界性标志。而由撰修《经世大典》所确立的"朴雅"文风,通过奎章阁文人们的文坛影响在元代中晚期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渔词本体论再议

李渔对于词本体论具有理论自觉意识,然而对其词学本体论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发现他理论上虽然着力于词曲之间的辨析,但并不属于纯粹的本体论,其间融入词曲交融、文体通观之倾向。其词的创作亦更多融入"歌"因素,是以理论家的理性试图分清词与诗、曲的界限,却又以曲家的本色写出了大似曲的词篇。李渔词从理论到创作皆属由"明词曲化"到"清词复雅"的过渡样态。

论杨逵青年文化心理的形成

在杨逵的人生历程中贯穿着一种青年文化心理。少年时比较自由的成长环境为其青年时代的人格塑造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成为青年的过程中,他受到老师沼川定雄的热情影响,并在赴日留学时建立起"青年"的生命个体的自觉。在日本留学时,杨逵处于青年文化和青年运动的氛围中,扩大了与其他青年的横向交流;而回到台湾后,其青年文化心理增加了行动和实践的信心。日本左翼青年入田春彦的出现及自杀,对杨逵影响深远。

近五年葛洪相关研究综述

通过知网检索近五年来葛洪相关研究论文122篇,归纳为中医药学、养生与炼丹、道教玄学、儒学、文学、美学等6个方面,阐述了葛洪在上述各领域起到的创新及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姜夔书病论研究

宋初至元祐,书学学理停滞,外加科举制度和书法教育的诱导,导致书法创作为唐法病其风神。为矫正嗣唐者流弊,元丰时期苏轼提出"意造",对唐法进行改造。但是,"意造"有观念先行、蹈空凭虚之弊,"意造"下书法势变的弊病也显露无疑。针对此,姜夔首先提出"风神说",旨在恢复书势,以治唐书学死法和宋书学失法之弊;其次提出"涵泳说",旨在提高创作者性情的涵养,以治唐书学死法和宋书学为法度病其风神;最后倡导"自然说",旨在提高创作者对书象的认知能力,以治宋书学的雕琢生硬、刻意为书之弊。

论巴蜀文化与来知德的美学精神

巴蜀地处盆地,四面环山,但巴蜀先民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努力开拓,冲破自然的束缚,向外发展。这种态度深深积淀在巴蜀人心底,逐渐形成了勇于开拓创新的巴蜀文化精神。明末巴蜀学者来知德不臣服和恪守权威、传统,提出"舍象不可以言《易》""格去其物欲"以及"文能载道,何害于文"的美学观点,以正人心和世风。这正是勇于开拓创新的巴蜀文化精神在来知德美学思想中的折射,也是巴蜀美学精神的特点所在。

文化寓言的转型与承续——论王安忆《长恨歌》与《天香》的美学嬗变

上海精神是王安忆小说的主题之一,她在不同的时代寓之以不同的形式。《长恨歌》与《天香》以不同的审美方式回溯了上海文化的精神气象,显示了王安忆创作的纵向承续与转型变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是上海城市精神中优雅精致文化的象征,《天香》则描摹了几代天香园人对刺绣的精湛追求,成就了艺魂诗心的高贵品质。不论是王琦瑶个体式的娇艳姿态,还是天香园人集体式的群芳潜质,都凝结了王安忆对新旧上海文化的批判性反思。

网络评书体的人生全景图——论谈歌长篇小说《大舞台》

谈歌在其新作《大舞台》中,新创了一种将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文体——"网络评书体":在小说结构和语言风格上,全面吸纳网络思维和网络用语,且全知全能武的叙事视角更适合现代人的阅读和接受习惯。在艺术内涵方面,其"笔尖附着了所有的人类生活":小说在极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深刻展示了人生全景,形象描绘了人生百态,深度揭示了人生最本真的意涵。

朝鲜奎章阁本的《授时历立成》

立成表是古历中推算日、月、五星运动时，为简化计算所造的表。元代《授时历》是中国古代历法的巅峰之作，可惜《元史·历志》中没有收录它的立成表部分。在韩国保存有署名王恂的《授时历立成》奎章阁本１册。该文对这册立成表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证明它确是在元代所做，其刊行时间为朝鲜世宗时代，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其中出现的四暗星内容对于《授时历》本身的历法内容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葛洪形神思想新诠

葛洪在老庄思想基础上构建了独特的形神理论,认为形以神为本,神视形为终。形神养生重视贵德尚善、笃志至信,心身协养、动静结合。从其形神思想获得灵感,认为发扬医学人道主义理念、深化治未病理念、挖掘身心医学的传统文化基础应作为心身医学构建的重要内容。

当代工业文明的反思与传统乡土精神的重塑--试论《望春风》的主题意蕴

格非的作品《望春风》,将笔触深入到传统的乡村精神世界,对当代工业文明造成的乡村传统的失落进行了反思;对诗意故乡中的人性美和爱情美作了深情的回望;对乡村正在失去的土地、传统道德,逐渐离开的正直、善良、淳朴勤劳,陆续改变的集体意识、权力与金钱意识、人际关系做了温情的批判。小说聚焦儒里赵村的精神内核,并通过主人公赵伯渝的精神归乡之旅,重塑了一直以来被人们曲解的传统乡土精神,为现代人们如何坚守乡村传统精神与生存智慧给予了一定的启示。

他城想象、“物观”哲思与匠人精神的文学窗口——解读葛亮中篇小说《瓦猫》

葛亮的中篇新作《瓦猫》以匠人所造之物绳结城市和历史,完成了对匠人精神的提炼和开掘。在他城昆明,瓦猫匠人的家族故事,包含了对动静“物观”、阶层互融、城乡对话、新旧递进的多维审视,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复现和追念。与此同时,《瓦猫》也在写作缘起、叙事文法、中心议题上达到了中西融通、古今调和的微妙平衡,既是回应国家主流意识和当下社会论题的文学窗口,亦是作家以前瞻性的眼光对匠人精神的全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