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名儒王心敬的亲情诗探析

王心敬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和诗人。在他现存的近七百首诗作中,亲情诗有六十余首,涉及母亲、妻子、兄弟和子侄,表达出夫妇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人伦风貌和光宗耀祖的责任与荣耀。其亲情诗运用比兴手法,善于将义理融于情景之中,语言朴实、情感真挚,体现出作为理学家的真儒硕士特色。

论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南巡镇江唱和苏轼诗

乾隆六次南巡都曾在镇江停留,每次都留下与苏轼有关的诗词。从乾隆唱和苏轼润州诗可以看出,乾隆对苏轼以及苏轼诗歌的了解与推崇,就此可一窥苏轼在清代的巨大影响。研究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唱和苏轼诗的相互关系,可进一步拓展苏轼研究,对促进镇江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文本性质探论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皆以组诗的形式呈现,组诗前有一段关于作者或作诗背景的文字,其中有一些音乐术语,三篇竹书具有诗、书、乐三方面的特色,可能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家文献中的《雅歌诗》为一类,同为先秦乐家记录乐辞的文献。春秋时期诗、乐分途,诗家主要用“三百篇”文本,而乐家所用的诗文本不仅包括《诗三百》中的诗篇,可能有一些编《诗》未选的早期诗歌,还有一些春秋晚期和战国的新作。

论清代海南诗人对苏轼的接受——以《琼台耆旧诗集》为考察中心

《琼台耆旧诗集》是当前唯一存世的清代海南诗集,其中辑入的海南诗人作品有诸多接受苏轼之处。在诗文接受的层面上,他们频繁化用苏轼诗文为诗、主动吟咏唱和苏轼诗文;在人格境界的接受层面上,他们高度推崇苏轼超然自得、乐观豁达的人格风貌。该接受现象的出现,不仅延续海南接受苏轼的诗歌创作传统,也推动东坡文化在海南的进一步接受与传播。

试论苏词《望江南·超然台作》对杜诗《清明二首》的承扬

苏轼宦游密州期间所作《望江南·超然台作》与杜甫晚年漂流潭州所作《清明二首》,同为表现清明、寒食“双节”意涵的节令诗词,在形式方面,有着联章体、以乐写哀等诸多共同的艺术呈现,从中可看出苏轼对于杜诗艺术的推重与承扬,亦使二作并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清明诗词之杰出典范。

重组与突破:论苏轼填词新变

宋词的发展及至苏轼才有全面突破,他借鉴吸收诗歌的创作经验来填词,从内容到形式对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移植诗歌创作手法入词、扩充词的内容体量和改变词律词调等方式,苏词开始以内容表达作为最主要的创作因素,从而使其不再是音乐的附庸,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北宋词的发展经由苏轼之后,不仅突破了前人填词的陈规,也为后来宋词发展提供新的途径。

《文苑英华》选录杜诗底本溯源--以异文为中心

宋初官修总集《文苑英华》所选录的杜诗与通行杜集间存在诸多异文,包括字序调换、语词改易、诗句变更等。大量异文显映出其所据杜诗底本的独特性。经比勘可知,《文苑英华》与九家本、分门本、百家本等北宋诸种杜集非出同源,而二王本较特殊,王洙搜罗的文献中可能存在与《文苑英华》底本相同或近似的杜集。同时可排除蜀本杜集、樊晃《杜工部小集》、孙仅《杜甫集》、杂编杜集以及吴若本所参杜集为《文苑英华》底本的可能。若从文献编纂的过程来看,《文苑英华》编修时曾采辑前代类书,顾陶《唐诗类选》可能为其重要参本之一。《文苑英华》成书早于杜集祖本二王本,在杜诗结集过程中占据关键地位,对其底本的追索有助于寻绎早期杜集文本的原貌。

慷慨任气与雅正平和——论董其昌馆课诗的两种风格

董其昌是晚明最负盛名的书画家,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不俗成就。他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期间创作的馆课诗,虽沾染有歌功颂德的典丽之气,但整体上表现为慷慨任气与雅正平和两种风格,部分诗篇的风骨气象与同题材的唐诗相比也不遑多让。探究董其昌创作的馆课诗,不仅有助于了解他杰出的文学才能,对研究他早年的心境也大有裨益。

