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rivation of Martin-Hou Equation of State from Hard-particle Perturbation Theory

In this paper, the Martin-Hou equation of state is derived by using a power series representation of radial distribution function and an analytic representation of multi-section potential based on the Barker-Henderson hard-particle perturbation theory including high-order terms. In the derivation, a theoretical form of Martin-Hou equation was obtained. It had a similar form and the same capability to predict P-V-T properties as the Martin-Hou equation and no additional data were required for evaluating the constants. The characteristic constants of the theoretical expression have certain relationships with the molecular parameters.

《沧浪诗话》诗歌体制论的误读与辩正

“体制”是严羽诗论的核心概念,但因习焉不察的割裂与混淆,其确切内涵与本来面目未能完整呈现,也妨碍了对严羽诗论体系及诗学思想的整体理解。藉由文本精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可知《沧浪诗话》中“体制”概念指向诗歌作品完整而具体的本体存在,这一基本内涵不因其《诗体》中辨体角度不同而互异。诗之“体制”不仅包含“词理意兴”等基本要素,且以“格力”“兴趣”“气象”“音节”等为之“用”,以更充分表现诗体的内在品质和艺术力量。其中“格力”以诗意为本,是诗中整体思想情感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兴趣”以诗情为本,是诗体所表达的自然感发、含蓄蕴藉的情致和意趣;“气象”以诗象为本,是诗体所呈现的自然雄浑的整体艺术形象;“音节”以诗语为本,是诗体中充分韵律化、表意化的艺术语言。着眼于贯通式诗歌体制观,可对《沧浪诗话》的概念关系和整体结构获得更切近实际、更切合语境的理解。

以“虚实三态理论”构建急危重症中医辨治体系

急危重症病种多样、患者病情危重、证候复杂、变化迅速,有其固有的疾病演变规律。本文提出,中医辨证不同于中医内科学辨证体系,姜良铎教授、刘清泉教授依据多年治疗急危重症的临床经验概括其核心病机为“正气虚于一时,邪气暴胜而突发”,进而总结提炼出一种适用于中医药治疗急危重症的辨治体系——“虚态-实态-虚实互存态”的“虚实三态理论”。

“虚实三态理论”在急危重症防治中的实践与应用

"虚实三态理论"是本文通信作者刘清泉教授在急危重症核心病机"正气虚于一时,邪气暴盛而突发"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提出的,是中医辨治急危重症专属的理论依据,指导着急危重症的临床实践。本文结合3个典型病例,详细论述"虚实三态理论"指导下的中医治疗急危重症的实践与应用。

论李贽对苏轼文学思想的辩证接受

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明代儒学思潮发生转向,以天理为本体的程朱理学开始退潮,而以情感为本体的苏氏蜀学受到空前关注。在此背景之下,李贽对苏轼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作为心学传人,李贽的“童心说”与王阳明的良知之说相去较远,而与苏轼的“情本论”比较接近。以此为基础,李贽对苏轼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深入体认,并分别从本体论、目的论、风格论和发展论等角度对其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由于情理关系方面的差异,李贽在对苏轼文学思想的接受中又有所批评,形成了一种激进重情、影响深远的接受模式。

马丁诺夫“帝国理论”视角下的苏轼哲学思想研究

俄罗斯汉学家马丁诺夫结合苏轼“尽展其彦,尽泄其才”的人生际遇,论述苏轼文学作品中体现的“佛、老、孔”融摄哲学思想。其学术研究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在于采用“帝国理论”视角,采用“帝国”这一核心概念来分析和考察苏轼哲学思想与中世纪“中华帝国”意识形态的实质背离,论述儒家思想实践与帝国治理的关系,阐明苏轼“不为大用”的根本原因。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方法思路和价值判断为国内学界苏学研究提供了一些他者视角借鉴。

