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综述(2018-2022)

2018—2022这五年间,集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鲁迅诞辰140周年、《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发表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鲁迅作品的阐释、鲁迅思想的开掘,以及鲁迅学的回顾、反思、展望等多方面均取得了扎实的成果,研究者试图打破时空、文体、学科等阻隔,实现鲁迅研究诸多视域的多元互动与融合。

The Madman in the Crowd,Culture in the Plight

Chinua Achebe has been called "the father of modern African writing" and most of his novels are created respecting Nigeria people's lives and culture.In his short story The Madman,Achebe presents us a vivid experience of a person's fortune reversal from sanity to "madness" aiming to tell us the dilemma of African culture as well as the uncertainty of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caused by both the colonists' invasion and the weakness of African values.

“吞噬”与“渴望”:《狂人日记》与《奥尔拉》中的癫狂论析

鲁迅的《狂人日记》与莫泊桑的《奥尔拉》都是“癫狂”想象的名作。译者对莫泊桑“世纪末的疲劳”的感同身受与鲁迅在20世纪初的“困顿”是对“癫狂”时段性特质的提点。《狂人日记》中的“吃人”与《奥尔拉》里的“喝水”象征着对外来“吞噬”的恐惧与对内在夙愿的“渴望”,其实质是因自我被侵占或迷失而陷入精神绝境的反思。而心魔“欧儿拉”象征的“厌弃的自我”与狂人“救救孩子”的“本真的自我”的醒觉及其辩驳正是自我主体建构过程的两面。“癫狂”的跨文化对话不仅质疑了《狂人日记》属意于礼教批判的偏颇,而且也隐喻鲁迅对“知者”躬身自省,生成“立人”首要“立己”的新的“心声”与“内曜”,这成为鲁迅“反抗绝望”思想的重要基础与起点。

经典的自我消解——《狂人日记》再解读

长期以来,学界对《狂人日记》的启蒙式阐释一直未能走出傅斯年和吴虞式的认知框架。狂人的发狂被很多学者理解为启蒙者的必然,而对狂人究竟为何发狂却往往视而不见;另一方面,狂人这一形象又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问题,同样被漠然视之。因此,作为启蒙者的狂人形象便不断地在研究者的论述中演化。《狂人日记》是一个需要被重新理解的文本,它不在于我们从概念出发去解读什么,或者从前人的研究中补充什么,又或者重新建构什么,而是需要我们实实在在地从文本出发来对其进行阐释。《狂人日记》的经典地位是通过一系列研究论述建构起来的,然而小说叙事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矛盾性却消解了其经典地位。

“呐喊”的初声及其他——从《怀旧》到《狂人日记》

关于《呐喊》的第一声为什么是《狂人日记》,学界历来鲜有讨论。要阐释这个问题,须回到鲁迅作为晚清启蒙-革命的亲历者、见证者所磨砺出的情感-精神结构及其思想生成过程,回到鲁迅对晚清民初社会结构的把握及其文本展开方式中进行考察。写于1911年的《怀旧》已较充分地呈现出鲁迅独到的社会结构性视野,而一直被视为启蒙主义文本的《狂人日记》,在启蒙的面向之外,尚存在未被深入发掘的多重内在结构,鲁迅正是借助狂人的日记这一特殊文本形式将多重内在结构凝结在最简练的文学书写方式中,并由此探寻启蒙-革命的新方向、内容和形式。

“自然状态”及其终结——《狂人日记》重释

以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重释《狂人日记》,有助于构建阐释该小说思想内涵的新视角,更为深入地揭示鲁迅启蒙思想的内在理路。“自然状态”下的人因缺乏安全感,而互相怀疑和敌视。在《狂人日记》中,“怕”是贯穿小说始终的氛围和情境,狂人由自身的恐惧感,认识到其普遍性。他更进而发现,“吃/被吃”已成为固化的结构;“吃人者”与“被吃者”分享着同样的价值观,二者共同造成了“从来如此”的局面。狂人因确立了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劝说周围人担负起对于他人、历史的责任;但因意识到自己无法成为“真的人”,其呼告最终落实为“救救孩子”。鲁迅在“五四”后仍坚持了精神革新的思路。

