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四种未刊文献介绍

根据新采集的定县简广域高清图像,可以进一步了解过去未曾发表的《哀公问五义》《保傅》《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以及数术类文献(原称《日书·占卜》)四种的具体内容。其中《哀公问五义》《保傅》大多能与传世文本相对照,增进我们对《大戴礼记》等文献重要性的认识;《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或与起居注类文献相关,也可为汉代交通与礼制研究提供新材料;《日书》《占卜》等,可以丰富我们对汉代数术类文献的了解。

“怀情不尽曰隐”——沈约天监初之崇佛与梁武帝之关系

沈约天监初年重拾佛教信仰,其实是为了迎合梁武帝推尊佛教的策略。天监六年群臣对《神灭论》进行围剿,是武帝公开以政治权力为后盾,提高佛教地位的行为。尚书令沈约作为朝臣之首,在武帝弘佛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究竟慈悲论》《六道相续作佛义》等佛教论文与梁武帝对佛义的理解极为相似。另外,沈约晚年的忏悔、舍身、千僧会、八关斋等行为,皆直接或间接受意于武帝。然而沈约对佛教的信仰具有很大的投机成分,诚心不足,是以在临终前露出破绽,激化了其与武帝之间的矛盾。沈约天监年间的崇佛行为及其遭遇,须结合梁武帝方能看得分明,亦可借此观察梁代士人的宗教信仰及其所处的政治实态。

沈约前后刘宋史著及《宋书》撰成考述

《宋书》成书情况复杂,何承天、徐爰等前期撰述构筑了良好的基础。然清人据沈约受诏至进书时间之短,以及避讳等情况,判断"纪传"大部为何承天、徐爰旧稿,"八志"多为沈约自创,未考虑沈约此前之撰述准备与积累,其论未必准确。"八志"进上时间,既非仅随"纪传"之后,也非时隔十多年,而是四五年后的永明末。"八志"之撰述,亦非完全由沈约所自创,沈约所承担者仅其中的一部分。

嵇康之《声无哀乐论》浅议

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嵇康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其代表作《声无哀乐论》一直引起后人的关注和争议。把音乐之美,从传统的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化成为个体人格的心灵自由的媒介,是嵇康《声无哀乐论》这篇名作所要说的中心内容。

论嵇康《声无哀乐论》的美学思想

以“和”为美是嵇康《声无哀乐论》美学思想的核心。“和”在哲学的层面是指宇宙自然的和谐统一,它体现了宇宙生成的法则和规律。而这种法则的最好承载者是音乐,音乐代表了这种和谐统一,所以,“和”美是音乐追求的最高理想。嵇康以“和”论乐,认为音乐的本体是与时代政治和人的情感无关的自然之和;在音乐与情感的关系上,认为音乐与情感并无必然的联系,而是一种对应关系;音乐除了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外,还具有“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的娱乐功能。

193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地方叙事”及其起源语境

1930年代中国文学中出现了"地方作家",并形成了新的叙事类型"地方叙事"。"地方叙事"的出现与1930年代中国"地方意识"的形成有关,而"地方意识"的形成则源于国家政党政治的变化和阶级问题的凸显。与"五四"时期不同,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问题的凸显取代了思想革命的余绪,在对"五四"的重新讨论中,文化问题出现了阶段性的异变,而"地方"的浮现恰恰缘于这一历史语境的演变。因此,我们对1930年代"地方作家"的出现和"地方叙事"的形成的认识,必须放在当时"地方意识"之历史变迁的脉络里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声、音、乐的审美维度

本文从声、音、乐的审美维度对《乐记》和《声无哀乐论》两者进行具体辨析,通过比较去发现它们音乐美学观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力求找出其异同的原因,并说明批判继承两者音乐美学观对建构当代中国音乐美学的意义。

从兰台聚到东皋会:梁初京师文学场域的构建与冲突

梁武帝通过文学奖誉、政治吸纳、公宴雅集、奖竞机制,于梁初在建康城构建了高度统一的宫廷文学场域。任昉兰台聚、沈约东皋会皆在其笼罩之下发生,呈现出不同文学趋向:前者是宫廷文学场域的外延,以仕进为目的,以好用事为特点,酝酿了梁初的主流诗风;后者与宫廷相对疏离,因喜好声律而聚集,与地方诸王幕府相呼应,为声律复兴埋下了伏笔。武帝以政治干预文学,与任昉兰台聚同气相应,是以梁初门阀社会格局变迁为背景;而沈约东皋文学建立在传统士族庄园经济之上,蕴含统一文学格局中的隐性冲突。梁初京师文学场域中和谐、不和谐的变奏,引领了萧梁文学的大体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