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佤族三大方言族群的头面部指标测量

目的调查分析中国佤族成人的头面部测量指标。方法使用直脚规和弯脚规,测量中国佤族成人1996例(男858例、女1138例)头面部指标,其中巴饶克族群927例(男381例、女546例)、阿佤族群564例(男241例、女323例)、佤族群505例(男236例、女269例)。分别得出3个方言族群的17项头面部直接测量指标和1项间接指标,并进行年龄相关性分析,性别间u检验和多重比较。最后将3个方言族群与国内15个族群进行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果佤族三大方言族群男女性的鼻宽、口裂宽和容貌耳长都与年龄成显著正相关,头宽和唇高则与年龄成显著负相关。除眼内角间宽外,三大方言族群头面部指标均存在男女间性别差异。巴饶克族群、阿佤族群和佤族群的头面部特征不尽相同,表现为巴饶克族群和佤族群的男女有较高的唇高、较宽的鼻宽和口宽,而阿佤族群男女则有较低的鼻高。结论佤族三大方言族群的头面部特征与克木人、莽人接近,他们族源为古代百濮人,且同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族群。

从戏到影,戏影融合:闽南语戏曲与电影的关系

闽南语戏曲在闽南、台湾地区和东南亚的流传,助力整合闽南族群观众,推动了戏院的发展繁盛,建立起闽南族群文化网络,为闽南语电影的生产消费奠定了基础。共同的文化和艺术属性,促进了闽南语戏曲和电影的互通互鉴。一方面,闽南语戏曲被直接拍摄或改编成电影,同时,其自身也改编闽南语电影作品;另一方面,闽南语电影则借鉴闽南语戏曲的叙事艺术,表现出突出的“影戏”特征,兼具悲情性和喜剧性,并大量吸收闽南语戏曲的演职人员。闽南语戏曲与电影为闽南族群提供了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两者可通过基于并指向闽南族群身份认同的戏影协同并进,共享机遇和成果,促进闽南族群成员的持续联系、互动、交流、交往。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藏族移民历史文化与地域方言的产生及演化探微

文章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论述了境内外藏语方言的形成、分布状况和地域特征。依据藏语方言材料和古文献史料,运用调查法、比较法和文献法等研究方法,探究了卫藏、康巴和安多三大方言与不同地域藏语西部方言(巴尔蒂话、拉达克话)和南部方言(夏尔巴话、宗卡话)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等,认为西部方言源自古阿里(象雄)土语,南部方言中的大部分土语由卫藏方言演化而来的,其夏尔巴话为康巴方言和卫藏方言混合而成。重点从藏语方言的深层结构进行比较,论证藏族部落的迁徙、族群互动以及青藏高原民族与周边民族文化的异同及其形成原因,进而断定藏语方言文化的分化与社会的分裂、族群的迁徙、地理的阻隔、民族的融合和语言的接触都有关系,其中移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移民或人口迁徙虽然造成了藏语方言的差异,但探究其结构上的同源性及其历史文化背景上的渊源关系以及方言层次和文化层次的比较,就不难看出各方言间的亲疏远近关系。通过语言和历史比较,分析藏语方言的演变规律和分布状况以及语言背后的历史文化特点。

海南古代文献所述土著族群辨析

当前学术界有关海南古代历史的研究,存在把海南汉唐间出现的土著人群都当作黎族先民,把宋代以后文献中的“黎”都当作黎族的简单化和泛化倾向。事实上,先秦时期迁居海南的人群,除了黎族先民之外,还有临高语族群祖先等。讨论海南古代土著人群的历史,要把所有人考虑在内。汉唐史书所述海南汉代土著居民并非主要指黎族先民,而应主要指临高语族群祖先。宋代方志所说的海南以织棉布为业者并非黎族妇女,而应是临高语族群妇女。宋代苏轼、李光所记载的黎人也多指临高语族群。明清时期临高语族群仍被当作黎族。因此,研究者在使用相关史料时,要谨慎地加以辨别。