论施蛰存现代派小说中的生死本能——以《梅雨之夕》《将军底头》为例

施蛰存的现代派小说借助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用富有个性的文学笔法表现了现代人生本能与死本能的冲突与融合。其代表性小说集《梅雨之夕》《将军底头》中,大量的内心独白和跳跃式的疯狂联想,令无意识中建设性的生本能与破坏性的死本能共存,暗合小说“爱与死”的主题。生本能主要表现为产生爱欲、超现实幻想和逃避危险,死本能呈现死亡意识、攻击冲动和秩序解构等特征。小说实现心理分析理论与小说艺术的共融,呈现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结合、现实与超现实交织的特点。

王士禛神韵说的词学渊源

王士禛神韵说自有其词学渊源。就填词实践而言,通过前期与后期词学实践的对比,发现王士禛的词学创作正是在早期神韵宗尚和趣味的不断肯定下实现的,且其词学实践与早期的神韵诗论“典、远、谐、则”的要求呈现出一致性。考其词论构建,其词学理论著作《花草蒙拾》上承早期的神韵宗尚,又不断建构完善,呈现出早期神韵宗尚从“言”“象”向“意”的转变。从转型需求来看,王士禛神韵说的词学渊源,是在基于词体独特地位及诗词交互的认识下,受家学传统、社会风气、文学群体等因素影响,企图于实践中探寻出文学创作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平衡之法。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苏轼之“气论”及其在词作中的表现

苏轼继承了先哲的气论内核,即“气”既再现客观具体形象又表现主观抽象思辨。在此基础上,苏轼延伸出“气—阴阳—万物”的机制,并对万物与人的相同本质予以发覆,因此推知物我可以联动。这一气论的逻辑在苏轼的词作中表现为物与情关系,并在其词作发轫期、成熟期、巅峰期及老健期呈现出观物观己的不同审美观照方式。

唯物辩证法视域下的荀子“名”学研究

“以类行杂,以一行万”体现了荀子的“名”学思想,而“终始若环”的思辨结构则是荀子“名”学的方法论基础。荀子“名”学贯通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在自然领域,“名”体现了心知对自然万物之关联的描述活动,“别名”要在“共名”的统摄下来领会,“共名”又在“别名”中呈现自身;“共名”为“始”,“别名”为“终”;“共名”言其一体性,“别名”言其差异性,两者是“始则终、终则始”的环之两端,是一种双向关系。“单名”和“兼名”揭示了心知的扩展方式和无限进程。在社会领域,“名”体现为伦理秩序的“构建”活动,这在荀子“执神而固”的思想中得到了揭示。“执神而固”开显了“心知”与“现实”同构运行的境界,“执”即“共名”从自身出发展现为“别名”的进程。所谓“固”,即心知的运行贯彻在伦理秩序的“构建”活动中。

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视域中的王船山研究——以吕振羽、侯外庐、萧萐父为中心的考察

吕振羽、侯外庐、萧萐父是因李达而结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李达的影响下,他们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中探寻中国自己的“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启蒙说,并由此开启对王船山其人其学的研究。他们的王船山思想研究各自形成了不同的视域:吕振羽将王船山思想定位为代表新兴市民阶级的新思想,侯外庐将王船山思想诠释为形式知识上的解放,萧萐父则着力梳理王船山思想“推故致新”的内在逻辑。通过这些探讨,他们将王船山思想中可以接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层层深入地揭示出来,显示出其在王船山思想研究上的理论优势。

论陈廷焯对史达祖词的批评

晚清著名词学家陈廷焯的词学思想一般被分作前后两期,由服膺浙西词派到继承常州词派。他前期通过不同词人的比较衡定了南宋词人史达祖在词史上的大家地位;后期以“沉郁”论词,史氏也是他标举的典范词人之一。陈廷焯词学思想经历了变化,对史达祖词始终推崇备至,但因批评标准的差异,他对史词的评赏与选择也发生了变化,显示出稳中有变的一面。陈廷焯后期关注到了史达祖人品与词品的矛盾,最终采取的态度是不因人而废言,仍非常欣赏史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还原真相的尝试:宇文所安的苏轼词研究

