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哲学”与“五四”新女性——以冰心的诗歌为例

在冰心看来,“爱的哲学”是缓解社会和人生问题的救世良方,她将这一思想渗透进“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其诗歌中蕴含的“爱的哲学”主要包涵三组具有对比性的核心议题:首先,从“爱”的源泉母爱到普世性的人类之爱扩大了“爱的哲学”的疆域;其次,洋溢着纯净灵魂和天真气质的儿童情感与置身新旧“旋涡”中不断进取的青年的反抗精神丰盈了“爱的哲学”内涵;最后,大自然的神秘与宗教崇高的神性打开了“爱的哲学”维度。此外,因个人经验的局限,“爱的哲学”的虚无感伤倾向曾遭到社会的批判,作为最早一批登上文坛的“五四”新女性,冰心对此亦有警觉和自省。

诗歌翻译研究的诗学回归:《诗歌翻译论》评介

白话自由诗受西方诗歌影响似乎成为人们的共识。王东风教授在《诗歌翻译论》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驳斥。首先,该书利用谱系学的研究方法,聚焦新诗运动以来诗歌翻译与创作的基本史实,将史实“问题化”,并对现有文献资料进行知识考古,发现白话自由诗并非西诗汉译的产物,而是翻译操纵的结果;随后从诗学原理入手,对西诗汉译中的格律及诗意的再现提出解决方案,并进行可行性论证;最后以新诗运动中的著名译者为代表进行个案研究,关注这些译者的翻译思想及特色,探寻其译作得失。该书史论结合,理论与实践并重,回归诗学本质,颠覆传统观点,创造性地提出解决方案,开辟了诗歌翻译研究的新路径。

论陶行知“类格律诗”的创作

陶行知是中国近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高产的诗人,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传统诗词向现代诗歌转型发展期间,陶行知创作了许多不仅借用了传统诗词的形式,又在平仄、用韵等方面不完全符合传统诗词格律的新诗,著者将此类介于传统诗词与现代自由体白话诗之间的新诗,统称为“类格律诗”。文章探讨了陶行知“类格律诗”创作的历史情境,及其在诗歌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价值。

林庚的新诗写作和新格律诗理论

在中国现代诗坛,林庚是一个非常宁静也非常纯粹的诗人和诗歌理论探索者,他本无意于引领时尚或潮流,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语境却因他而引发了种种争论和冲突。争论和冲突的产生既与他立足于汉诗经验和汉语特点的本土立场有关,更与人们在西方背景影响下的失衡心理有关。整体而言,林庚的新诗写作和新格律诗理论虽有着明显的传统影响痕迹,但在本质上它们却是作者在现代性关照之中所进行的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

新诗十批判书

"新诗"宜改称现代"白话诗",它应该与文言诗一起改革与发展,以解除白话诗创作的危机,求得中华诗歌的伟大复兴。它不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不能提倡"诗的散文美",而要加强音乐性,批评诗的散文化、自由化,讲究诗美,讲究形式美,倡导新格律诗,与散文严格划清界限。为此,它必须首先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汲取古典诗词、民歌的营养,其次才是吸收、借鉴外国优秀诗歌的某些长处,并做到为我所用。

早期“新格律诗”运动比照下的1950年代新诗形式问题讨论

1950年代围绕诗歌形式及其相关议题展开的数次大规模讨论,虽然受制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和诗歌风尚,却也在相当强势的同质化声浪中出现了一些异质声音。何其芳通过对"现代格律诗"这一概念进行诠释,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见解,其论述一方面提供了检视1950年代诗歌发展的别样视角,另一方面与1920年代新格律诗运动中闻一多等人的主张有着明显的差异。

内在律:新诗艺术成就的核心

郭沫若最早发现并在新诗创作中成功地运用了基于情绪消长起伏的内在律以代替旧体诗的固定的外在格律,这是他对新诗艺术的重大贡献。内在律一端联着情绪内容,一端联着语言形式,居于新诗各项艺术成就的核心,也是新诗区别于旧体诗的基本艺术特征。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自由诗人如艾青、戴望舒等以创作和诗学探索丰富了内在律体系,现代格律诗的提倡者如闻一多、何其芳等也注意把新诗格律和情绪内在律联系起来。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既双水分流又彼此渗透,有逐渐融合之势。在新诗的诗体建设中,如果忽视、拒斥内在律,就可能误入歧途。

