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视阈下那桐与翁同龢的关系——以《那桐日记》《翁同龢日记》为中心

随着日常生活史的兴起,日常生活已成为探究政治人物的重要视角。戊戌前,翁同龢身为“帝师”兼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等职,位高权重;那桐时为户部属员,人微言轻。然而,他俩的关系却非同一般,超越了部院官员的正常互动。细究其因,一方面在于他们特殊的家庭关系,另一方面也在于翁同龢与那桐的个人特质。那桐与翁同龢的关系揭示了官僚集团内部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是考察晚清官员关系的典型个案。

历史记忆与“神话”制造:1899年沈鹏上书事件再研究

1899年沈鹏上书事件震动朝野。学界以往多结合时局,从新旧、满汉、忠奸关系等角度加以考察,予以肯定和认同。详细梳理沈鹏的精神状态和生活史,会发现其人虽有家国情怀与匡救时弊之志,但上书更多是在家事刺激下精神疾患加重,无法自控,产生的希图泄愤求名的极端行为。上书事件发生后,各大势力出于不同的现实需要,掩盖上书的真实动机,将其包装为反抗暴政的“神话”。沈鹏案表明,政治人物的个性特质、家庭氛围、情感关系网络会对政治事件产生重大影响,引入情感视角有助于实现“总体史”的史学研究目标。

丁日昌致潘祖荫未刊信札笺释

故宫博物院藏有丁日昌致潘祖荫信札5通,作于光绪四年至七年(1878-1881),此前从未公开刊布。这些信札包含了生动的生活细节,对补充并丰富《丁日昌集》的内容,对研究光绪初年围绕琉球问题的对日交涉,了解丁日昌极富前瞻性的洋务思想均有一定价值,值得我们去深入关注。

杨泗孙致翁同爵翁同龢兄弟信札八通考释

故宫博物院藏有杨泗孙致翁同爵与翁同龢兄弟信札8通,此前从未对外刊布。这些信札作于咸丰三年至四年(1853-1854),写于杨泗孙从京城返回常熟的途中,或是回到常熟之后。这些信札为我们了解咸丰初年常熟籍京官的一般情况,了解从通州到江南运河沿途的情况,了解太平军占据南京之后以常熟为代表的江南地区社会的基本变化,都有一定的价值。

晚清宫外观众的宫内观剧生活——以日记史料为中心

晚清宫廷戏曲的受众既有帝后妃嫔等宫内观众,亦有部分宫外观众。作为三大节之一的万寿节,演剧活动格外隆重,进宫观剧的宫外观众最多。每逢万寿演剧,宫外观众进宫观剧需要遵守一定的礼仪规范。面对体力考验,宫外观众会通过闲谈、寻觅地方休息或聚餐等方式来放松。观剧之时,帝后处于观赏效果、音响效果最佳的戏台正对面的殿宇内,宫外观众则位于戏台两侧东西廊下。当有女性观众、皇帝等特殊群体观剧时,为隔绝宫外观众视线,会设置帷幔,来保护帝后及女性观众的隐私。

试论江南名门望族的书香文化——以常熟翁氏家族为例

常熟翁氏是清末江南颇具影响的名门望族。翁家自清末“耕读起家”后,族人秉承“诗书传家”的家训,虽经时代变换,但总能成功转型,成为江南名门望族流变的典型案例。此文即以翁家的重心人物翁心存、翁同龢父子为切入点,通过检索和探究他们在读书、购书、藏书和著书及勉励后辈读书等方面的理念和行为,以及这些“理念、行为”对后辈的影响,以此来揭示翁家“诗书传家”的内容、方法和经验,及由此而形成的翁氏家族“书香文化”特征,集书和读书是翁家修身、齐家的主要载体和途径,其既有江南望族文化的共性,又有特性,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内涵。

“耕读传家,为善绵世”——读《常熟翁氏藏书研究》

[目的/意义]常熟翁氏藏书是晚清九大藏书之一,历时四百余年十多代,具有极高的学术文献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方法/过程]以曹培根所著《常熟翁氏藏书研究》为中心,着重分析该书的主要内容、写作特点与学术价值。[结果/结论]藏书世家这一文化群体对传承家族书香传统、维系地区文化特色、推动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期待今后业界学者能对藏书世家予以更多关注和研究。