三论语言接触视域下晋方言语音的几点变化

山西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环境使得晋方言与北方异民族诸语言产生了密切联系,与异民族语言的接触成为晋方言语音演变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普通话大力普及,现代晋方言在与普通话的接触过程中又在加速演变。本文从晋方言部分复元音韵母单元音化、宕摄舒声字白读音与果摄合流、古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清化后都读送气三个方面论证与异民族语言接触后晋方言所发生的语音变化;从长治方言阳声韵读音的变化、上党片部分方言影疑母读音的变化、晋方言部分点果摄字读音的变化三个方面论证晋方言与普通话接触后所发生的语音变化。

凉山彝族依诺方言区女装样本分析

凉山彝族服饰因经济、社会及环境等多种因素,保留了较多的古制,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通过实物研究法,对凉山彝族依诺方言区女装样本的形制、色彩、纹样等进行解析,并以此为切入点梳理凉山彝族女装演变过程,发掘彝族传统女装中蕴含的审美追求与文化交融。研究发现:凉山彝族女装在清代中期前受汉服影响明显,清代晚期“满化”迹象突出。

峨山彝族毕摩经籍绘画图像考

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峨山作为我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是历史上彝、汉民族大融合的中心地带。毕摩经籍绘画作为彝族原始宗教的典型文化遗存,是彝族文化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毕摩(祭司)对彝族先民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具有重大的影响,峨山彝族毕摩经籍绘画是《峨山百乐书》的插图,再现了昔时峨山物质文化生活,是彝族古老的传统绘画。毕摩经籍绘画体现着彝族原始宗教信仰中“万物有灵”多神崇拜观念,包括对火的自然崇拜、以虎为代表的图腾崇拜及祖先崇拜。

跨界民族音乐视域下彝族毕摩音乐文化研究述要

国内对彝族毕摩(或呗耄)音乐文化的研究文献,主要有汉文、彝文及翻译文献。汉文文献主要涉及到毕摩相关综合研究、跨界民族研究、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三个方面。其中,关于彝人毕摩的相关记载和研究较为丰富,研究视角主要涉及到毕摩职能、毕摩执仪过程中的性别角色构建、毕摩文化符号与彝文化教育等毕摩与其共生文化的研究以及跨界民族研究等方面。彝文以及翻译文献的数量也非常丰硕且自成体系。在国际部分,越南学者的研究集中于倮倮人社会文化、倮倮人的铜鼓等方面;以法国传教士为代表的其他国家学者,主要是记录、研究彝族早期的文化和语言,对于“瞄比萨/西玛朗”研究的文献极少。整体来看,国内外学界现有研究主要为彝文化综合研究,对彝文古籍的翻译整理较成熟,对彝人毕摩(或呗耄)音乐文化体系性的研究成果,在目前收集到的资料中尚未发现。

语言演变差异与族群/方言名称对族群信息加工的影响——以广东三大汉语方言为例

语言是族群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基于广东三大方言族群均为中原移民的史实,探讨三大汉语方言的语言演变差异与族群/方言名称对方言讲话者对中原族群信息加工的影响。以方言为客家话、粤语和潮汕话的广东大学生为被试,实验1采用群体参照的R/K范式,考察不同方言讲话者对中原族群信息的记忆;实验2采用启动Stroop范式,考察不同方言讲话者对中原族群信息的注意偏向。结果表明,语言演变差异与族群/方言名称影响不同方言讲话者对中原族群的信息保持,顽强地保持祖先语言的客家方言族群对中原族群的信息加工产生群体参照效应;语言演变差异和族群/方言名称影响方言讲话者对中原族群信息的注意偏向,客家方言族群对中原族群的信息加工产生注意偏向。整个研究表明,语言演变差异和族群/方言名称影响对同祖语族群的信息加工,完整地保留汉祖语特点、强化方言与汉祖语的关系,能够增强根祖意识,增进对同根族群的认同。研究结果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启示。

族群文化:闽南文化概念的重新界定

闽南文化的概念是模糊的,先有20世纪20年代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对闽南文化的具体研究,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才出现"闽南文化"一词。时下常见的闽南文化即区域文化或闽南方言区文化的这两种主要说法,都不足于全面规范闽南文化的概念;而第三种观点即闽南文化为民系或族群文化,如果充分运用族群理论进行分析,则可以比较妥贴地阐释闽南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同时还展示了闽南文化作为一种族群文化,其具有独特的人情味与文化个性。