宇文所安的苏轼词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苏轼及苏轼集团的词集研究,从词集史的角度考察苏轼词的编年及意义,在文学场中分析苏轼及苏轼集团的词作流传;二是苏轼词比较研究,厘清其对柳永、张先等词人在性别特质、抒情结构上的继承和化用,同时分析苏轼在写作同一主题时不同体裁的处理方法以及他对传统词中“醉公子”主题的改写;三是苏轼词的女性角色研究,讨论苏轼“严肃”词中女性角色的回归和苏轼在“一定距离”之外的“多情”观照。宇文所安的苏轼词研究突出展现了场域理论在中国古典词学研究中的应用,尝试还原词作生成时的真相,包括词人心理、词作现场、社会现状及词人词作和社会的关系等,尤其是词体和公共价值空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词的意义,为中国古典词学研究提供重要参照。

《现代》杂志的编辑选择与左翼文艺风貌

1930年代,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学的清理查禁越来越严格。作为一本新潮的纯文学杂志,宣称走“中间路线”的《现代》(1932)(截至5卷6期)却刊登了大量无产阶级艺术作品及理论,反映着当时无产阶级艺术在中国的最新发展。前后参与并影响《现代》杂志编辑工作的至少有7人,他们在文学观念、政治立场和杂志利益取向上都有区别。并且,当时左翼文学理论并没有形成完整稳定的框架。从而在文化价值、政治取向、经济利益和理论发展几重效应叠加下,《现代》杂志的编辑选择呈现出独特的左翼文艺风貌。

京津冀地区方言应答语“还是的”研究

基于事件信息类型理论,对京津冀地区口语中使用的应答语“还是的”展开研究。一方面,根据语境以及听说双方掌握信息的差异,阐明“还是的”具有“迂回争辩”“婉曲讽刺”“低位确认”三个方面的话语功能;另一方面,从韵律和话轮构建两个方面说明“还是的”的使用特征,旨在丰富方言中“还是的”的研究。

从中观学看《前赤壁赋》中的苏轼哲学思想

《前赤壁赋》中既流转着庄子哲学逍遥任纵,也蕴含着儒家思想,更有佛学旨趣显现。作为赋文核心也是转捩点的“水月譬喻”则渗透着大乘佛学义理,揭示出苏轼对中观般若的内化与运用;其背后思想符应着僧肇的“物不迁论”,在即动而求静的中观思维观照下,苏轼通二为一以“不变”超脱“无常”;在苏轼的哲学体系中,他以中道空观的哲学思维调和儒、道两家,展现出“吾生如寄”的审美人生态度与旷达豁然的生命哲学。

略论石氏伤科兼邪理论之热邪说

石氏伤科理论体系之兼邪理论认为,“痰湿”兼邪流注脉络可致疼痛等骨伤科常见症状迁延难愈,故提出化痰除湿通络治法,并应用牛蒡子汤治疗,获得良效。石氏伤科第四代传人石印玉教授认为,当代之兼邪,已非昔日之“痰湿”兼邪,而是逐渐演变为阴虚内热或湿热之邪,提出兼邪之热邪说,并认为治疗原则应相应增加清热、解毒、凉血等方法。附验案1则。

《五十二病方》的临床思维探讨

马王堆出土的医书《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中医临床医学著作。书中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全科医学疾病谱。临床思维方面,其疾病观的逻辑链:不德(包括鬼神情志、有害气候环境因素、外伤邪侵、动物昆虫咬伤、饥饱伤食、不成人者等)—病症(52类疾病、108个病种)—养德(顺应自然及心性修养、巫方祝由、香辣食物)、归德(辛香药物外治内服、物理疗法、灸疗法、禁忌等防病治病)—数术(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方技(医经、经方、房中、神仙);临床诊断方面,先辨别病类与病种,之后归纳主要症状与证候群;临床治疗方面,治求标本、治分缓急、辨治异同、三因制宜、随症治之等治则,治疗方法全面多样,结合方症相对论和互渗律组方用药,开创了中医早期治则学形成和应用发展的先河,其“辨病﹢辨证﹢方药”或者“辨病﹢方药”的临床思维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石。

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