《翁同龢日记》记录的19世纪后半叶北京的沙尘天气

依据清代《翁同龢日记》中天气状况的描述,整理出公元1860-1898年间逐月的沙尘天气日数, 基于记录完整月份的沙尘天气日数,统计分析了公元1860-1898年北京沙尘天气日数的平均状况和变化特征。分析发现公元1860-1898年,北京年均沙尘天气记录为10．4天,即使不考虑与现代观测记录标准的差别,亦肯定高于1990年代7．7天/年的平均频次;春季是沙尘天气的高发季节,其占全年沙尘日数的百分比达到70％, 其中4月和5月两个月的日数接近53％;其次为冬季,占20％。与公元1961-2000年相比,公元1860-1898 年的春季沙尘天气日数百分比偏高10．9％,沙尘天气在春季的集中程度明显偏高。公元1860-1898年间,年沙尘日数和春季沙尘日数均呈波动减少之势;研究时段内,共出现23次2天以上连续(或持续)的沙尘天气过程, 最长的一次持续了4天。这些发现将有益于研究气候变化对沙尘天气影响和分析北京沙尘天气的演变规律。

《翁同龢日记》中的冷暖感知记录及其对气候冷暖变化的指示意义

依据清代《翁同龢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中逐日的冷暖感知记录和同时期的器测月均温资料,采用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以月为基本统计单元,对《日记》中冷暖感知记录反演气候变化的能力进行了分析。结果说明,《日记》中的冷暖感知记录可以用于气候变化研究,但是最佳代用指标因气候变化的时间尺度和季节而异。总体而言,极热、偏热、偏凉、极冷日数对年内月到季时间尺度气候变化的代表性较好,其中尤以偏凉和极冷日数最佳。对于年际尺度上的气候波动,从季节对比来看,冷暖感知日数反演夏季(6—8月份)月均温的能力最差;从冷暖感知类型对比来看,极冷日数是多个月份月均温的最佳代用指标,1、3、5、9和12月份的最佳代用指标均是极冷日数。并且,还可以依据极冷日数的多寡识别极端冷、极端热年。由此可见,古代私人日记中的冷暖感知记录可以用于反演历史时期气候的冷暖变化。

1860—1898年北京沙尘天气初探

《翁同日记》较为完整地记载了北京1860—1898年沙尘天气情况.通过整理《翁同日记》1860—1898年北京沙尘天气资料,初步建立了1860—1898年北京年沙尘日数和春季(3～5月)沙尘日数序列.1860—1898年北京年沙尘日数平均值为11d左右,春季沙尘日数平均值为7d左右.1860—1898年北京沙尘天气以春季最频繁,最频繁的月份是4月.

1860-1898年北京沙尘天气研究——基于《翁同龢日记》

对晚清《翁同龢日记》记载的1860-1898年北京沙尘天气资料进行比较系统的考证与评价,认为这份资料是真实可靠的,也是比较完整的(缺失率为8.8%)。经过整理,建立了1860-1898年北京年沙尘日数和春季(3-5月)沙尘日数序列。据此得到,1860-1898年北京年沙尘日数平均值为11 d左右,其中春季沙尘日数平均值为7 d左右,均低于1961-2000年相应的平均值。沙尘日数的月际分布为4月最高,8月最低,与1961-2000年基本一致。1860-1898年北京全年和春季沙尘日数与冬季(上年12月至当年2月)和春季降水量可能有较高的负相关关系。

基于《翁同龢日记》天气记录重建的北京1860～1897年的降水量

私人日记中的天气记录是重建历史时期高分辨率降水量序列的重要资料。通过摘录、整理《翁同龢日记》中晴、雨(雪)记录,统计了逐月降水日数,并利用降水量与降水日数之间的转换方程,重建了北京1860～1897年的夏季和年降水量。将重建的降水量与当时的器测降水量和依据"晴雨录"重建的降水量进行对比,综合这3种资料重新估算了北京1860～1897年的年降水量,并且将估算降水量与旱涝等级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1)依据《翁同龢日记》记录的降水日数重建的降水量是基本可靠的,20年资料完整年份的年降水量平均为611.5mm,不过由于重建方法对偏涝年降水量的估算普遍偏低,致使此重建结果低于重新估算的平均年降水量(662.6mm);(2)重新估算的1860～1897年平均年降水量为701.3mm,均方差为202mm,与20世纪后半期相比,历史时期的降水量略大(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古、今降水量的年际变率大致相当;(3)1891年的器测降水量较实际偏高,1895年的则较实际偏低;并且有些年份(如1869、1863、1885、1889和1887年)的旱涝等级尚需进一步验证。另外,验证了《翁同龢日记》中的晴雨(雪)记录在定量重建降水量方面的价值,并指出了其不足,为今后利用私人日记定量重建降水量提供了参考。

