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hu Culture and Du Fu's Poetic Space

Bashu culture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ese culture. Du Fu's poems on the theme of Bashu account for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his poems, due to his long-term stay in Bashu and the vital effects of Bashu culture had on him. The unique Bashu culture enriched his creativity, and greatly expanded his poetic space. Du Fu's Bashu poems show the natural scenery, human geography, local customs and practices, and the cultural personality of the Bashu people. In addition, Du Fu combined organically his care for the fate of his nation and the people with Bashu culture, to realize more abundant and profound space of his poems.

初盛唐之际的诗坛交谊与诗名评骘:以杜审言诗名升降为核心

杜审言名列“文章四友”是初盛唐之际诗名并列传播文化现象的代表之一,但这一诗名组合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对此并未言及,杜审言与李峤、苏味道的身份地位也不相匹配。《新唐书》载杜审言的交往时间更是有误。相较而言,张说关于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的文学评论更能体现当时诗坛的实际情况;而“文章四友”中缺少薛稷、宋之问,与当时诗名评骘的真实史貌不符。因此,《新唐书》是基于推崇杜甫的文化需求而塑造了“文章四友”,杜审言诗名由此逐渐升高,至明代更被胡应麟推为律诗之宗。“文章四友”和张说诗评的排序,反映出杜审言、张说与李、崔、苏、薛、宋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友谊。

杜甫之任侠尚义品格探究——以其与李白、房琯交往为中心

侠者,重诺尚信,重义轻生。唐代崇尚任侠精神,通过杜甫与李白、房琯的交往可知,杜甫重情重义,对二人的不幸遭遇深为同情,用诗文为他们鸣不平,通过多种方式上疏分辩,几陷不测,充分体现了其任侠尚义的品格,是“侠之大者”。探寻杜甫任侠尚义品格对于深入了解杜甫其人,理解其诗歌具有重要意义。

“诗之出位”与诗、画会通——论杜甫题画诗对“文人画”生成之影响

有唐一代,文学、艺术全面繁荣并互相影响,题画诗创作兴盛,爱好绘画艺术的诗人杜甫,被公认为唐代题画诗创作的“第一人”。从盛唐到中唐,政治与社会、文化都经历重大转折,绘画艺术精神也同步发生重大变革。杜甫身处这一时期,高度关注绘画,以“诗人之眼”赏画、论画,其题画诗体现诗、画会通的美学思想:以“神”“气”论画,追求“传神”,强调“立意”;以画“遣兴”,在题画诗中表达山水隐逸的趣味与立意。杜甫的绘画艺术理念,体现出诗歌思想的影响,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绘画实践变革的动向。杜甫题画诗及其绘画观念入宋以后深得推崇,不仅影响了唐代画史的建构,也对“文人画”理念的生成与绘画创作实践作出重大贡献。

杜甫以左拾遗参与朝会之始日及其相关问题——《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探析

杜甫《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不仅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而且对其生平研究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二诗,能了解杜甫以左拾遗身份始列朝会的经历及其表现。杜甫任左拾遗地点有两处,一在凤翔,一在长安,而参与朝会则是在至德二载冬至日的长安。杜甫与张镐关联度极高,张镐救杜甫,可以在张镐“赍符告谕”中找到因果关系。有学者认为第一首是伪作,这是没有认识到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及其意义。二诗互补,去年至日与今年至日形成对比,庄谐并存,富有戏剧性,别具风神。

论李杜交谊及其意义

李白杜甫交谊是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意义绝不限于普通的人际关系,二人的友谊是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伟大的情谊,是儒家倡导的以义相交的典范。具体而言,李白对杜甫很关心,但与杜甫对李白的盛情相比,李白对杜甫的情谊不够“对等”:在李白交游圈中,杜甫只是他的普通朋友;在杜甫的交友圈中,李白是他一见倾心的人物。杜甫推崇李白的才华和气质,理解李白为诗为人,同情李白的遭遇,甚至为李白申冤,这充分证明李白飘逸人格与绝世才华的巨大魅力。杜甫对李白的推崇、关怀、同情、理解,也反映出杜甫独特的思想素质和精神需求,在杜甫成长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思想史和诗史意义。

杜甫诗歌善用“细”字的语言艺术

杜甫在炼字遣词方面对“细”字甚为钟情。诗中的“细”景建构起杜诗自然之维中独特的意象语言;同时,杜甫也擅长以“细”为标志语词缀织寻常事象,把羁旅生涯中的琐细情事与场景通过凸显细节的方式化入诗中,汇成了笔法细微而情意浓厚的艺术特征。杜诗因“细”而生的描写语言在诗性语言成熟的背景下呈现出个性魅力,深悉物情、体物活泼的笔法独具姿彩,而其宏微互映、大小兼涵的层叠意象结构也显示出更富表现张力及情感底蕴的诗体意境。

论杜甫参政实践及其文学影响

杜甫入仕之路坎坷,疏救房琯失败,表明其实际政治能力不足。儒家“学而优则仕”为杜甫参政提供了社会基础,“致君尧舜”的儒家政治理想促使杜甫一生积极参政,从而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杜甫参政的失败,与盛唐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有关,而文学的浪漫与现实政治的冷峻功利的天然矛盾是杜甫参政失败的根本原因。杜甫的参政理想和政治理想代表着人类伟大而宝贵的良知。参政的经历乃至参政的失败,激发了杜甫文学创作的激情,并形成其独特的文学面貌。

