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书一体”观:内涵、机理与成因

苏轼将诗书画引向深度结合,“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是苏轼“诗书一体”观的核心表达,其内涵是以“德”为灵魂,以诗意为统领的综合艺术论。破体为文、体兼众妙、形式相连、书卷气息构成了苏轼不同文体、书体之间以及文学与书法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内在机理,“书卷气”是苏轼书法人文化、文学化的典型表现。苏轼的“吾所谓文,必与道俱”“慧之生定,速于定之生慧”以及“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等文艺思想和哲学观念,乃是形成其“诗书一体”观以及文学与书法在求道之途上存在统一性、多样性、层次性和差异性的主要缘由。

清代画论对词体观念的类比借鉴

清代画论使用类比、对照的方式,借鉴词体观念来对绘画进行理论诠释或审美批评。其中包括以词体的美学特质类比画作的风格,以词体的文体地位类比画品的雅俗,以词体的正变观类比画史的南北宗流派论,以“词为诗余”说类比书画一体同源论。搜辑和考察这种类比,可以为文学艺术互动互鉴的探究开拓视野,为词学反哺画学的情形提供印证,进而理解清人看待词体与绘画特性的视角、联结不同文艺门类的尝试,以及对于艺术创作普遍规律和理论共性的归纳总结。

赵秉文文体批评观念探析

赵秉文的文体批评观念触及了文体的核心问题。在正体问题上,他以经典作品为本确立文体规范,并着重风格,张扬风雅;就辨体而言,他重视诗文格律,但反对一味按格律准绳作文,不以格律为分辨文章的独断标准;在交融破体方面,他赞同韩愈引古文气度入诗歌创作,但批评韩门诗人的奇险古怪诗风。他的文体批评观念与其所处时代环境、诗文创作紧密结合,影响了许多金代文人。

“诗各有体,不可混一”——山水诗、田园诗、田家诗的类型规律

山水诗、田园诗、田家诗是诗歌史上诗体最为接近的三类作品。因此,今人往往把山水诗和田园诗视为一派,田园诗与田家诗则视为一家。从诗歌史看,这三类诗歌渊源不同,体性不同,艺术旨趣和精神风貌也有本质区别;从诗学史看,对三类作品体性的异同,古今诗论家均有深入论述。先考察古今诗学对三类诗体的论述,再借鉴朗松的“类型的晶化成型规律”理论,对三类诗体的类型规律作比较阐述,为鉴赏分析和诗歌史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参照。

《沧浪诗话》结构、主旨与《文心雕龙》之关系新论

严羽《沧浪诗话》乃诗论名著,事实上深受《文心雕龙》之影响,其结构、体制与论诗主旨,一脉相承。《诗辨》即《文心雕龙》之“文之枢纽”,《诗体》即“论文叙笔”,《诗法》与《诗评》即“剖情析采”,《考证》即《时序》至《程器》五篇的杂论补充,而《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实乃《序志》。如此,《沧浪诗话》则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有意味的结构形式,其具体论述,也效法学习,体大虑周,折衷群言,深于诗学之理,由资闲谈的随笔式札记转变为比较有理论体系的诗学专著。《沧浪诗话》理论体系严密,努力解决古典诗学“什么是诗”这一根本性问题,彰显其理论内涵以及对唐风宋调不同特质的体认,以盛唐诗为典范,不仅重其风格,亦重其精神与思想内容,是对古典诗歌发展所做的理论上的反拨,以一个新的视阈探讨宋诗发展之路,寄予热切的期望。

道光本«江南春词»诸问题考

《江南春词》为近年来词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然作为《江南春》流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道光本《江南春词》却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鲜有人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在明朱之蕃万历楷录本基础上,由邓廷桢影钞刊刻的道光本《江南春词》极为精美,今人藉此得以窥见万历本的旧貌。在楷录时朱之蕃所依据的本子既不是嘉靖十八年刻本,也不是后来刊刻定型的嘉靖本,而是袁表的一个手集本。道光本《江南春词》不仅具有保存、传播江南文坛资料的价值,而且在作者小传的补写方面具有补史传之缺略的作用。道光本不仅是《江南春》流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还以刊刻者对《江南春》文体的理解而影响深远。

《四库全书总目》词学思想探析

《四库全书总目》的词学思想主要涉及词之体格、音律、审美等。对词体的认识,《总目》将词体来源与文体演变的理论结合起来,认为词体品格卑微。通过推崇合律之词和依照词律进行校勘,《总目》体现出合辙入律的词学思想。在对词家词作的评价中,《总目》流露出清雅婉转的审美思想。三者统一于传统的诗教思想。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再论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诗歌叙事学

诗歌叙事学作为跨文类的叙事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如何既考虑诗歌叙事学与叙事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又将其与后者加以区隔,关涉前者的研究对象,也关涉其研究方法。国外叙事学界的研究较为明确地强调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从西方传统的抒情文学、叙事文学、戏剧文学的文类区分中突出其跨学科性质。从构建诗歌叙事学的理论,形成这一学科分支,并开展有效的实践来看,诗歌叙事学应以抒情诗为主要对象,这样,有利于彰显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并从一个新的角度展开富于成效的研究;与此同时,在以抒情诗为主的前提下,也可从"诗歌"这一文类角度展开相关的叙事学研究,包括诗歌叙事学研究,探讨在不同文类中的不同表现。

