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境的散文汉译比较评析——以“Altogether Autumn”为例

“Altogether Autumn”是一篇叙事性散文,语言朴实,情真意切。通过选取周仁华和李明两位译者的译本,从言内语境和言外语境两方面展开对比分析,提出在翻译散文作品时,遣词造句既要忠实于源语文本,又要试图传达出源语的真情。

寒冷地区城市公园老年人秋季热舒适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明确寒冷地区城市公园老年人秋季热舒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合微气候实测和热舒适调研的方法,通过与非老年人进行对比,分析了老年人室外热感觉与热舒适的关系特征,从热中性生理等效温度(physiological equivalent temperature,PET)、满足80%热可接受率的PET范围以及热偏好PET 3个方面,划定了老年人热舒适评价标准,并探明了微气候因素对老年人热舒适的影响特征。结果表明:寒冷地区秋季城市公园中,相较于非老年人,老年人的耐热性较强,耐寒性较弱;老年人的热中性PET为8.3℃,非老年人为11.5℃,热可接受PET范围为3.2~28.0℃,非老年人为4.9~24.3℃,热偏好PET为25.8℃,非老年人为24.2℃;各微气候因素对老年人热感觉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黑球温度>风速>相对湿度。

伍子胥治国理政思想述论

伍子胥不仅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包括顺应天道、和谐自然,德政为首、刑罚为辅,爱民安民、关爱民生,举贤与能、强调官德,发展经济、轻赋缓征,“从近制远”、破楚服越六个方面,并在吴国进行了具体实践,给社会、经济、军事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吴国参与争霸战争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高原夏秋胡萝卜营养生长发育规律研究

为研究高原夏秋胡萝卜未先期抽薹植株营养器官的生长发育规律,以耐或易先期抽薹的3个胡萝卜品种为试材,采用连续2 a的高原夏秋露地试验方法,测定不同品种高原夏秋胡萝卜的茎叶与肉质根的鲜重、干重及库活性。结果表明,3个高原夏秋胡萝卜品种随生育进程茎叶和肉质根的鲜重、干重均呈逐渐升高的趋势;叶片迅速生长期,耐抽薹胡萝卜品种茎叶与肉质根的干重显著高于易抽薹品种;在高原夏季长日照条件下,耐抽薹胡萝卜品种的库活性显著高于易抽薹品种,较强的库活性可能是胡萝卜不易发生先期抽薹的内因之一。

秋季喀拉海海冰对2020和2021年12月京津冀冷暖反相的影响

京津冀2020年12月气温异常偏低,而2021年12月异常偏高。这两年冬季均处在拉尼娜背景下,但秋季喀拉海海冰异常有明显差异,可能是京津冀这两年12月气温异常潜在的外强迫信号。这2年秋季喀拉海海冰通过中高纬温度经向梯度差异引起大气环流异常,进而导致京津冀12月气温异常。2020年秋季喀拉海海冰异常偏少,导致12月西伯利亚高压偏强,乌拉尔山阻塞高压亦偏强,欧亚地区为典型的经向环流,造成京津冀12月气温异常偏低,而2021年的秋季海冰和12月环流形势均与2020年相反。

春秋时期的共同性思想刍议——以《左传》《国语》为中心的探讨

春秋时期是早期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前奏阶段,在共同性思想上既有对上古三代依据血缘、亲情的祖先神信仰、礼法制度、德行教化等的继承,又呈现出从重血缘、亲情的礼法向重才能、相对平等的法治等新思想演进的趋势。就传世文献看,春秋时期所关注的共同性思想一方面是源于反思人类重大伦理政治生活中的共同性问题,另一方面是源于反思人类饮食、音乐等日常生活中的共同性问题。就春秋时期达到共同性的路径而言,主要是依据血缘、亲情的礼治和依据功利、能力的法治两大类。前者是规范社会生活、达到人际亲和关系的基本路径;后者更多是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产物,它是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达到共同性的路径。春秋时期开启了关于共同性思想本身内涵的讨论,比如辨析“同”“和”“比”“党”等标志共同性思想的观念之间的差别,这些围绕共同性思想内涵的讨论是对思想观念本身的反思,亦是先秦诸子相关思想的源头。

湘南起义的历史定位及与井冈山根据地的关系

1928年初爆发的湘南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领导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一次正规军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武装暴动。湘南起义不仅再度点燃了建军建政和开展土地革命的烽火,而且湘南起义部队奔赴井冈山,聚拢三支革命力量共同接受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武装力量,为开辟中国革命道路、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可贵探索。

变化环境下河套灌区秋浇适宜模式的思考

秋浇是河套灌区特有的灌水制度,是河套地区沿用多年的传统习惯和群众丰产经验的总结。河套灌区秋浇,一方面是针对河套灌区土壤长期处于积盐状态的现象,在作物收割后进行淋盐、脱盐的一次灌水;另一方面可在土壤中贮存一定的水分,为来年春季幼苗生长提供必要的水分条件。研究了变化环境下河套灌区秋浇适宜模式,旨在为河套灌区合理利用水资源,促进农业生产稳步发展提供依据。