清代杜集文献出版与杜诗的经典化

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是作品本身的文化增殖能力与各种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清代杜诗经典化进程中,印刷术的进步与出版发行业的兴盛对杜诗经典的形成和建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印刷工艺的完善及出版发行的成熟使得杜诗文本越来越具有可获得性,扩大了杜诗文本传播和接受的范围,有力地推动着杜诗经典化进程。从经典“发现人”的角度考量清代杜集文献的编著与出版的特点,可发现其在空间归属上存在着显著的“江南现象”。杜集文献的生产与传播是“江南”士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播形态,成为杜诗经典化的题中之义以及重要推动力量。

杜甫“江州妹”小考及其它

杜甫诗“长葛书难得,江州涕不禁”之“江州”乃指其妹,旧注以为这个“江州妹”即《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四中提到的“韦氏妹”。然“韦氏妹”所嫁之地钟离(今安徽凤阳)距江州遥远,其《五盘》曰:“故乡有弟妹,流落随丘墟。”这个故乡的妹妹与“韦氏妹”显然并非一人,令杜甫“涕不禁”的“江州妹”应是另有其人。明确杜甫有个“江州妹”之后,便需要重新解读杜诗中的“九江”“庐山”“柴桑”等语词之涵义。杜诗旧注中此类失误不止一处。

论江苏古代杜集刊刻的文化特征

从宋代至清代,江苏刻书家紧密结合杜诗学的发展特征,刊刻了多种杜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皆领全国之先,创造了多个杜集版本史上的“第一”。江苏古代杜集刊刻体现出博大的人文情怀,奠定了江苏古代杜诗学研究重镇的学术地位。

试论《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中“诗”之内涵

《汉书·艺文志》作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在分类中首先确定了诗赋略一类,是对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的肯定。作为文学传统的诗歌,是指六艺略中的《诗经》,诗赋略中的部分屈原赋和歌诗。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这种分类兼顾了《诗经》作为六艺的主要身份,同时通过隐形的“互著”在诗赋略标题先后的顺序之中得到体现。在赋类中以屈原赋作为诗赋源流的分界,以此来彰显诗赋文体之变迁。最后列出歌诗一类,通过赋成为文人创作的主流文学体裁,反映了文人与歌诗的疏离。《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的背后是汉代文士对于诗歌这一文体的认识和探讨。

论阿来《回首锦城一茫茫:杜甫成都诗传》的写作模式与成就

阿来新作《回首锦城一茫茫:杜甫成都诗传》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散文”。从文学性看,本书不仅把复杂的人物活动、历史过程处理得简洁明了,结构清晰,文字疏朗大气,语言流丽,而且描写成都之美,赞美杜甫之善,具有很强的审美感染力。从学术性看,本书所述内容知识准确、科学,将学术内容进行大众化、通俗化解读,具有一定的学术品质。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并非水火不容,此书属于非虚构写作,内容上追求科学与准确,表达上追求文学感染力,此种学术的通俗化写作模式值得推广。

民族文学内地化探究——以师范为中心

清代白族诗人师范的杜诗接受活动是众多白族诗人向中华文化学习的个案之一,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作为滇西文献大家,师范读书广博,其诗作能明显看出取法杜诗的痕迹。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清诗在云南的发展演变的规律、云南诗学的复古风气以及与杜甫相似的人生遭际都促成了师范学杜的动因。对于师范本人来说,杜甫的人格魅力和诗学成就影响了其诗歌的创作,其诗作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诗歌就是模仿杜甫的现实主义之作。在师范的人品和诗品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清代白族师氏作家群以及白族作家圈。可以说,以师范为代表的清代白族诗人,在苍洱之境的熏陶下,民族气质与中华文化碰撞间,开辟了白族文化内地化的又一新的格局。

仇兆鳌对《杜诗详注》“进呈本”的修订

仇兆鳌对《杜诗详注》“进呈本”的修订,主要体现在“增辑”内容方面。其一,其修订“失误”包括:延续“进呈本”中的错误、增辑的内容有误、“进呈本”中正确内容被改错、增辑内容与原有注释重复等;其二,其修订失误的原因是:《杜诗详注》篇幅太大、过度迷信“转引”文献、对文献考据不足、采用的文献质量不高、对增辑内容不加甄别等;其三,仇兆鳌“注杜思想”对《杜诗详注》“进呈本”修订的影响体现为“:广搜博征“”讨其典故“”汰旧注之楦酿丛脞“”辩新说之穿凿支离”和“补斯编之阙略”。

杜甫对林寿图诗歌创作的影响

林寿图是晚清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是少陵原杜甫祠堂重修的出资人。在林寿图学诗的过程中,杜甫一直是他诗歌中重要的取法对象,又由于他与杜甫拥有相似的经历,使之与杜甫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杜甫对林寿图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题材与主题、语词和艺术手法三方面,林寿图还会在诗歌中直接使用杜甫的相关典故,以表达对杜甫的追思。

仪式剧视阈下的杜甫“三大礼赋”

天宝九载(750),杜甫预献“三大礼赋”,包括《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这些作品以浪漫的文学想象描述了唐玄宗祭祀老子、祖先和天地神的活动,实际是唐代祭祀仪式的文学呈现。在“三大礼”祭祀中,鬼神信仰、仪轨流程、礼乐教化等元素共同作用于整个祭典过程,明显展现出后世戏剧的种种特质。“三大礼”祭祀的目的在于祈福于天和宣扬正统,其表演以庄严的动作流程感召观看者,相当于一场官方仪式剧,展现出古代礼乐文化的教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