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嵬》诗“不及卢家有莫愁”辨义

《唐诗鼓吹注解大全》对《马嵬》结句的释义成为明代晚期诗家普遍使用的话语模式。清代初期的《唐诗鼓吹笺注》改写了《唐诗鼓吹注解大全》的部分表述,引导清代诗家如姚培谦、姜炳璋等将“卢家夫妇”释为“民间夫妇”,影响至今。这种阐释缺乏历史依据。“卢家”是唐代的世家大族,唐文宗曾有“顾不及崔、卢”之语,和《马嵬》同调。义山诗中的“卢家”皆为显贵,“莫愁”亦为豪门之妾,没有例外,且唐代诗人如杜甫也认为乱世之中,“民间夫妇”的相守其实更为困难。故而《马嵬》的结句应释义为王室权力败落,无法庇佑“妇人”,可世家大族却依然显贵如旧,其义批判性强,抒情性弱。此外,《马嵬》也是检视义山人生轨迹的诗证之一。

汉初礼治与皇权巩固

"礼治"是通过"礼"的教化和制度的建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汉初,叔孙通定朝仪和宗庙之礼,凸显皇帝的尊贵;陆贾尚仁义之治,贾谊设计等差有序的社会秩序,为维护皇权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也为"礼治"思想治国方略由理论形态变为现实奠定了基础。

王统教统关系视野中的道德重构与文化复兴——论陆贾对汉初政治文化转型的设计

陆贾以刘汉王统与儒家教统关系的重构为思考前提,提出了以道德重构与文化复兴为主要内容、将封建王统与儒家教统统一于"王道"理想的政治战略设计。考察汉初的政治文化情势以及王统与儒家教统的关系,有助于完整、准确地认识陆贾政治战略设计的价值,更好地把握汉初政治文化转型的历史意义。

论陆贾“因世而权行”的方法论思想

“因世而权行”,因循世事的变化而权度其行,是陆贾一以贯之的思想方法。以此方法论思想为指导,他提出“马上得之而不可马上治之”的著名政治命题,创作了为汉家王朝奠定意识形态基础的不朽之作《新语》。从“因世而权行”出发,陆贾形成了辩证的“厚今薄古”观念,在重视当下社会的同时,承认历史中那些永恒不变的因素,以保障政治决策的制定不脱离文明的轨道。陆贾在具备科学方法论思想的同时,还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而这二者的结合则是他人生实践成功的保障。陆贾“因世而权行”的方法论思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陆贾的“新语”与汉代中国的精神起点——兼论陆贾作为汉赋之宗的意义

汉初中国的国家形象卑弱无文,但陆贾心中有一个未然而将然的庄严中国。作为汉代第一儒士,陆贾以说南越王辞、说高祖辞以及《新语》与辞赋创作,表现出自铸政治与文学“新语”的能力,表现出实行大一统文化中国梦想的文化胸怀与文学才情。陆贾的时代“新语”,成为汉构筑大一统文化中国的精神起点。陆贾的文学“新语”,不仅为汉大一统文化中国找到了最有意味的文学形式,而且以“奇采”“辩之富”的闳丽之美奠定了汉大赋主体风格。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应该既有“礼义之大”又有“文章光华”,这是陆贾“新语”对后世乃至当代中国的历史启示。

贾鲁河水系周口段水质变化规律研究

通过对pH值、化学需氧量(COD)、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高锰酸盐指数(CODMn)、溶解氧(DO)、氨氮(NH3-N)、总磷(P)、氟化物(F-)8个参数在2005年1月至2007年5月的监测和研究,总结其变化规律,并找出影响该水域水质的相关因素.

陆贾的“设计异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设计异化"(设计由造福人异化成祸害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难题。陆贾思想涉及"设计异化"命题,揭示"以人为本"导向误区,"以仁为本"才是出路,故有重要的当代价值:要防止"设计异化"、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实现设计理念的伟大变革:从"以人为本"转为"以仁为本",即从当前以人为中心,仅关爱人及其需求,转为不仅"亲亲":关爱用户及其需求,还须兼顾并推及到"仁民爱物":关爱他人、人类,关爱万物、自然;最终实现人心(人内身)、人我(人与人)、人物(人与其它物种、人与产品)、天人(人与自然)四重合谐,即"设计和谐"。

陆贾与汉代经学

鉴于秦二世灭亡的教训,西汉初年的陆贾提出了以儒家孔、孟"仁"、"礼"思想为主体构建"治道"思想的新儒家理论学说。在此学说中,陆贾强调原圣王之意,以"五经"为治国之经典,以"仁"、"礼"为治国之则。并率先提出了"天人"感应的本体论观点、大一统君道与"圣"、"君"合一思想、"经以致用"的厚今薄古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总结出德刑相兼、先德后刑的思想学说。陆贾的新儒家理论,对汉代中叶经学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论陆贾与贾谊:性格与思想

陆贾与贾谊都是汉初闻人 ,以文名于朝 ,但归宿却大有不同 ,陆贾以善终 ,而贾谊却伤悼早夭。究其原因 ,不仅与两人身处的政治利益集团不同有关——陆贾属于当政的军功受益集团 ,而贾谊出于新兴的法吏集团 ,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了集团内个人的命运 ;而且还与两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陆贾世故圆通 ,贾谊伉直不屈 ,性格的差异同样也影响个人政治的前途 ,终致两人同出而异终。就两人思想体系而言 ,陆贾宗儒 ,近于黄老而好纵横 ;贾谊则本儒近法而乐老庄。二人思想的异趣 ,不是学术的分裂 ,而是学术由“百虑”向“一致”,“殊途”向“同归”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到汉武帝时 ,这一学术演进过程才告基本结束 ,而陆贾与贾谊俱本于儒家 ,实为董仲舒、公孙弘倡导儒术独尊张本。