意象派对20世纪中国新诗的影响

意象派对20世纪中国新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通过胡适、闻一多,美国新诗运动对中国白话诗运动产生了激励与借鉴作用;第二,围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出现了”中国意象派”的创作倾向;第三,九叶派、朦胧派继承并发展了意象派的主要创作原则.深入研究中西文学交流史上的“意象”之桥,可以为我们解决古诗与新诗、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等现代文学中的困境提供明鉴。

新诗与歌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转折

新诗的出现和歌谣运动的发起都是新文学运动影响下的产物。新诗吸收了歌谣在语言、节奏方面的优点,从而使其走向现代化、中国化、本土化。歌谣在发生源泉、创作者以及形式方面向诗歌靠近,借助诗的影响提高其在学界的地位,从而奠定歌谣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新诗歌谣化,完成了生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统一,推动了现代诗的发展;歌谣诗化研究,完成歌谣身份的转化,为歌谣成为现代学科奠定基础。新诗与歌谣的相互影响,加快了文学现代化的步伐,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现代汉语新诗格律探索

文章指出了重建汉诗格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因为古今音系不同 ,汉诗旧格律脱离今人口语 ,走过百年历程的新诗又至今还未形成格律。作者在考察了古诗格律的流变之后 ,发现历来汉诗格律均具音律、声律、韵律三大要素 ,只是各有不同格式而已 ;为此 ,提出新诗应根据现代汉语节奏规律 。

论汉语诗歌语言的音乐性(上)——新诗音律研究

这篇长文写于1980年夏秋季,即23岁时,当时我在成都大学中文系的学习即将结束。此文后来一直放在那里,未刊。时隔三十多年,今天看来,这篇东西还是有其意义的:旧体诗词的格律被打破以后,汉语诗歌的音乐性传统如何在新诗中重新得到发扬?这远不仅仅是关乎诗歌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关乎汉语的问题,而且是关乎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已经不能"原教旨主义"式地照搬中国古代文化的某些具体形式,那么,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精神如何才能得到弘扬?本文对汉语诗歌的音乐性及其在现代新诗中的体现形式的探索,可以说是为这方面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具体例证。现在把它整理出来,一仍其旧,以存原貌;只是加上了全文的副标题"新诗音律研究"及各节的小标题。

论宫词体

清人对宫词源流的探索极为关注,或远溯《诗经》,或近指王建,皆未能找出真正源头。宫词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产物,其源头实在汉魏古乐府。这与清人对宫词的源流认识截然不同。宫词在情感艺术上的最大特色便是"怨",这继承了"兴观群怨"和"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传统。宫词是融合了乐府、宫体、花间、香奁等文体风格的独特文体,后人称为"宫词体"。

古文家钱基博对文学革命的退让与反击

对于文学革命、新诗运动以至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自发端之初以迄当代,素有争议。作为古文家和认同"中体西用"思想的开明守旧派,钱基博对胡适及其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和新诗运动经历了由退让到反击的转变,彰显了中国新文学史单向叙事的否定之维。他在出版于1930年代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沿袭"甲寅派"的观点将胡适暗比"不思道德"、诡谲多诈的汉代权臣朱博,又在同时期劝诫其子勿效胡适、徐志摩,而应学习南朝名臣王僧虔在乱世的"处法";对于闻一多、朱湘等新诗人提倡格律、用典和模仿古人,他认为是"新体诗之穷而当变,思复其初"的征兆。本文探讨了钱基博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新诗运动的评价,揭示了他对文学革命所持态度的微妙转变,并对其守旧诗观加以反思。对于新诗的体例与新诗的成就,笔者认为,天道有常,文体代兴,不为格律、声韵所缚的自由诗乃新诗主流,其中佳制,实非胡适、周作人等人尝试之作所可及。

王国维的词人批评与晚清词风之关系

王国维《人间词话》对姜夔、周邦彦、吴文英的批评,与其建构以五代北宋词为典范的境界说密切相关。但王国维的这一初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史中,被朱光潜、唐圭璋等为代表的学者所忽略,而吴征铸则是少数能从清代词学的发展轨迹来体察其用心的学者之一。王国维的词学从破晚清模拟、雕琢的词风中建立起来,故极具反叛性,这种反叛特性与后来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理论不谋而合,王国维因此而在新文学中被视为重要的奠基人物。他的创作也大体呼应着理论,用普泛性的哲学之思与五代北宋词的自然神妙相结合,开创出填词之新途。其价值值得充分估量。

