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净诗二首探微

初唐义净在印度的第十三年创作《杂言》和《一三五七九言》诗 ,《杂言》的辞式结构和乐府、歌行形成呼应而又别具特点 ,《一三五七九言》成为“宝塔诗”之祖。

由“侠与儒”的融合到“侠与法”的合流——从《水浒传》到《三侠五义》看明清武侠小说的精神流变

明代武侠小说《水浒传》的出现,使武侠小说创作发生了重大转折,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在继承太史公侠义精神的基础上,又对其进行了重新的解构和整合,加上了"忠"的思想,使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嬗变为忠义武侠,即"侠与儒"的融合。而清代侠义小说《三侠五义》的出现,又使武侠小说创作发生一变,即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合流,形成了清官断案、诸侠辅佐的小说创作新模式,这就是"侠义公案小说",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侠与法"的合流。

从《三侠五义》、《小五义》看清代的话本小说

《三侠五义》、《小五义》都是由说唱兼备的话本发展而来的“平话小说”,《小五义》还保留了较多的说唱文学的特征。由此可见,说话艺术一直绵延到清末,话本作为俗文学,具有口头文学传承性和变异性的特点。

论香港邵氏影片《冲霄楼》对小说《三侠五义》的影像改编

由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投资、张彻导演的影片《冲霄楼》在情节改编方面强化了原著《三侠五义》的叙事悬念和诙谐意趣,这既反映了原著本身对于影像改编所具有的先在性影响,亦和文学转化为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转变不无关系;同时,影片又借助对白玉堂的形象塑造及其独闯冲霄楼、殒命铜网阵这一原著人物命运结局的影像呈现,不仅凸显出张彻武侠电影以男性英雄的深厚情谊为核心的"阳刚电影美学"特征,而且也潜在地折射出其本人的创作主体意识对于文学改编中的主题诠释、人物重塑、风格嬗变等诸多方面所具有的主导性作用。

由古典文学看历史上的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

作为华夏民族的传统观念,夷夏之辨不仅反映于上古典籍,而且到中古时期就借助于苏武、王昭君、蔡文姬的故事得到文学化的表达,并以典故或素材的形式参与后代文学文本的构成,以意象化的方式强化了其文化内涵及认同。同时,夷夏之辨中文化品味的不确定性,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也通过个人体验显示出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古典文学与夷夏之辨及文化认同的复杂关系,可通过若干历史人物和诗歌作品的具体分析而得到确认。

“忠实”作为翻译标准的历史与时代重构

翻译标准一直是翻译界颇有争议的话题。尽管中外学者们对翻译标准各有见地,但在“忠实”这一原则上却达成一致。但是,在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企图颠覆忠实的原则。本文通过揭示“五失本三不易”,“信、达、雅”和“多元互补论”中的“忠实”的真实内涵,旨在分析“忠实”原则错误的绝对化,还原其特有历史与时代相对性。

陈寿祺生平及著述考

陈寿祺是清嘉道年间的代表学者,学通汉、宋,世称“通儒”,因其早年学历、交游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其在学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辑佚方面尤为突出。考证陈寿祺生平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学风衍变的基本过程,并且简略地考释了《尚书大传》、《五经异义》、《三家诗遗说考》等其在辑佚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论明初“湖湘双杰”

古代湖南人才稀少,但也产生过一些杰出的人才。被誉为明初“湖湘双杰”的著名文学家刘三吾和五朝重臣夏原吉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代表。他们一个在文坛上留下了很多创作的佳话和不朽的作品,另一个为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凤凰出版社《俞樾全集》本《七侠五义》述介

《七侠五义》整理本甚夥,但都未能尽善。凤凰出版社《俞樾全集》本《七侠五义》后出转精,为一般读者与相关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更规范可靠的新整理本,本文即对此加以评介。

基于文献梳理的备化汤中地黄使用之解析

备化汤首载于宋代名医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为十六首运气方之一。作为治疗“湿寒合德”所致病症的运气方(基于五运六气理论而拟定的方剂),备化汤主要由木瓜、茯神、牛膝、附子、地黄、覆盆子、甘草、生姜等组成,在湿证与湿病的治疗上应用广泛。有关备化汤中地黄的使用,宋代的陈无择及其之后的缪问与王旭高对其记述有所不同。陈无择根据丑未之岁运气常位状态下的疾病表现,本“功能气味,合其性用”的治法,宗“甘温治其下”的原则使用熟地黄;缪问在龙砂医家临证实践的基础上,考虑到太阴湿土主岁之年可能出现的火郁情况而使用生地黄;王旭高则主张辨证使用生地黄或熟地黄。现代医家在应用备化汤时,可以结合理论解读与临证实践,酌情选用生地黄或熟地黄。备化汤组方用药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如能系统掌握和大胆应用其配伍规律,备化汤可在湿证与湿病的治疗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贾谊新的民族观

贾谊论汉朝对匈奴的政策,有"三表五饵"论,这在当时实是崭新的民族观。历来学者或忽视之,或轻视之,或鄙弃之,至今犹然。其实他是主张文明较高的民族,以先进的经济文化积极主动地施行和影响文明较低的民族,使两族趋同,进而达到以我为主体的民族融合,很有实际价值和历史意义。

吴金寿研究

吴金寿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至乾隆六十年（1795），卒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至咸丰元年（1851），曾有志于举业，但在晚清国势萧条的情势下，与当时许多中国社会下层士人一样，沉滞乡间，以从医作为科举之外的谋生道路。吴金寿亦医亦儒，与文人张廷济、姚文田、陆长春、韦光黻，儒医陈希恕、陆增，以及当时名医徐锦一家均有交往，身份在医者与士人间毫无违和的自如切换，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医者的基本面相。道光十一年（1831），吴金寿刊刻《三家医案》《医效秘传》与《温热赘言》，其有意识的商业操作，顺市场形势而为，对吴中医籍之流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制作出时车今日仍为濡病学术由研有中绕不开、谈不尽的话颢．

谈《忠烈侠义传》中的侠客形象

通过对侠客形象的改变及其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的阐述与分析,指出《三侠五义》在突出"忠烈侠义"的典型性格的基础上,更注重人物的真实性与个性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