郑伯克段:破坏人伦秩序是大恶——公羊家亲亲尊尊复杂个案的辞法辨义

郑庄公杀死亲弟共叔段一案因为渗透着亲亲尊尊的纠结、政治与伦理的对冲而常被后世所议论,但《春秋》诠释史上却罕有论及郑伯大恶的根本原因是破坏人伦秩序。经文书“伯”而非“侯”,已有贬义,称“克”、书“段”则表明兄弟已宛若“途之人然,亲亲之义绝”。对兄弟关系诉诸武力,有违亲亲原则。不弟之辞是谴责庄公蔽于昆仲一伦。叔段是自取灭亡,其不遵臣道,当国、僭制,本就该杀。兄弟一伦崩溃,弟而不弟,兄而不兄。庄公也需要母爱,故对弟弟得宠始终心存芥蒂,明知母亲更爱其弟却依然杀之,视同间接施虐于其母,不孝之至。分析《春秋公羊传》多种辞法,可以辨析此案包含的义理来重新理解罪责的判定,进而论证郑庄公破坏血亲人伦基本秩序已构成大恶的道理,指出公羊家评价之不足。

春秋时期与忠的道德内涵的定型——中国传统忠德溯源之三

经历了原始氏族社会和夏、商、西周的发展,忠由一种道德意识发展为一种道德观念,并在春秋时期完成了道德化的进程,成为一种内涵丰富、践行主客体及对象明晰的道德规范,实现了传统忠德基本内涵的定型。春秋时期,忠德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为上者对社稷和人民的利国利民之忠,也包括涵盖公平正义内涵的公忠精神,更包括与人忠、为人谋忠的尽心竭力之忠。春秋时期的忠德内涵型范了传统忠德基本内涵,以后无论忠德如何变迁,其基本内涵没有突破春秋时期确定的忠德内涵的范畴。

杨简《慈湖春秋解》的宋学旨趣

杨简的《慈湖春秋解》具有鲜明的心学印记,其内容、解经方式以及思想内涵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宋学旨趣。杨简认同并高扬《春秋》宋学中的尊王共识,力倡“王命至上”,并通过对“君位继承”和“征讨侵伐”事件的讨论来表达自己对帝王的尊崇以及对王权的维护。同时,杨简认为以尊王为代表的众“道”具足于《春秋》,故他视《春秋》为明“道”之书,并揭示其“是非不相掩”的特点。在挖掘《春秋》之“道”时,杨简采取“以心释《春秋》”的方式创通经义,不但对三传及历代研治《春秋》之人皆有评判取舍,而且他摆脱“理”的约束,径以“心”为评判是非之标准。《慈湖春秋解》作为宋学中心学一派鲜有的《春秋》经解著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心学一派的《春秋》诠释取向和《春秋》宋学的时代特色,在宋代《春秋》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繁露》“道”论疏解

《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对于“道”的使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春秋》之道、先王之道、天地之道以及圣人之道。作为《春秋》学的大师,董氏的立论根基即是从“《春秋》之道”出发的,“《春秋》之道”奠定了整个董氏政治哲学的基础;而“先王之道”则是“《春秋》之道”的基本内涵,其实质就是王者配天;由此,“天地之道”就是董氏所有政治哲学讨论的依据,无论是原则还是具体措施,都是依据“天地之道”而展开的;而“圣人之道”则是董氏之“道”在教化成善上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董氏以政治哲学的建构为基础,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道”的阐释系统。

凝结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以中秋民俗艺术的深层历史内涵与现代转化为例

中秋节起源于月祭,月祭在世界各地早期均有发生,且多与“生殖崇拜”相联系,是原始思维的产物。但我国自周以来的官方月祭内涵已经从生殖崇拜转向了对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尊重,并与礼乐文化及“阴阳”观念结合。除了官方祭月活动,中秋节的民俗仪式在形成过程中更多地受到民间信仰、神话传说及文人赏月活动的影响。“嫦娥奔月”和“吴刚伐桂”是两个与中秋节密切相关的神话,它们在中秋民俗与信仰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通过考察中秋民俗,可以了解中国人信仰系统中某些美好的理念及长生久视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秋节的传统在当代社会受到了严重冲击,中秋节民俗仪式的重建活动需要抓住“团圆”“平等”“诗意”“生命感”四个核心内涵进行,同时利用当下发达的网络与社交媒体、教育戏剧等新手段进行推广,与时俱进地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春秋》的“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新解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回答中大夫壶遂的那一段话,也被班固撰写《汉书·司马迁传》时全部转抄,两史连载,影响深远。但它应该是“太史公”所谓“余闻董生曰”的内容,整个都是援引董仲舒的,并非太史公本人的观点阐发。《春秋》“新王”受命而改正朔,制正月,不再奉周之正朔,重新建构出一个道统。《春秋》经虽非历史却能够创设历史,足以成一代之法统。历史的最高点不在现实的王朝更替中呈现,在《春秋》的经义之中历史才能达到境界升华。公羊学话语系统中的《春秋》绝不只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阐发王道、揭橥正义的伟大经典,因而它超越了具体史实和繁琐事务,指向事情背后的意义、价值,具有形上高度和超越能力,却不“空言”,注重在“行事”中展开理性分析和思辨阐发,而成为一部典型的政治哲学教科书。