诗界革命采用保守方式的原因探微

诗界革命是多元发生的、本土化的、保守的汉诗改良运动。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既有诗的因素,更有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变革等非诗的因素。晚清诗坛的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既对抗更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保守改良性质。保守也来源于那些热衷改革的进步文人,他们在政治体制上不得不“全盘西化”,为了求得心理平衡,甚至因为自卑而产生自负,他们更加重视甚至高估本土文化,加上当时对外国诗歌的“先进性”的了解远不如对外国科学及政治体制的了解。古代汉诗特别是定型诗体格律诗体成了封建专制的象征物和封建文人聊以自慰的心理寄托品。在社会改革大潮冲击下,他们只愿意对汉诗进行“本土化”改良。因此诗界革命只在汉诗的语言特别是词语上作了适度的改良,根本没有涉及到汉诗文体的两大基本成分——诗体和诗家话的实质性变革。诗界革命采用保守的改良方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张我军的处女作及其在厦门之文学活动新考

最新发现的史料表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与"奠基者"——张我军的处女作,是他在1922年9月创作的《壬戌七月既望鹭江泛月赋;》20世纪20年代初,张我军在厦门期间,与号称"我国文人诗社之最"的传统诗文社团——菽庄吟社有过密切往来,它对于提高张我军的古典文学修养、培养其传统诗文的写作习惯、增强其"抗日复台"的责任心与使命感等都很有帮助,同时也为他其后开展对台湾旧文坛的抨击作好了文体上、思想上等方面的准备。

威廉斯景物诗中中国古典物我观之体现

在"中学西传"的大语境下以威廉斯对中国古典诗歌创造性的翻译、接受和移用为基点,考察威廉斯景物诗中中国古典物我观之体现。威廉斯作为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诗歌的精神导师,借中国古典诗歌"他山之石",身体力行地鼓励美国诗人把自己从传统语言的囚笼里解放出来,对生活作如实的呈现。威廉斯的景物诗充分传达出对生活本质的透彻理解与高度尊重,获得了自然人生与艺术匠心的完美结合。

五四时期诗歌伦理的建构与新诗创作

五四时期的新诗伦理以白话语言的运用为前提,集中体现在对白话新诗观念的接受和对新诗形式的认同两个方面。五四时期"文白之争"实质上是文学创作的伦理之争,预示了中国文学创作的伦理转型。胡适对新诗理论的探讨和创作实践,形成了以白话为基础的诗歌新伦理,为五四文学的伦理转型创造了条件。胡适的新诗顺应了中国诗歌发展的需要,影响了五四新诗的创作潮流,新诗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伦理,逐步获得了文学界的伦理承认。

峰回路转诗律新——1924—1928年雪莱诗歌翻译的描写研究

1924—1928年正值中国文学发生巨变、西方文艺思潮涌入之际,其间有9位译者发表了雪莱译诗12首,是文学革命时期雪莱诗歌翻译在诗体和语言上最多元的阶段。通过描写研究发现,首位译者顾彭年以无韵白话翻译,其译诗诗形和语言旧已破而新未立;此后历经数位译者的复古之路,雪莱诗歌翻译呈回归传统倾向,但白话译诗已势不可挡;朱湘和李惟健的翻译以牺牲原诗意义和诗行结构为代价,在诗形和格律上取得重大突破,为中国新诗引进了新因子和异质元素。译诗终于诀别诗歌传统形式,以崭新的面貌再创新诗格律。

论闻一多、徐志摩诗歌的音乐美

美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音乐美包括内容美和形式美两个方面。单从形式的角度论述诗歌的音乐美是偏颇、低层次的。诗歌以抒情为主要特征,抒情是诗歌的主要内容,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诗歌的音乐美并不完全表现在形式、声音的组合效果上,还取决于声和情的和谐、声情并茂上。只有声情和谐、声情并茂,才是诗歌音乐美的最高境界,诗歌的音乐美才算是最完善的。文章从节奏、押韵、音调、声情诸方面论述了闻一多、徐志摩诗歌的音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