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处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邮政不断遭到日本的侵扰与破坏。事变初期在国民政府外交收复东北的策略下,邮政总局及东北地方邮局设法维持辽宁、吉黑两邮区的运转,以沟通信息并配合外交交涉。日本扶持伪满洲国后,其侵扰东北邮政的方式由直接侵吞转向利用伪满洲国强制“接收”。1932年6月,随着国联调查团离开东北,中日双方在国联的角力进入最后阶段。此时,日伪方面积极推动“接收”东北邮政,以塑造伪满洲国的“独立”形象,国民政府则采取封锁邮政的方式进行反击。纵观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政策,其核心在于寻求国际支持与对日不妥协,这与1934年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背景下的通邮谈判有着明显区别。

《李顿文件》所见之李顿中国之行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派调查团赴中国调查事变真相 ,这是 1 93 0年代初远东危机中引人瞩目的一件大事。国联调查团团长英国人李顿在华期间 ,给其家人写了大量信件 ,并记有日记。李顿的这批私人文件总计约合中文 80 ,0 0 0余字 ,记载了李顿本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看法 ,以及他与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和日本军政要人的会谈。与公开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相比 ,它对了解国联调查团尤其是李顿的立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张学良思想演变探析

探讨分析了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的历史进程中,张学良思想演变的轨迹。论述了从东北易帜到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爱国统一思想超越了封建割据思想,较好地处理了爱国主义与地方主义的关系;深入分析了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期间,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与地方主义思想的碰撞和抵触;进一步探析了从旅欧归来到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思想的重大转变,从"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其爱国主义思想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试析“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土匪抗日原因及其局限性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中国东北地区土匪发生了严重分化。种种原因兴起的土匪抗日,尽管动机和原因不一,但是他们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与其他抗日队伍一起充当了抗日先锋,滞缓了日军侵吞东北的进程,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这些积极意义都应为历史所肯定,但由于土匪队伍抗日意志不够坚定、与正规军相比组织纪律性差、匪性难改和日伪重兵围剿、抗战队伍粮弹不济等主客观原因,这些绿林土匪的抗日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公布前后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响

1932年10月,国联公布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对九一八事变的责任作出最终裁决,也充分说明了对中日东北争端的基本态度。报告书公布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外交官、学者及社会名流等纷纷发表意见,围绕报告书有关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因个人的立场和社会角色不同,对报告书的认识和意见并不一致,但总的趋势则是开始丢弃对国联和各列强的幻想,逐渐认识到维护中国的独立、求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充分依靠中华民族自身的力量。

张学良与“不抵抗主义”及其责任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军奉行"不抵抗主义",致使日军在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四个多月就占据了全东北。不抵抗政策造成东北军不战而溃,使东北山河转瞬沦陷;不抵抗政策给东北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危机。事变前张学良曾主张武力抵抗,是"力避冲突"方针导致"不抵抗主义"的产生和形成。

东北军论析

东北军诞生于东北易帜后,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分化,其中大部分东北军奉命入关。在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则进一步分化,在国民政府的分化政策下,最终解体。东北军虽然是东北的地方军队,却经历和参与了民国时期所有的重大事件,并是国内唯一一支经历14年抗日的军队。东北军虽然是服务于民国政治的政治军事集团,但却具有政治意识淡薄和封建意识较浓的特点。

“九一八”事变前满铁附属地日本人小学校教育方针确立探析

满铁于1915年5月颁布了《满铁附属地小学校儿童训练要目》,把"以满蒙为中心"确立为日本人小学校的教育方针。但其确立过程并不平坦,满铁内部亦存有不少反对声音,最后经由满铁高官强烈抵制,才确保了该教育方针的实施。"以满蒙为中心"的教育方针虽没有赤裸裸地宣扬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但其本质仍是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的一种缓进怀柔的政治手段。

“九一八”事变前满铁附属地日本语职业教育述评

满铁历来十分重视附属地内中国人的日本语教育。不仅在初、中级普通学校教育中大量设置日语,还在其经营的重点地带创办了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日语学堂。通过对日语学堂的教育法规、实际发展状况进行考察与分析,可以明确满铁设立日语学堂的目的及其实施教育侵略的本质。

论“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兼与“九·一八”事变对日政策比较分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微妙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论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

张学良是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其国家统一观经历了从青年时代"息争统一"思想的萌发,到"东北易帜"国家统一思想的初步形成,再到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国家统一思想与地方主义观念的结合。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与保存地方实力观念发生碰撞。西安事变的发生,标志着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升华至全新境界。身陷囹圄后,仍心系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现国家统一是张学良一生的期盼和追求。

