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昌邑王国辅臣规谏刘贺的政治意蕴

西汉昌邑王国国主刘贺的两大辅臣王吉、龚遂,基于儒士本色和自己的政治追求,积极规谏刘贺以止其非,教导刘贺成为积极有为的王国之主。值刘贺被权臣霍光选为嗣君并登帝位之时,两人又着力规谏刘贺要恪守家国的忠孝礼制,和好霍光。王吉、龚遂因各自的性格和人生履历,规谏刘贺的内容与方式虽不尽相同,但都富含作为王国辅臣的能力与智慧,特别是在刘贺被选为嗣君的关键时刻,他们向霍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输诚的心声,从而在刘贺政治失败后只是受到了较轻的刑罚。王吉、龚遂规谏的刘贺言行及其政治宿命,从一个特别的层面揭示出西汉武帝尊崇儒术后对地方王国政治的深刻影响,以及昭宣之际的霍光政局的政治文化性格。

《同文汇集》整理研究拾遗

阿敦编著,刘顺、桑格编辑《同文汇集》为清代私人先于官府编纂的满汉对照分类词典,以“同文广汇全书”“同文广类全书”“广汇全书”之名见于近百年书目,专题研究仅见于春花《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吴雪娟《〈同文广汇全书〉满语俗语研究》。其初刻本确为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寄畅斋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寄畅斋重刻本”为证。

《事林广记》中的五音调

《事林广记》是一部成书于宋元之际的大型日用类书,在历史上流传时间较长,翻刻、传抄次数多,便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版本混乱。考察《事林广记》所载“五音调”的现存版本情况,发现所见版本相关内容皆不出泰定、至顺两版范围。从可参看情况及刊刻清晰度考虑,西园精舍本五音调可为打谱的据本。

赵城金藏本《广弘明集》疑难字考释举例

通过对赵城金藏本《广弘明集》经文中那些形体变易难以辨识和书写讹误难以发现的疑难字进行考释与研究,论文认为赵城金藏本《广弘明集》卷三“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仍、歆等”之“仍”当为“伋”之形误,卷一六“自非淬德潜衍”之“淬”当为“沛”之形误,卷一八“吾常以为殊太徑■”之“■”疑为“鋌”字俗讹,卷三〇“浮光映■池”之“■”当为“寶”之俗讹,卷三〇“腾波■漂客”之“■”当为“濟”之俗讹。在此基础上,提出赵城金藏本《广弘明集》疑难字考释在研究赵城金藏经文用字、整理《广弘明集》文本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艳异编》与《太平广记》关系探讨

关于《艳异编》与《太平广记》之间的关系,在小说学构建之初就由孙楷第先生下了断语,之后此观点成为权威,为学界相袭沿用。然而针对《艳异编》所编选全部篇目逐一查找来源,可以得出"并非十分之七"的结论。其中,以"王敬伯"篇为例,查找故事源流,得知《艳异编》中此篇看似与《太平广记》相关,实际上并非编选自《太平广记》。

越南《太平广记》研究

越南《太平广记》是越南汉文小说中的重要作品。现出版的整理本还有部分问题,没有反映出原抄本的状貌,且对其成书及创作者的问题也没交代完全。小说作者创作时参照了越南相关史籍内容,并且进行了改编;作者参照了中国小说《搜神记》和《太平广记》,还借鉴佛经《涅槃经》、《六度经》、《生经》、《佛本行经》中的"鳖(虬)与猕猴"故事。

论唐代长安另类商人与市场发育——以《窦乂传》为中心

唐代笔记小说中描绘了不少活跃在长安的商人。窦乂,据《乾子》记载,是唐德宗至文宗时期活跃在长安的商人,经常被史家引以为适逢其会、富有经济头脑、成功商人的范例。本文围绕窦乂起家的政治背景、经营内容、经营方式、经营特点,重点探讨了唐代以长安为典型的城市市场的发育与局限。

曹学佺《蜀中广记》的成书及版本略考

《蜀中广记》是明代曹学佺编撰的一部重要地方文献著作。它的初稿主要完成于曹学佺任职蜀中的四年间,后曹氏被罢职离蜀,旋又因丁忧返乡,最终在家乡完成了对初稿的修订、整理与重新抄录,至此《蜀中广记》才最后成书,时间大概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成书后,曹氏并未将全书付梓刻印,由于见不到全书的最后定稿,后来的收藏者则只能将曹氏或其他人单独刻印的各记组合拼凑起来,也就有了今人能看到的不完整的明刻本。而曹氏唯一的手抄定稿,乾隆间为扬州盐商马曰琯兄弟所得,后清廷修四库全书,由其子马裕将此本呈送,也就有了今人能看到的唯一的完整本四库本。

戚继光视野下的明代潮州社会

明朝中期戚继光等率领的明朝部队一举平定潮州吴平海盗集团,威名大震。朝廷命其兼管潮惠二府以加强对潮州地区的统治。戚继光南北征战,所向披靡,正值意气风发之际,对此任命却百般踌躇,多次上书请辞,最终使朝廷收回任命,其表现令人费解。文章分析了戚继光认识潮州社会的条件以及对潮州地区的看法,论证了戚继光拒绝任命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中领会潮州地区的社会特点,这也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与区域关系的表现内容之一。