19世纪后半叶北京地区人的季节性换装对气候变化的适应

本文根据《翁同龢日记》中关于1868年~1898年季节性换装的记录和北京的器测温度记录,采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季节性换装的迟早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结果表明:①从1868年~1898年年内冷暖变化和季节性换装的平均状况来看,作者的衣冠质地随着温度的季节性变化而改变,但是任意一类衣冠对应的上半年的温度条件均比下半年偏高3℃~5℃,而且春季的换装速率比秋季慢;其中,后者是人对北京地区春季升温速率较秋季降温速率慢的气候特征做出的适应性响应;②从年际波动和变化趋势来看,上半年的变冷(暖)对应于季节性换装日期的推迟(提前),下半年与之相反;1868年~1898年,上半年的季节性换装日期趋于推迟,下半年趋于提前,这是人对北京地区春季和秋季均呈变冷趋势的适应性响应。但是,人类季节性换装对不同时节冷暖变化响应的敏感性存在明显差异,对初春、暮春、秋初、秋末的响应较为敏感,特别是对秋末的响应最为敏感。

19世纪中叶北京高分辨率沙尘天气记录:《翁心存日记》初步研究

《翁心存日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记录天气现象最为详细的历史天气日记,保留了难得的19世纪中叶北京的沙尘天气记录。归纳了对历史文献记录中的沙尘天气进行分类的方法,通过《翁心存日记》,重建了19世纪中叶北京沙尘天气情况。分析发现当时北京年平均沙尘日多达31.36天,高于近60年来北京沙尘天气的平均水平。而19世纪中叶的北京沙尘天气中扬沙、浮尘和沙尘暴天气的构成和现代基本相似,年内分布特征也较相似。但19世纪中叶夏季沙尘比例较现代明显偏多46%,而冬季沙尘比例仅为现代比例的75%,这说明古今间沙尘天气的季节分布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另外,19世纪的沙尘天气同样存在明显的年际变化,且本地降水是影响年际变化的因素之一。

从《翁同騄文献》看晚清外交

<翁同龢文献丛编>之六即将出版,本人应邀作序遂得先睹之快.此集翁氏文献不仅弥补了若干已刊晚清外交史料之阙,且涉及许多内幕,破解了其中历史之谜.本文辨析四则:其一,<中法北京条约>中、法文本异同的最初发现;其二,曾纪泽中俄交涉收复伊犁的背景;其三,偿付甲午战争赔款的问题;其四,翁李关系'和而不同'的新佐证.

从《翁心存日记》看清代实录馆的修纂与运作

《翁心存日记》反映出清实录馆的管理与运作基本上是行之有效的。翁心存对《宣宗实录》恭阅本、黄绫正本的校阅工作,不仅认真和勤勉,而且严格按照制度进行;与翁心存来往的实录馆臣,从监修总裁、正副总裁、提调和总纂官,到纂修、校对和收掌官,也都围绕着实录修纂进行商榷、交流和忙碌。《日记》对上述事实以及实录馆修纂步骤与程序、实录馆馆址、实录进呈与赏赐等情况的记载,对于研究清代实录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以弥补官史、正史记载之不足。

一个京官的日常生活——以《翁曾翰日记》为中心

通过对晚清内阁侍读翁曾翰个人及其家庭日常生活的考察,反映出京城士人在同治朝蹈循礼俗、热衷科举、抵触西方的生活图景。尽管同治朝在经历太平天国运动、西北回变与捻军运动等民变后,已开启以洋务运动为标志的近代化事业,但京城普通士人的日常生活、娱乐方式、精神世界,尤其是对西方的认知与观感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其日常生活节奏依然如故,从个体生命与生活史角度烛照出"同治中兴"背后潜伏的危险变局。

翁同龢与实录圣训编纂

晚清实录、圣训纂修是清代实录馆常态化的工作。翁同龢在宣宗、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在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翁同龢以帮办总纂官、总校官的身份,全力从事实录编纂和恭阅圣训的工作,在实录、圣训的体例设计、史料征引、人事安排、实录编纂程式、赏叙机制等方面都有清晰、明确的记载,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实录馆运行的实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翁同龢的心路历程:从固守传统到倾向变法

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典型代表的翁同龢,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根深蒂固的依托感与归属感。但是,随着列强侵略中国的逐步深入以及甲午战争后中国积贫积弱现状的凸现,翁同龢的夷夏观与国势现发生巨大变化,积极以儒家伦理本位接纳西方文化,日趋倾向变法,成为官僚士大夫中赞成变法的典型代表。

再论甲戌本“刘铨福题跋”的真相

甲戌本"刘铨福题跋"谓"李伯盂郎中言翁叔平殿撰有原本而无脂批",然查翁同龢日记,知他从来瞧不上《红楼梦》这本"诲淫之书";刘铨福与翁同龢颇有交往,用不着李伯盂为介;刘铨福从同治六年初就患病在身,写于光绪七年之后的跋不可能出于他手。剖析"刘铨福题跋"的不正常布局,判定是在胡适主导下,由陶洙草拟、程万孚仿刘铨福笔迹誊校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