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孝经集传》“辟杨诛墨”析论

黄道周以“辟杨诛墨”为《孝经》“五大义”之一,这在佛老盛行而杨墨衰微的晚明,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儒家主张以人伦之理来形塑社会共同体秩序,黄道周之所以“辟杨诛墨”,在于其认为二氏从礼乐政刑与孝德伦理两方面撼动儒家立论根基:从礼刑制度上,墨家“非乐”“节葬”导致礼乐衰微,更是阻碍儒者的道德实践;从孝德伦理上,孝是“天地经义”与诸德之本,“为我”“兼爱”是对儒家“孝本论”的攻讦。由于上述刑礼衰微、伦理缺位等流弊实皆本于不孝,因此黄道周“辟杨诛墨”的根本方式在于重建孝本论:将不孝纳入“五刑之首丽”,以政刑之术来规约礼文的有序施行;强调爱敬情质的自然真挚性,以此回应杨墨实用主义的攻讦;从超越维度确证孝得以源于天地之心,子女面向父母能自然产生爱亲敬长之情,则在于人类感通天地生物之心。面对法律法规难以裁决的家庭伦理问题,黄道周“辟杨诛墨”论或能从人类的本源情感与礼法秩序等方面给出解决方案。

从“一师风潮”看“五四”时期的浙江报刊

研究和宣传新思想的报刊的大量出现,以及发表在《浙江新潮》上《非孝》一文引发的“一师风潮”,是五四运动影响浙江思想界与报刊界的直接后果。“一师风潮”是1920年全国学生运动中最突出的事件之一,《浙江新潮》则对新思想在浙江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五四”时期的《浙江新潮》述论

《浙江新潮》是"五四"后浙江青年学生为适应新的革命潮流而创办的一个宣传新思想的刊物。施存统在第2期上发表《非孝》,《浙江新潮》被查禁,并引发了"一师风潮"。对新思想在浙江的传播,《浙江新潮》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