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的国际恐怖主义及其应对

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在各国疲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之际,国际恐怖主义非但没有放弃或减少恐怖袭击活动,反而是利用此次疫情,重新部署力量,加大了组织宣传和招募成员的力度,预谋或已经在常住地实施了多起恐怖主义事件。从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现状来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恐怖主义组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对恐怖分子开展活动产生了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国际恐怖势力反而利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开展活动。并且国际恐怖主义还有可能利用这场波及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制造混乱,袭击本已经遭受疫情创伤的国家和地区。整个国际社会需注重研究个人在恐怖主义生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了解恐怖组织信奉的意识形态和认识基础,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加强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标本兼治,有效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恐怖主义。

“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国际恐怖主义及其治理分析

在国际反恐联盟的军事打击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失去了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本营,国际反恐由此进入了“后伊斯兰国”时代。“伊斯兰国”的溃灭,并不意味着全球反恐取得了全盘性胜利,“伊斯兰国”可能会从一个拥有地盘、行政体系和军队的半军事化恐怖组织演变为传统的常规性恐怖组织。恐怖主义的威胁不会就此停止,全球的反恐形势依旧严峻——恐怖活动的发生频率和伤亡程度大幅攀升,极端组织的活动能力和范围进一步增强。进入2019年以来,国际恐怖活动的威胁不减,恐怖分子加紧了从中东向中亚、南亚和非洲国家漫延的步伐。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随着国际性恐怖组织的分化组合和大国关系的进一步调整,国际恐怖活动仍将是影响全球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变量。防范“伊斯兰国的”死灰复燃和“外溢效应”的扩散仍然任重道远,暴力恐怖袭击或许会成为一种常态。2019年3月和4月,在新西兰和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是对“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国际反恐形势进行研判的两个最佳判例。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治理,主要应包括政治机会结构的把握、资源动员能力的建设和意识形态框架的构建等几个方面。

试析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的主要特点

2003年3月,美国率领的国际联军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由此伊拉克被迫开启了新一轮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2003年后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的背景包括美国的主导作用、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优势地位、暴力冲突持续不断的国内环境,以及周边国家和国际局势的影响。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呈现以下主要特点:在政治领域,首先是政治体制的“去中央集权化”,包括改行联邦制、库尔德地区实行自治、军事力量的薄弱与分化;其次是确立以族群分权为基本特征的政治体制。在经济领域,表现为恢复石油生产、抑制统一市场的分裂、推进经济的市场化、推动货币制度的变革和改善遭受严重破坏的基础设施。在社会与文化领域,表现为部落的社会影响部分恢复、宗教社会影响力的起伏、中央政府和库区政府教育改革趋势的不同。

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全球反恐态势略论

201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摩苏尔和拉卡等城市陆续被收复,"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大规模军事存在和持续扩张已经结束,全球反恐已经进入了后"伊斯兰国"时代。从该组织发展规模、主导思想、流变特征来看,它源于"全球圣战主义"思潮,其本质是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糅合。"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地的军事溃败并不意味着该组织的彻底消亡,或是其所倡导的"萨拉菲圣战"运动将销声匿迹。未来,该组织不仅会改变方式继续在这一地区活动,甚至还有可能改变活动方式并加速在全球扩散,乃至形成新一轮恐怖活动浪潮。为应对后"伊斯兰国"时代国际恐怖活动威胁,国际社会需要科学、理性地认识产生国际恐怖主义的历史根源,加强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

后“伊斯兰国”时代极端主义犯罪概念辨析

极端主义犯罪是我国危害公共安全、应受刑罚惩罚并应视情况接受去极端化的危害行为,在后“伊斯兰国”时代我国反恐刑法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在后“伊斯兰国”时代进行刑法规制的起点在于极端主义犯罪的概念辨析。应采用立体式系统界定法,通过探析极端主义犯罪和其他与之在学理、立法和法律适用中容易混淆的概念之间的关系,界定极端主义犯罪在后“伊斯兰国”时代的概念。在此基础上,要对极端主义犯罪在后“伊斯兰国”时代发生的转变、呈现的特征等犯罪形势予以总结梳理,对其各种犯罪类型进行归纳,通过内涵探析为此类犯罪在刑事一体化下的有效治理铺垫现实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