论《太平广记》纂修的文化因素

《太平广记》被清代四库馆臣称作“小说家之渊海也” ,其书对于宋前文言小说的保存、传播起了重大作用 ,鲁迅先生在研究宋前小说时主要依据此书。人们在研究《太平广记》纂修时多从政治角度考察其成书缘由 ,而忽略了其书编纂的文化因素。为此 ,本文把《太平广记》视作文化行为进行研究 ,从文献典籍散佚严重、宋太宗自身的文化修养、唐代小说发展三个方面探讨《太平广记》成书的文化内因 ,笔者以为 ,《太平广记》的编纂是各种文化因素共同促成的 。

唐代举子游丐之风——《太平广记》所见唐代举子生活态之一

本文以《太平广记》所载的举子游丐资料为基本素材,探究唐代举子游丐现象产生的原因及社会地位,进而从另一个侧面对唐代士子阶层进行研究。

论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

宋人注宋诗中的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是现存最早的陈与义别集传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本还是现存诗歌注释中最早使用"笺注"这一名称的著作,对诗歌注释名目的扩展亦有贡献。胡穉采用"知人论世"的解释方法,将陈与义诗编年,并撰有《简斋年谱》,在此基础上考证创作背景与时事今典,从而解释诗意。胡穉还准确地引出陈与义诗中的典故出处,重点探讨陈与义对杜甫、苏轼、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总结了陈与义的诗法渊源。

论宋代医书的知识来源与流传影响——以《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三部附录为中心的考察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宋朝政府颁布的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关于中成药的专书,也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有关制造成药的法定处方集。南宋宁宗嘉定元年,许洪奉旨校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附录中增入《增广太平和剂图经本草药性总论》《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诸品药石炮制总论》三部医学著作。三部附录著作不仅统一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成药的配伍、炮制加工和制备方法,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医辨证论治中"方证用药"诊疗模式的发展,即每一方剂对应着相对固定的疾病症状,使医家容易在临床上掌握、重复和验证。三部附录著作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收集的、经过反复验试的诸家名方、诸局经验秘方等进行了详细的注解,这也是它在宋代及元明清时期受到医家重视和临证应用的根本原因。

论《易经渊旨》与归有光思想的一致——兼论《易经渊旨》的真伪

旧题归有光撰《易经渊旨》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中最核心的易学思想、政治思想颇为一致。《易经渊旨》认为易图非作《易》之本、对《说卦》的解释不必拘泥于卦位、邵雍易学晦涩难懂,这些观点正是归有光易图论的主要理论环节;《易经渊旨》的仁政观重视上下有亲、反对以势临民,与《震川先生集》之最重要的政治观念相呼应。《易经渊旨》是《周易》文本与归有光思想的精密结合,《石镜山房周易说统》等材料也为《易经渊旨》乃归氏真作提供了佐证。

《太平广记》中神仙的考量与分析

《太平广记》神仙故事中神仙活动的时代主要分布在唐代和汉代,地域主要集中于帝王活动密集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种时空分布特点与现实中帝王对神仙思想或道教的有意倡导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神仙来源的社会属性来看,《太平广记》中的神仙类型以普通凡人为最大的社会主体,体现了凡人成仙的神仙造仙方式,这是神仙思想的内在核心。

论《诗林广记》对宋诗宋注的摘引

蔡正孙《诗林广记》大量摘引宋诗宋注,并通过"《诗注》云"、"注者《诗注》云"、"注者云"、"直引不标注"四种不同的摘引方式,表达了对宋诗宋注一分为三的态度:纯粹的诗注、诗注的诗话化以及可以共享的知识。究其原因,宋诗宋注的繁荣与释评兼备的注释特点为这种摘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而蔡正孙对宋诗、宋注的重视以及《诗林广记》体例上的创新则为这种摘引提供了合理的保证与必要的条件。

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主旨新探

关于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的意图,有消弥五代士怨与娱乐休闲两种主要观点。考察《广记》的内容和宋初的文化语境,则会发现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实际还隐藏着更为重要的"神道设教"政治意图。

试论余光中与郑芝溶的现代乡愁诗之异同

中韩两国自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甚深。在诗歌方面,中国古典诗歌对韩国诗歌的创作、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韩国诗的形式、内容、技巧等深受中国诗的影响。中韩两国诗学的承传踪迹是余光中、郑芝溶二人"乡愁"意识生发的背景,他们同有"失国"感,但在精神层面上的感受却又有不同,前者是"有国不能归",后者是被异族殖民的"亡国"。因此,二人的"乡愁"主题中"寻根"与"无根"是他们的精神源点,但二者在"失国"的精神状态中对乡愁的表达和乡土的想象却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在《乡愁》作品中通过意象实验、语言运用以及诗情内蕴的营造,来表现出"乐观"与"悲伤"两种相异的诗学风格,是他们乡愁诗的气质和基调。

从《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看陈与义诗法

南宋学者胡穉著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该书能发明陈与义诗之意,对陈与义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指出与其意义契合之出处。由此可看出陈与义的诗法渊源,即陈与义对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一定意义上的发展———陈与义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收"夺胎换骨"、开拓诗境之效,最终自成一体。

《考工记》中车制问题的两点商榷

《考工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手工业生产专著,其中就车制论述颇多,一些疑惑也随之而生.刘广定教授比较了《考工记》所记载的"轮径/牙围"值与秦陵出土的一号铜车该比值,从而推断《考工记》成书于秦代.此说值得商榷,因为该车车制上其他多项并未符合《考工记》之规范.还讨论《考工记.轮人》中"量其薮以黍"的解释,认为其意应该是用黍测量车两毂中空的容积是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