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上)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礼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大戴礼记·武王践阼》新证

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竹简本《武王践阼》。用竹简本《武王践阼》可以校正传世本《武王践阼》中的一些讹误,并可纠正以往一些学者对《武王践阼》的错误训释。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下)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礼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庄子自由观论析

自由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庄子哲学探讨的核心问题。庄子立足于现实的种种困境,以实现人生的逍遥游为最高境界。基于这一理想,庄子提出了安命论、齐物论、体道论三种超越人生困境、实现精神自由的途径,从而为后人追求自由指明了一条道路。

庄子的自由观——二论庄子的人生哲学

庄子哲学的根本宗旨是超越困境而实现自由,他视个人的自由为人的终极性价值或终极追求,追求心灵的自由境界是庄子思想的灵魂所在。庄子哲学以安命论为基础,以齐物论为起点与归宿之间的桥梁,以“体道论”为达到最高境界的途径,从而构成了庄子人生自由论的基本框架,最终达到了人生的逍遥,即超越困境而达到心灵的绝对自由。

唐人“吴体”与江左风流

作为地理文化概念的"江左"以名士风流为内核,其浓厚的地域色彩又集中体现为"吴声""吴歌"之风。至于唐代,以对魏晋名士风流的延续和习慕为接引,新一代江东士人群体又将江左风流和吴语之风引入长安,北人如王维等亦时戏为吴语。杜甫之"吴体"创作正是这一文化背景与个人际遇之产物,而以"吴体"名之既见其地域文化渊源,又有意别之于歌诗系统之吴声。形式上,则取七律之形而破其声律,同时又杂吴语和双声,且多用入声,以成其独特之音节、声调。皮、陆二人以"吴体"唱和,杂吴语且以吴中风土、名物入诗就文化传统和精神渊源而言直承贺知章,体制、风格则全仿杜甫。

论王维《辛夷坞》、《鸟鸣涧》两诗中的禅意

以佛教禅宗的本质为出发点 ,结合《辛夷坞》、《鸟鸣涧》二诗所体现出来的空寂闲静 。

楚简《武王践阼》三札!

上博简《武王践阼》篇,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武王践阼》的最早传本。通过释读、字形分析后,就简中几处字形隶定或注释提出了商榷意见。

楚简《武王践阼》劄记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七册,收入《武王践阼》篇,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武王践阼》的最早传本。经释读现就简中几处字形隶定或注释提出了商榷意见。

上博简《武王践阼》研究述略

《武王践阼》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的一篇。自其公布以来,各研究者对简文从不同角度进行相应的研究,特别是对简文字词的研究发表了大量单篇字词考释文章及综合性整体研究的论述。现就《武王践阼》研究情况从文字的隶定与考释、简文版本及句读结构、与传世文献的对比研究、思想内涵及学术价值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回顾,同时指出了《武王践阼》今后的研究方向。

论王俭与“竟陵八友”的形成

一般定义,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组成的“竟陵八友”,是南齐永明年间由竟陵王萧子良召集形成的文人团体。但其实,“竟陵八友”的雏形,早在王俭身居宰府,掌选职,又兼领国子祭酒时就已经初具规模。后来被王俭拉拢团结的萧衍、谢朓、任昉、萧琛等人纷纷转入竟陵王府,倒向竟陵王萧子良一边,最终形成“竟陵八友”。这其实是皇权和王俭士族相权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齐武帝忌惮王俭势力扩大,扶植二儿子竟陵王萧子良以打压王俭的一台好戏。探究“竟陵八友”的形成,可揭示永明年间皇权一面利用士族、一面又打压士族并取得胜利的历史过程。

也谈越王勾践的“忍辱负重”

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从先秦至两汉是不断变化的。在先秦有代表性的文献中,《左传》并没有提到勾践的"忍辱负重",《国语》反映了勾践能忍辱负重,但表现不够具体。经过《史记》和《吴越春秋》的描绘,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更为鲜明,也更真实可感。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变化与上述著作的成书有关。

精神——人与道的悖论

道家以道为宇宙之总法则 ,认为人和天地万物均出于道 ,均应遵循道。但人们却往往背离了道。人为什么背离了道 ?因为人有精神 ,精神有其自由性。行为受精神支配 ,故行为亦有自由性 ,可以“无为”而顺应自然或道 ,也可“妄作”而违逆自然或道。那么人应通过什么途径来体道以合于道 ?精神虽是人背离道的原因 ,但道家认为体道还须通过精神 。

文化记忆理论视野下先秦时代文本书写与流变——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七)《武王践阼》为例

收录于《大戴礼记》中的传世本《武王践阼》,随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的公布而有了可供观察比较的出土文献版本,为探讨中国先秦时代文本书写和演变提供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提出为解读古代书写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文章基于文化记忆理论,以《武王践阼》为例,从传世本和简本甲乙本在文本构成和叙事手法的不同入手,考察不同社会群体文化记忆的变迁以及所造成的承载文化记忆的载体文本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差异性。

新安医家对针灸理论贡献举隅

介绍新安医学与新安医家对针灸理论发展的贡献。通过对杨玄操、吴昆、汪机、吴亦鼎、郑梅涧、徐春甫等历代数位著名新安医家的针灸学术思想和特色进行梳理凝练,分析其对针灸理论的阐述和学术传承的贡献,以期挖掘其对现代针灸临床的指导意义和价值。

新安医家针灸学术思想浅谈

新安一带,人文荟萃,在这里诞生了一支地域性医学流派--新安医学。其代表性医家在针灸方面造诣颇深。如王国瑞"补泻分明""穴法相应"说;汪机"热证可灸,灸治疮疡""治病无定穴"的观点;吴崑"针药同理""五门针方"说;郑梅涧首创"郑氏三针"说;吴亦鼎"明证审穴""灸有宜忌"说。本文收集、梳理新安医学代表性医家在针灸方面的学术思想,并加以总结,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上博七《武王践阼》的抄写特征及文本构成

本文对＂上博七＂《武王践阼》的字迹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武王践阼》简1~9、简10（16~25字）、简11、简12（1--19字）是字迹A;《武王践阼》简12（20字~简末）、简13--15是字迹B;简10的最末的3个字＂知之毋＂是字迹C。并把简1至简10划分为Ⅰ部分,把简11至简15划分为Ⅱ部分,认为Ⅱ部分是Ⅰ部分的异文,被当时人同Ⅰ部分合编在一起,是求存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