从《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看王十朋对苏轼诗的接受

王十朋是著名的南宋状元,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其在南宋诗坛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由于王十朋在政治上的名声远大于其在文学上的影响,后世对于王十朋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生平事迹、从政履历等方面,故而对其诗歌的研究相对滞后。王十朋和苏轼虽分属两宋,但个人经历和立身行事思想都有共通之处。王十朋还曾为苏诗作注,通过对《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分析探究,可知王十朋较为青睐苏轼的七言诗,注释相对较多。其中,王十朋的诗歌典故多出自苏诗,他也曾多次化用苏诗,其诗歌风格也与苏轼有相通之处。

体肤神貌:以苏轼诗翻译筑跨文化审美共同体

在新文化运动中,致力于承袭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译者胡先骕与哈罗德·阿克顿,借《天下月刊》这一跨文化学术传播载体,将选译苏轼诗《东坡诗九首》作为中西文化互鉴的突破点。译者基于人类审美共同体建构意识,将复调性的仕人襟怀与儒家文化内涵,融入以古诗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翻译试验中。在英译策略上,译者创造性地从“体”“肤”“神”“貌”四个维度,对苏轼诗的文体、格律、意象、意境等文化元素进行翻译。译者通过译笔解构苏轼诗,采取缤纷的诗体,淬炼典雅的格律,斟裁意象的译笔,校雠意境的形神。译诗以文化互鉴视角,在异质文化土壤上传承接续中华文化根脉,打造了融情怀与文质于一体的中国古诗跨文化翻译范本。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从认知诗学看《冷斋夜话》禅诗修辞对《诗经》的格义

佛家既有出世也有入世,甚至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在中国化及世俗化过程中,受到过儒家等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方便说法而对《诗经》等有所格义,尤其是宋代的禅诗修辞等方面。以惠洪《冷斋夜话》为例,在认知诗学视角下,借鉴桐城姚鼐之法进行分类、鉴赏及考证,通过对禅林笔记中的禅诗修辞进行结构分析、情思体悟及格义探讨,可以发现:禅与诗关系密切,且佛家存在禅诗修辞,源自《诗经》格义而非古印度,具有自身特点及意义,综合“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而成“不执文字”,在继承儒家对偶、新用、方言、用典、婉曲、夸张、比喻、反语等手法时,又融入禅语、禅理及禅悦而有所发展。希望对地方禅诗的研究及佛儒二家关系的探讨有所裨益。

《诗经》“杞”释说——兼辨《名医别录》之“榉”

《诗经》与植物“杞”相关的载记共有7处,同名异物的存在使得其整体类分与具体所指具有复杂性,诸家对此亦颇具分歧。综合观之,《诗经》之“杞”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四牡》《湛露》《四月》之“杞”,其为枸杞(Lycium chinense Miller);第二类是《将仲子》之“杞”,其指旱柳(Salix matsudana Koidz.);第三类是《南山有台》《杕杜》《北山》之“杞”,其是枫杨(Pterocarya stenoptera C.DC.)。《名医别录》之“榉”即为枫杨,《中国植物志》误将之释作榉树[Zelkova serrata(Thunb.)Makino]。

《诗经》“二雅”诗篇的渊源及分类

有关《诗经》“二雅”的分类,应注意“雅”字义及雅诗生成的考察。作为一种乐器的“雅”,本身与音乐有着紧密的联系。《大雅》《小雅》又作《大夏》《小夏》,“夏”字原本是一种“舞”,而《大夏》是歌颂禹之功德的乐舞,《九夏》属于诗乐一体。这表明《大雅》《小雅》的划分与音乐有内在联系。“二雅”诗篇的生成不仅与“乐语”相关,也与“献诗”“采诗”传统有关。其中“乐语”主要与《大雅》相关,“采诗”与《小雅》有关,而“献诗”则与“二雅”均有联系。无论是《大雅》还是《小雅》,其所献诗篇属于变雅范畴。从对象身份来看,《大雅》针对的是周王,而《小雅》针对的是诸侯臣僚,因此,变大雅、变小雅划分标准符合《毛诗序》“大政”“小政”之说。《大雅》《小雅》在结构上也存在差异,这源于《大雅》《小雅》音乐表现形式的差异。所以,音乐、政事才是《大雅》《小雅》区分的核心元素。

苏轼饮食诗中的“地方”