困境与出路: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社会支持体系研究

家庭中的精神障碍患者会给其家庭带来巨大风险与负担。在我国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家庭作为一个特殊弱势群体,不可避免会遇到诸多困境。基于湖北省L村的实地调查,其社会支持呈现微观层面亲属支持单一性与非稳定性、互助支持缺位,中观层面医院支持断裂、社区支持匮乏,宏观层面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社会组织支持真空、社区文化归因偏差等特性。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完善与构建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其出路应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依托、社会组织协同参与为支持主体系统,以收入来源的拓展、心理支持的提供、社区互助支持力量的培育为支持内容,以专业社会工作嵌入作为其支持实现形式。

“吃人”命题的世纪苦旅——从鲁迅《狂人日记》到莫言《酒国》

莫言的《酒国》是在鲁迅传统及《狂人日记》的影响下创作的长篇小说,由于"吃人"主题的再现从而与《狂人日记》取得了某种精神对应。两篇小说中的"吃人"内涵同中有异。第一层面都指向真正的肉体"吃人"。第二层面是指向象征意义上的"吃人",《狂人日记》侧重于文化文明层面的批判,《酒国》侧重于现实政治层面的批判。两者的"吃人"都具有巨大的同化性与普适性,启蒙者形象被彻底解构,表现了改造"吃人"文化的艰难。两者都表达了对未来的焦虑和渴望。第三层面可作普遍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理解。产生于20世纪的《狂人日记》和《酒国》体现的人道立场、启蒙态度、民主观念与批判精神,使之和古代的同类"吃人"题材的作品划上一道分水岭。

新文化先驱者孤绝心境的象征——论《狂人日记》中象征主义表现法的运用及其意义

现代中国小说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与其说是"第一篇现实主义小说",不如说是象征主义小说的发端。它主要借重象征主义表现法,使"狂人"的感觉能力得以升华,乃至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惊世之问,表征了新文化先驱不无孤绝地反传统的心境。而就小说的创作方法、属性问题的去讹存真,恰可揭示鲁迅审美视野的开阔,以及勉力集合诸种创作方法张力的用心。

是人吃人还是礼教吃人?——论鲁迅《狂人日记》的主题

《狂人日记》长期以来被定论为揭露礼教吃人,但从鲁迅的一贯思想和小说发表时鲁迅的自述可以断定,其原初的核心的动机是表现人吃人,是揭露存在于中国的食人蛮性,它通过对被吃的恐惧感传达出鲁迅对民族摆脱野蛮状态的热望以及对人的肌体和生命的强烈关注。

求医行为

对影响求医行为的常见个体因素。

从《狂人日记》看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

在小说等叙事虚构作品中的叙述者,有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之分。这种区分主要建立在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的,但二者又存在着相向变化的可能性、可逆性。读者在作品阅读的动态过程中可以感受与推导这一可逆性变化。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就包含着这一可逆性关系。

在过去之事、现在之事、将来之事之间穿越--鲁迅《狂人日记》的叙述学解读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不仅从现代思想史的意义上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点,而且在叙述学的层面开创了现代小说的表现形式:现代小说应该在过去之事、现在之事、将来之事中穿越。这种表现形式既意味着《狂人日记》的多重意义的空间,也隐含了鲁迅复杂的思想文化性格组合。

试论鲁迅《狂人日记》的历史渊源——对其创新所在的别一种理解

本文主要探讨了鲁迅《狂人日记》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上与其以前的文学作品的相通点,同时指出该作品创新的主要方面在于“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希望以此为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过程提供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实例。

不可靠叙述与阅读伦理——鲁迅《狂人日记》文本分析

文章旨在探求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的艺术价值形成机制,在细读的基础上认为,《狂人日记》的特殊艺术魅力主要由独特的二度叙事及不可靠叙述来体现的。由此出发将研究视角拓展到读者阅读层面,并从阅读伦理的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观照。

