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魅、祛魅和返魅:昙阳子传记形象的历史演变——从王世贞《昙阳大师传》说去

昙阳子形象建构是一场文化权利的争夺。王世贞、王锡爵以昙阳子种种灵异事件为契机,意图通过昙阳子信仰体系的建构以维系他们日益下降的世俗地位,为此展开了对昙阳子的一系列"附魅"活动。二王氏的政敌张居正、徐学谟等力图破坏他们对这一新信仰体系的建构,以消除二王氏的社会影响,为此对昙阳子进行了一系列"祛魅"举措。在昙阳子两种形象的建构过程中,激烈的文化权利之争随着世俗权利的强行介入而暂时消歇,然而附着在昙阳子形象上的文化意义却在历史空间中不断流动,"附魅"与"祛魅"彼此纠缠在一起,同时因权利场域之外的第三者或属于另外场域的民间出于探求本相之目的而赋予昙阳子"返魅"意义,从而使昙阳子形象的建构愈显复杂。

重建晚明信仰:王世贞“昙阳传”的书写策略及意图叙事

王世贞《昙阳大师传》通过隐藏或改动事件细节神化昙阳子,而梦境与现实的交叉书写使得“昙阳传”更具真实感。“昙阳传”灵异书写则由文本延展至现实,助推佛教与昙阳信仰的联动。“昙阳传”叙事伦理与现实伦理的错位,引发庶民舆论的反噬与攻击,因而王世贞不得不转变《昙阳师外传》徐景韶之死等事件的叙述,借助社会伦理将昙阳子推向女子守节的“典范”。这一书写策略直接将儒家所排斥的鬼神之事转化为推动昙阳子守节品质建构的驱动力,完成了昙阳子从“异类”向“典范”的转变。屠隆等精英文人参与到“昙阳传”的书写之中,试图争夺传记撰写权与昙阳子话语解释权。“昙阳传”书写盛行的背后是中晚明士人精神世界的荒芜与内心的虚无。心学影响下放纵自我的文人士大夫逐渐转向禁欲无为,却未回归提升自我政治素养及治国理政能力之路。王世贞等人重建晚明信仰的意图最终归于寂无,无法挽回晚明大厦将倾之势。

“五柳先生”人物原型及精神风致之渊源探论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所写的"五柳先生"以汉代扬雄作为人物原型,在行为方式、读书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两者均体现出惊人的一致。陶渊明作品中也常以扬雄自况,体现出对扬雄的仰慕。同时,以"柳"代"杨",也有杨柳相连互称的暗示。另外,五柳先生安贫乐道的形象还受到陶渊明时代崇尚隐逸风尚与林下风致的影响,前者以魏晋时期的荣启期崇尚为代表,后者则直接是竹林七贤—尤其是嵇康精神风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