《诗》源批评与赋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

无论是作为一种创作技法,还是作为一种文体,"赋"都与《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文体的赋,并非由作为创作技法的"诗六义"之赋独立发展而来,赋"文体化"的发生主要是基于"赋《诗》"言志行为的文本化。无论是赋《诗》之"赋",还是"失志之赋",都展现了士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关切以及对自身介入政治的渴望。

“无体裁写作”与文体狂欢——论第三代诗歌文体的解构与建构

第三代诗歌解构了传统的诗歌文体,取消了传统文体之间的界限,实现了“无体裁写作”,通过对叙述、戏仿和超文本的大胆尝试建构了新的诗歌文体样式。第三代诗歌的文体狂欢标志着现代新诗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宋诗“晚唐体”辨

“晚唐体”之说是宋末元初出现的。两宋人对晚唐诗的说法不一,所指晚唐诗人是以孟郊、贾岛、姚合为代表的一些有隐逸倾向、写清苦生活、刻意琢磨诗歌艺术技巧的诗人。至宋末元初,“晚唐体”这个诗学概念形成了一体三义:特指一些具有隐逸情调的精雕苦吟之诗,包括以“郊寒岛瘦”为代表的“唐之晚年诗”,宋初一些僧隐诗人所作类似郊、岛之诗,宋季“四灵”一脉学习贾、姚之诗。该文亦扼要论述了宋初、宋季“晚唐体”之风貌,并对近世流行的贬抑“晚唐体”的文学史观提出质疑。

菽庄吟社与“同光体”闽派之关系

菽庄吟社是日据台湾时期以内渡大陆的台湾流寓文士为主导、以"抗日复台"为根本宗旨和奋斗志业的台湾爱国流亡文学社团。该社不但与"同光体"闽派有着共同的诗学传统,而且接受了"同光体"闽派有关"宗宋"、"以诗存史"、"以学为诗"等文学观念;不仅如此,该社还把"同光体"闽派代表人物陈衍尊奉为精神领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仍然自觉接受祖国文化的滋养。

呐喊与叙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叙事诗探论

在 2 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 ,叙事诗创作形态的出现及成长 ,是现代文化背景下中西文学碰撞与对话中形成的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类型之一。本文通过对 3 0年代叙事诗创作形态的描述 ,和它的文学成长经验与审美要求的历史考察分析 ,期望发现并探索叙事诗文体类型在现代文学整体中的演变及意义 ,以及对中国现代诗学文体形式核心骨架形成与发展的作用 。

论词体声律学的建构及其意义

词体声律既受词乐的制约、包含音律的映射,又继承、发展了诗文格律而富于汉语言的内在音乐性。词体声律学即有关词体声律的学问或学科,包括词乐、词调、词律、词韵、词唱法研究等版块。与词律、格律、声调等习用概念相比,词体声律更符合词体体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更符合词体发展的历史轨迹。词体声律学的建构,具有修正词体学理论体系,统合词体研究文献,推动词学研究回归文本、面向当代等多方面意义。

“效体”诗原论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题或诗序出现"效某某体"等显性标志的诗歌可以称作"效体"诗。"效体"诗生成于六朝,并在此期确立了三种创作范式。其发展大致伴随着古人对"体"的内涵的认识变化,总的趋向是从效法体貌、风格,逐渐转向效法体裁、形式。诗歌典范的确立、诗人创作动机的多元、诗坛宗尚和复古风潮的驱使,都是促使"效体"诗产生和兴盛的原因。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重要的创作传统,"效体"诗的意义与价值需要平议。

文人结社与明代岭南诗派的发展

明代岭南诗派在元末明初、嘉靖中期和崇祯后期比较活跃,每个时期的诗人群体都曾开展过结社活动,这些结社成为诗派成员共同活动的实体组织,在岭南诗派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第一时期促使岭南诗派成型,第二时期促使岭南诗派初兴,第三时期则扩大了岭南诗派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为清代岭南诗派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在明代众多的文学流派中,岭南诗派是以一个结社为依托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对于此种结社与流派关系的探讨有着极其特殊的价值。

论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

关于晚清"同光体"的前身,陈衍上溯为道咸年间的"宋诗派",钱基博等则强调桐城诗派的影响。事实上在道咸年间的诗坛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宗宋风气,这种宗宋诗风是由"宋诗派"、桐城诗派和经世派共同形成的。而陈衍对"宋诗派"的推崇,则与他所持"学人之诗"的论诗主张有关。

新诗诗体建设散想

关于新诗诗体建设,"重建诗体"中"重建"二字并不确切,容易引起误解,新诗诗体建设不是古体诗的再现,也不是现有诗体推倒重来,目前尚提不出一个理想方案,不必在这方面去限制诗人.应在实践中自然形成或形不成。新诗应建立常规诗体,强化诗人的诗体意识及文体意识,通过改良方式来重建新诗。要重构一种历史诗学,据此讨论诗学文类内部现代化运动的复杂关系,重建"歌"与"诗"的关系建构.

元代学术流变与诗文流派

哲学塑造了人格精神，人格精神又决定了诗文风格。 文风的走向就这样被学术的流变规定 着。元代诗文的发展与学术流变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密切。沿着学术流变的线索来把握元代诗文发展的线索，从而认识和界定元代的诗文流派，是一个比较好的视角和思路 ，按照这一思路，元代诗文的发展就其主体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六大流派，即前期的南北抗衡 ，中期的东西并峙，后期的吴越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