春秋时期鲁公室公族作家群体与世族文学考论

在春秋时期政治生态逐渐完成由“王权”政治向“霸权(君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渐次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就公族作家群体的构成成分而言,“孝族”“桓族”皆为春秋前期逐渐形成的早期世族,至春秋中期开始,“桓族”不仅在政治上逐渐开始专权,而且在文学创作方面成果亦非常突出,而“孝族”“庄族”“文族”及其他公族不仅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文学创作方面则亦渐次淡出;就公族作家群体的创作动机而言,完成了从维护公室为基本宗旨向认为公室“天禄不再”的转变,进而认可“三桓”专权;就其创作话语而言,以“礼”“德”“孝”为中心话语,彰显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文化氛围;就其理论体系建构而言,提出了“鬼道”“人道”之别说、“二德”说、“三德”说、“六德”说、“七德”说、“飨义以昭德”说、“吉德”“凶德”之别说、“男”“女”之别说、“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说;就散文体类而言,以“议”体、“对”体为主,兼及“上书”体、“讼辞”体、“载书”体等文体。

《秋雨叹三首》写作笔法平议

杜甫的《秋雨叹三首》以直笔书写天宝十三载长安六十日霖雨事。诗有曲笔,前人亦曾指出,惜只针对前两首,且语焉不详。其实这组诗三首都是看似直笔,实为曲笔。第一首“决明”是香草美人笔法,比喻正直之士遭遇打击;第二首暗传心曲,“农夫田妇无消息”隐指无人关注农民生活;第三首立象讽世,以写实之“秋来未曾见白日”象征时代政治之昏暗,以“泥污后土何时干”象征对海晏河清之向往。曲笔直用与直笔曲用是组诗之笔法,故解诗需直笔曲解与曲笔直解,以还原诗意之真。

商周春秋语言演变探略

语言演变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春秋时“礼坏乐崩”,官府之学走向民间导致了春秋雅言取代商周古文的汉语语体第一次变革。《今文尚书》中不少词语是商周古文,春秋后罕用,反映了商周时期的语言面貌,具有上承商周下启秦汉的过渡性,从中或多或少可见商周与春秋后汉语的演变。

西汉董仲舒学术继承者考述

董仲舒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大半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其故里及周边都有相关遗迹。胡毋生与董仲舒并无师承关系,但可能二人有相同的学术渊源。董仲舒有五大弟子: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吾丘寿王、东平赢公。龙门司马迁并非董仲舒的入室弟子。东平赢公守师法不辍,其再传弟子严彭祖、颜安乐形成严颜学派,传承董仲舒学说。

董仲舒正谊明道的思想影响初探

正谊明道,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以来,学者以正谊明道解释《周易》《春秋》、诸子等思想,阐释其内容,发掘其意义,追根溯源,古今融通,体现出正谊明道继往开来的地位与影响。以正谊明道与义利观、治学、道德、佛教、报应等思想相联系,提供衡量尺度,解释其思想,衍生出新思想,相得益彰,促进了相互发展,扩大了正谊明道的影响。前贤今哲对正谊明道思想,既有颂扬、弘扬者,又有质疑、批判者,不同的观察视野,相异的看法主张,形成研究正谊明道的合力,推动正谊明道研究的深化,丰富其思想内涵,扩大其传播领域,使正谊明道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思想影响。

基于护理程序的整体护理联合细节护理在秋季腹泻患儿中的应用效果

目的探究基于护理程序的整体护理联合细节护理在秋季腹泻患儿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择2017年8月至2019年2月在郑州市妇幼保健院治疗的秋季腹泻患儿102例,应用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及观察组(基于护理程序的整体护理联合细节护理)各51例,对比两组临床指标、胃肠道功能、护理有效率、患儿依从性率、家长满意度率。结果观察组止吐时间、止泻时间、退热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胃泌素(GAS)、胃动素(MTL)均有所降低,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均有所提高,且对照组GAS、MTL高于观察组,双歧杆菌、乳酸杆菌低于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护理有效率(94.12%)高于对照组(78.4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患儿依从性率(78.43%)低于观察组(96.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家长的护理满意率(96.08%)高于对照组(80.3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秋季腹泻患儿采用基于护理程序的整体护理联合细节护理,护理效果显著,可快速改善患儿临床症状、胃肠功能,提高患儿依从性、家长护理满意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