多族群家庭的语言生活--以揭东县会中岭村为例

潮汕等其他族群妇女的嫁入,使得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的会中岭村出现了客家丈夫与其他族群的妻子组成的多族群家庭。在这种多族群家庭中,由于妻子与丈夫及其他家人各自的母语背景不同、采取的语言使用策略不同,家庭语言生活渐趋复杂多样。

湖南白族汉语方言的语音底层问题

对占湖南白族人口95%以上的张家界以及怀化市沅陵县的白族汉语方言中存在的几个语音现象与白语以及江西客赣方言进行比较后发现:湖南最为典型的白族汉语方言——桑植"民家腔"并不像之前学者们一致认为的保留了很多白语的底层,而与江西方言特别是赣语保持着较高的一致性,这与其移民历史相吻合。

府谷方言文化解读

方言,地域文化最直接、最现实的表现。属于北方方言区西北次方言区“晋语区”的府谷方言,既保留着典雅的历史文化,又透视出古朴的民俗文化,还蕴含着特异的民族文化,本文是从文化角度解读府谷方言的一个尝试。

壮族麽经布洛陀中的“麽汉皇”与布依族摩经中同类题材文献对比研究

布洛陀经诗是壮族重要的历史文献,有关"麽汉皇"的题材是经诗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贵州的布依族与壮族有着非常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其重要的宗教文献———摩经中也有不少与壮族布洛陀经诗内容相似的成分,摩经中的"安王"与壮族布洛陀经诗中的"汉皇"题材文献在名称、功能、内容、人物等各方面都存在着相同和不同之处。

“羊”与民族语言文化

"羊"是最早与人类各民族生活密切相关的畜类之一。各民族语言文化充分反映了"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今年是"羊年","羊"成了各种场合的明星。特别是商家和娱乐团体,把"羊"炒得神乎其神。把"羊"与"吉祥"联结起来,只是人们的一种善良"愿望"。正确地认识"羊",把"羊文化"引向健康发展的方向,是继承、发扬各民族先进文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任务。

临夏回族方言“八坊话”解读

本文从语音、语法、词汇、语言表达的特殊形式等方面,对甘肃省临夏市八坊回族聚居区所特有的方言"八坊话"进行了分析。

高安方言中的百越遗迹

高安方言中包含着一些与百越语言及百越文化有关的特殊词汇和词法现象。词汇上有"文身""装弓""当墟"等,词法上则有倒序、部分量词充当指示代词、部分修饰语后置等。这些词汇和词法现象为我们追溯百越的语言、文化和历史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腊摩送魂归故乡——广西那坡县彝族丧葬习俗考察

彝族肇起我国西北,由于部族征战,寻求牧地等原因,他们爬山涉水,历尽艰辛,不远万里地来到广西那坡县,和当地的壮、瑶、苗、汉等民族一起开拓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广西那坡彝族人逝世后,由腊摩主持唱起“开路歌”,这歌声悲凉沧桑,折射出彝族古老灿烂的历史,也使死者能安心地魂归故里,是慰藉逝者的“安魂曲”。主祭的腊摩是为亡魂开路和护送其安全西去的使者。

昌化江下游两岸史前两大族群猜想——论“赛”语族群与“谟”语族群的历史文化关系

在昌化江下游两岸,至今还是操汉语各方言族群、谟语族群、黎语族群(即"赛"语族群)休养生息的地方。两三千年来,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这一地区的各民族、各族群相互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犬牙交错的民族文化现象。历史上,黎语族群和谟语族群有着密切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由于黎语族群不服王化、不供赋税,长期坚持保留自己的民族特色,大部分不断向海南岛内陆和山区迁移,最后成为了今天的黎族;而谟语族群则勤于耕读,不断汉化,最后就融入了汉族中。

鲁迅与莫言文学创作思想比较研究

鲁迅与莫言分别揭示了国民的两种"病症":国民劣根性与"种"的退化。鲁迅以启蒙的方法救治愚弱的国民,莫言却是以野性精神来强化生命,有意味的是,他们表现出两种相反的路径:启蒙意味着向"前"走出愚昧,而野性精神是向"后"借鉴原始生命力。无论如何,启蒙与野性精神都是极有意义的疗救之法,但也有必然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