关东军的“铳后援”——“全满妇人团体联合会”初探

"九·一八"事变以后,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妇女迅速行动起来,组成"全满妇人团体联合会",以创办"士兵之家"、邻保事业、慰问出征军队及阵亡者遗族等形式,"后援"关东军对中国东北的军事侵略。尽管这些活动属于非暴力性的、甚至贴着"母爱"的标签,但却鲜明地反映了日本妇女的战争观。

天皇裕仁和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开端。事变是一些狂热侵华分子蓄谋制造的,但它的恶性演变却是日本统治者放纵和支持的结果。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的裕仁天皇,对九一八事变的演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变的不断恶性发展和他的态度与决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剖析裕仁天皇在九一八事变中的活动和表现,可以清楚地展现出他的战争责任和反人类的本来面目,对于深化这段历史研究是有意义的。

张作霖集团与日本的恩怨

张作霖深知,欲在东北立足,须求得日本的支持,因此,大力争取日本的支持。日本方面意见分两派:一派认为张作霖可以作傀儡,另一派认为他不够驯服,一再要处死他,终于还是把他炸死了。张学良子承父业,日本认为他更不驯服,公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奋起抗战,抵抗侵略,取得了最后胜利。

“九一八”事变后的社会教育界救国教育活动述论

"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社会教育作为救亡图存途径之一,受到知识分子的特别重视。社会教育一改过去以识字教育为中心的局面,将动员全民抗战的"救国教育"纳入工作重心。社会教育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救国教育,如演讲、展览、组织民众自卫训练等等。当然,由于国民政府对待抗日的矛盾态度以及广大乡村民众对救国教育缺乏现实需求,遂使抗战前的救国教育未能得到广泛、深入的开展。

试探九一八事变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对策及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立即引起了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高层的高度关注并研究作出对策。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对策有正确的一面,如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揭露其侵略野心,号召各国党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抨击英、法操纵的国际联盟纵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勾结与矛盾;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等等。但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估计过高,忽略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对中国共产党产生重要影响。中共临时中央教条主义地接受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有能够科学分析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产生的新形势,充分认识到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正成为中国各族人民普遍要求,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都有可能参加到这一斗争中来的新情况,在制定政策和策略时虽然也有正确的一面,如在白区领导组织各色公开反帝群众组织和在东北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等,但总体上是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致使没有抓住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政治形势的新机遇,给革命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

中国内争不统一:日本乘虚侵占东北的政治背景

东北易帜后 ,全国虽然实现了统一 ,但还主要是形式上的。国民政府下诸军政集团间的内战频频发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战争星火燎原。中原大战和平定石友三之乱 ,东北军大量调入关内 ,严重削弱了东北边防。连年内战 ,耗损了国力 ,无力抵御外侮。日本侵略者正是利用了中国的内争不统一 ,乘虚而进 ,发动九一八事变 ,占领东北。 1 931年发生的宁粤对立 ,严重地影响了对日和战的决行。张学良对中央政府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当关东军向辽西进攻时 ,张氏拒绝中央政府的一再指令 ,擅从锦州撤兵 ,终致东北全部沦陷。民族不统一 ,给外敌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日本充分利用中国内部不统一 ,侵略东北 ,策划建立满蒙“独立”政权。这是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历史教训。

试述“九·一八事变”前《生活》周刊对日本侵华原因的分析

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是民国时期一份著名的时事政论类综合杂志。“九.一八事变”前,《生活》周刊以敏锐的观察力,关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对日本侵华的原因作了深入分析,认为日本侵华的内在原因是其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作用的结果,而中国自身国力的孱弱则是招致日本侵略的重要外因。《生活》周刊对日本侵华原因的分析,虽带有浅显、直白、感性的特征,但对于激发城市普通民众的爱国热情,凝聚他们的民族精神,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日本“满蒙危机”的另一种解决臆想:“三月事件”探微

昭和初年的日本,弥漫在担心失去中国东北殖民权益的所谓“满蒙危机”中。日本陆军对于如何解决这一“危机”存在两种构想,一种是后来被关东军实施的在中国东北制造事端,即众所周知的九一八事变;另一种是在日本国内发动政变,成立军政府,实行国家改造。为推行后一构想,樱会和民间右翼势力结合,曾阴谋在1931年3月20日发动一次政变,目的是拥立陆相宇垣一成为首相,史称“三月事件”。此次政变虽然在发动前被宇垣叫停而流产,但在九一八事变后这两种构想合流,合力推进了日本的法西斯化进程。

“九·一八事变”对东北农村宗族结构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势力深入中国东北农村,冲击了东北农村社会的宗族制度,使得民初以来宗族的变迁过程发生逆向性发展,宗族制的弱化过程发生改变而出现强化趋势,中断了中国东北农村社会正常的变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