苏轼的饮食诗,主要指其专门书写饮食的诗作,也兼顾那些提及饮食的诗作。从苏轼饮食诗中不同类型的“地方”入手,进一步探究诗中所写的饮食实践和饮食交往使饮食和地方产生的深层联结,进而充分认识苏轼通过饮食建立地方认同的难度和复杂性。这种从“人地关系”分析宋人诗歌的尝试,有助于揭示苏轼饮食诗中过去相对为人们所忽视的意义,对分析以日常生活为书写对象的部分宋代诗歌,也不无启示。

苏轼《东坡八首》精神意蕴探析

苏轼《东坡八首》是一组具有多层精神意蕴的独具个性的优秀诗作。诗人寄寓在这组诗中的,既有政治迫害以后的伤痛,又有生活困窘的忧愁,还有好友相扶、农夫相助的宝贵情谊,亦有怀想家园缅怀少年时代所带来的归依之感,有自食其力的深切幸福感,有由目观心感而来的万物向荣、生气流注的生命之大美等。同时,这组诗作生动体现出诗人的“豪杰之气”,即炽热之肺腑、旷达之胸襟、倔强之生命力与友朋万物之气象。另外,诗人躬亲稼圃、手执锄耒的生命体验与生活质感,亦跃然纸上。苏轼之耕稼、吟咏东坡,既是苏轼改造与美化这片原本荒芜之地的过程,也是他被东坡风土与劳作过程涵养与丰富自己心灵世界的过程。在这两重始终相互交融、相互生发的过程中,一个令无数后人神往的“东坡”文化丰碑形成了。

析论苏轼关中写景记游诗的游赏心态

苏轼一生所历地域甚为广阔,凡遇名迹皆成笔墨。他曾在凤翔府任上游历了关中诸多名胜古迹,并为之写诗。检视这些诗作可以发现,苏轼借诗歌一方面表现敬慕圣贤与思治利民,显露济世报国的儒家士人心态;另一方面展示游赏时的休闲趣味与怡情养性,凸显其玩味道家的心态。二者结合,反映了苏轼青年时期诗歌创作的总体思想,奠定了其思想发展的主要基调。同时,详析苏轼游赏心态,也为我们传承苏轼文化,推动关中文学景观发展提供了帮助。

桄榔诗社对苏轼诗文与人格的接受

清道光年间成立的桄榔诗社,既重视苏轼被贬至海南所作的诗文,又推崇苏轼乐观旷达、从容淡定的人格风貌。该诗社的成立是清代儋州乃至海南文人接受苏轼诗文与人格的标志性事件,体现了苏轼在海南文化史上的强大影响力,同时也体现了清代主流文化与海南地域文化的融合。

论苏轼诗中的“新诗”——兼谈北宋赠答唱和诗的文学生成机制

宋代诗人中,苏轼是在诗中写及“新诗”非常突出的一位。其“新诗”往往并不孤起,而有紧密的诗人群体与创作机制的联结。这种来往互赠,促发了一种新的书写机制与文学情境。苏轼的“新诗”常与“故人”一并出现,构造有生命力的诗歌表达和文学场景,传递出经时间汰洗、却久而弥坚的美感。苏轼在大量唱和诗中提及“新诗”,形成诗中诗的结构,这与一般论诗诗有所区别。几种“新诗”类型的单独或结合使用,使唱和诗歌文本的接收与投答自然形成一种生动的文学生态,彼此之间产生深刻的关联。与宋代的其他诗人相比,苏轼的诗歌技巧更多元,审美风格也有代表性。对“新诗”的形容与对方的撰写固然有密切的关系,也符合赠答唱和诗的机制,但“新诗”联缀的并非泛泛称颂,而往往寄寓其文学理想。此外,“新诗”与“清诗”某些时候可以互相替代,形成互文。

意象图式视角下苏轼《水调歌头》英译连贯构建研究

以极度抽象化的思维方式,对事物进行分析的意象图式理论,与作为精简凝练语言形式的诗歌,在其遣词造句,以及谋篇布局的方式上不谋而合。为研究诗词作者是如何在精简的篇幅之中达成语篇的紧密连贯,该文尝试运用笔者在研究后所提出的“意象图式”在语篇中产生的三类跨类别转换生成连贯模型,并辅以苏轼的《水调歌头》原文及英译为例加以剖析,发现在精练的词汇之下,隐藏其中概念隐喻的连贯是丰富且紧密的,并验证了笔者所提出的连贯模型的可用性。借此研究以期为语篇连贯、翻译及认知语言学交叉研究提供些许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