历史责任与“文革”记忆——读贾平凹的《古炉》

《古炉》是贾平凹带着"文革"的责任和记忆,以狗尿苔这个孩童为叙事视角,写"文革"来到古炉村后引起的村民的心态、生活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巨大变化。《古炉》继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写实风格,在对乡村生活琐事的描绘中抵达人性的本真,在对"文革"神圣性的嘲讽中挖掘其荒诞,在对魔幻世界的勾勒中蕴含对传统伦理的缅怀,在一场场闹剧背后显露出贾平凹对"文革"的深思。

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思考

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较为引人注目者,如侯外庐学派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关联的方法论;以刘泽华为代表的王权主义学派从矛盾中陈述历史的方法论、阴阳组合结构方法论;葛兆光的从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中阐述思想进程的方法论;张分田提出的以罗列事实为主的研究方法;雷戈所使用的"历史-思想研究法"等等,都堪称宝贵。除此之外,还有几点应该注意:一、要充分正视思想家思想的矛盾性,以辩证的眼光看待、重视个体思想的变化、矛盾和复杂性;二、思想的演化与分化是思想史发展的正常途径,思想史研究重在弄清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而非一味地回归思想的原点;三、重视思想家的学术个性研究,而不简单地把思想家套入汉代人所划定的先秦学术谱系之中,给个体思想家打上某家某派的烙印。

“人类史前时期的风俗画”——读《贾植芳小说选》

贾植芳写于1 940年代的小说在外在的表现形式和内在的文学追求上,都与鲁迅开创的启蒙主义的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体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残酷战争中的历史乐观主义,他们对抗人的丑陋与堕落,追求人的价值、责任与存在的意义,希望在此基础上“开始真正的人类历史”。这一点对于当代现实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

《新语》政治思维与汉初政治理论体系建构之路

《新语》是帝制时代到来后的第一部中国传统政治学著作,是"封建"时代向"帝制"时代政治学过渡期间的代表性政治理论体系。《新语》的历史思维、整体性思维、观象思维、经学思维模式,成为其后贾谊、董仲舒等汉代政治理论家建构政治理论体系的基本路径。

鲁迅对彭家煌的影响探析

彭家煌作为“五四”新文化浪潮激荡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和文学创作上都深受鲁迅的影响,成为重要的乡土小说家。他的小说不论是题材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艺术手法的运用,都呈现出与鲁迅惊人的相似。

《白鹿原》与现代家族文学比较

《白鹿原》、《家》等现代家族文学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视角观照现代家族文化,都塑造了大家族的维护者、叛逆者、牺牲者、败家子等形象,但主旨截然不同。现代作家对宗法社会进行了无情抨击,全盘否定家族文化,刻画了封建大家族崩溃过程中痛苦挣扎的灵魂。《白鹿原》是"五四"后家族小说一次高层次的复归与超越,它还原了20世纪国民的生存状态,第一次正面描写家族文化,塑造了儒家文化浸染的具有人格魅力的族长白嘉轩。作家在展示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同时,也揭示了它对人性的压抑与迫害。

陆贾《新语》与易学

在由秦入汉的学术转折中,陆贾《新语》是不容忽视的。《新语》折射了不少经学信息,其中包括易学。由其用《系辞》文字的特点即可见《系辞》在汉以前流传颇广;陆贾以"仁义"说《易》,显示了较为独特的视角;其易学重义理,首开汉初学者以义理说《易》的风气,在孔门易学中居承前启后地位。

人格面具膨胀的启示——《白鹿原》人物形象的符号象征意蕴探析

《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是一个代表传统伦理道德的符号性形象，鹿子霖是一个代表着中国近现代交接点上市侩实用主义的符号性形象；白嘉轩以他“神像”一样的君子型人格面具换得世代族长的德高望重，鹿子霖则以他“鹿乡约”的人格面具换得人前风光人后风流。但在本质上，二人都是人格面具膨胀的牺牲品，他们的形象象征了历史进程中个体生命的悲剧历程，具有个体人类学的符号象征意味。

地域文化与作家审美个性及风格——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文学创作比较论之一

地域文化与作家文学创作审美风格个性之间存在着密切内在联系。从陕北、关中和商洛地域生态环境、生活方式、民歌、戏剧等文化艺术等方面,对陕西三位代表性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文学艺术审美风格个性及其形成,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得出陕西三个亚子文化圈哺育出三位审美风格各异的作家及其文学创作。

陆深及其《圣驾南巡日录》

《圣驾南巡日录》是明嘉靖十八年(1539)陆深伴随世宗南巡承天府旧邸过程中所记日记,对研究明代“大礼仪”之争之余绪及世宗南巡这一段历史有重要价值。目前可见的有《说郛三种》本、扫叶山房本、涵芬楼本以及《四库存目》四个版本,本文指出了这四个版本在文字、内容上存在的细微差别,同时对陆深生平及著述作了简要介绍。

汉初政治中的儒家“无为”与道家“无为”

无为思想作为战国以来政治生活中的共同"母题",并非专属黄老道家,除黄老学派外,尤以儒家无为思想最为突出。在汉初政治中,首先提出无为的陆贾不仅继承了儒家无为思想,而且在这一思想的时代改造中,将周公拉到了无为范畴中,其最终目的是达到儒家的礼乐教化。由于刘邦的离世,吕后对陆贾加以排挤,这一思想逐渐转为黄老无为,其中完成转化最为重要的人物是曹参,在治齐的过程中,他抛弃了儒家无为,而采纳黄老无为,并最终推至全国。黄老的上台既是当时具体政治环境的综合后果,其思想特点也决定了它在政治生活中的暂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