狂人疯癫世界与常人文明世界——从《狂人日记》看中国现代性的“逼入历史”的命题

细读鲁迅小说《狂人日记》,考察狂人进入历史的机缘问题以及进入之后的选择问题,即可由此“逼”出它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关联。狂人是在常人社会将其视为疯癫之后被逼入自身的历史处境的。正是在现实中的被“吃”,使他真正理解到现实和历史的“吃人”。对“吃人”的发现使他身处二重危机如果他不能及早地获得“罪的自觉”,只以拯救者身份凌驾世界,有可能成为另一意义上的“吃人”者;如果他及早地获得了“罪的自觉”,又有可能在原恕自己的同时原恕了“吃人”,重新成为本来意义上的“吃人”者或被“吃”者。中国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在疯癫的罪名下与被“吃”者一同被“吃”;狂人所遭遇的二重危机,也正是现代性自身所面临的危机。避免这二重危机的唯一可能性方式,就是要彻底处身于对他人与自身的双重绝望中,从自身的“罪的自觉”中更深刻地体验着一切“吃人”的罪恶,并把“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作为其“工作”的最终指向。

《新青年》编辑约稿与鲁迅现代小说的诞生

鲁迅成长为新文学作家,是诸多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新青年》编辑的约稿对鲁迅成为新文学作家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新青年》编辑钱玄同向鲁迅约稿,使得期刊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是在这种新生产方式的制导下,作者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便继承了期刊的文化立场;编辑所编发出来的作品便体现了期刊的文化诉求;读者所阅读的作品便渗透了期刊的文化期待。《新青年》正是在这种期刊生产方式转变的基础上,才向"名不见经传"的潜在作者鲁迅约稿。这种新的期刊生产方式,既改写了潜在作者鲁迅的人生轨迹,又改变了《新青年》在文化发展历史上的边缘地位,同时也促成了作为接受主体的学生对新文化启蒙运动的认同和发扬。

现代知识分子觉醒期的呐喊:《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所产生的精神境界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是站在五四新文学立场上揭露这个吃人的社会、吃人的历史以及礼教下的中国人心之黑暗;但反过来,他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张扬的人道主义、人性至上、现代文明,也表示了深刻的怀疑。读《狂人日记》我们能够举一反三地来看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达到的一个最高的精神水平。

“狂人”形象的文化源流与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气质

五四新文学是以鲁迅《狂人日记》这样的非常态人物和非常态叙事为开端的。这种现代"狂人"的出现,成为新文学呈现其自身文学文化特性的突出标志。《狂人日记》的重要性,在于它于文化鼎革之际通过传统自然人性论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结缘,重新激活了疯癫与文明这一古老命题。五四"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即意味着立足于自然人性论的这种道德浪漫主义态度的复兴。五四新文学以唯我论和唯理论的文学形态出现,将为协同性文化所压抑的人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追求解放出来,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别开生面的价值和意义。

从《红楼梦》到《狂人日记》——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传统溯源

诞生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红楼梦》与《狂人日记》,他们的思想价值取向,分别构成了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的远传统与近传统。两个作品的思想倾向的首要方面是反封建,但着眼点和支点不同,就主要方面而言,《红楼梦》以百科全书的规模,从封建的生产关系入手,其批判的主要支点是对封建制度文化“吃人”本质的揭露;《狂人日记》的着眼点是封建的意识形态,其批判的支点是对封建精神文化反人道本质的揭露。两个作品反封建的目的都是为了“人的解放”,但《红楼梦》追求的是人的社会地位与生存方式的解放,《狂人日记》追求的主要是个体精神的解放。《红楼梦》要解放的人主要是青年女性,《狂人日记》要解放的人主要是孩子。两个作品都揭示了家族内部的反叛力量与家族的矛盾,但两个作品对家族内部反叛力量与家族关系的认识不同。《红楼梦》中家族内部的反叛力量与家族是“剥离”的关系,在剥离中凸现了反叛者的反封建性;《狂人日记》中家族内部的反叛力量与家族是紧密相连的关系,在联系中显示了反叛者反封建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