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全能集》与元代社会经济初探

《算法全能集》是一部元代数学专著,其记载的内容从侧面反映了元代社会经济问题,蕴藏着极高的史料价值。本文以《算法全能集》所载应用数学问题为基本史料,辅之以其他传统史料,对元代银钞流通、户等征配、物价波动等社会经济现象进行了考证。文章确认《算法全能集》成书于元代后半期,时间上早于《详明算法》和《丁巨算法》;书中官配实物问题体现了元代户等制“均平”的社会价值观念和“按比分配”、“递减分配”等几种现实执行途径;同时,《算法全能集》所载物价信息与现存史料基本吻合,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动态过程及江南平民的生活水平。以上分析,对丰富元代史料并深化元代社会经济研究有重要意义。

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论屈原传记的多元化衍生

作为现存最早的屈原传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虽是后世文人学者勾稽屈原生平的重要文献,但仍存在叙事抵牾的现象,而这些叙事漏洞造成了屈原生平的空白,为后世留下多重解读其身份的空间,甚至出现了质疑其真实性的声音。为此,后世文人在创作中采用了不同的叙事策略,如东汉刘向注重叙述细节,搭建完整的故事框架;班固、王逸、洪兴祖等人则依据不同的创作理念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以差异性改编,择取不同的材料对屈原生平故事进行区别化处理,从而共同推动了屈原生平故事的多元发展。

贾英杰教授从“浊毒致癌”辨治前列腺癌经验荟萃

前列腺癌是男性常见泌尿系统恶性肿瘤,发病率逐年增高,中医药在其综合治疗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医属“癃闭”“淋证”等范畴,从古籍挖掘至临床四诊合参,切入“浊毒致癌”因机,分析前列腺癌的证候要素和中医辨治,为临证动态运用“黜浊培本”法辨治前列腺癌提供思路。

安置模式下的艾滋病致孤儿童心理状况调查——以河南省“阳光家园”为例

艾滋病致孤儿童生活在艾滋病的阴影下,在生活、医疗、受教育权利得到基本保障之后,心理健康便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突出的问题。本研究通过调查河南省"阳光家园"的艾滋病致孤儿童,全面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特别是心理成长方面的特征,力图更加科学地完善"阳光家园"安置模式。

土家医“三元学说”探源

土家族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元学说"是土家族医学的指导思想,但尚无文献对其由来进行系统阐述。本课题组根据数十年对土家医学的研究,认为"三元学说"可能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其形成与道教对土家族文化的影响及土家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就"三元学说"的渊源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本文通过引用大量理论依据,系统阐述了土家族医学指导思想"三元学说"的起源与道家文化的联系。首先,土家医"三元"概念源于道教;其次,土家族医学关于太上老君及药王菩萨的传说与道教关系密切;再者,土家族医学与道教医学有着重要联系,如两者对脑都十分重视。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是由于道教对土家族文化的渗透,道教文化对土家族文化影响十分深刻;二是土家医对人体生理与疾病的认识,多与"三"密切关联。因此,土家族医学将"三元学说"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研究土家族医学起源,对研究少数民族医药文化和学术思想的继承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视阈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及实例研究——基于袁家村深度剖析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文章梳理了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响应逻辑,提出了乡村旅游的发展路径:产业融合实现产业多元共兴,科学规划实现生态多元共生,德治、自治和法治结合实现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主体创新实现利益多元共享。以袁家村为例深度剖析了其乡村振兴的发展历程和成功模式,对国内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永川市棠城佳苑外周步道景观设计探讨

居住区外周步道即围绕居住小区外的人行休闲道 ,它是联系小区及其外环境的纽带。分析了永川市棠城佳苑居住小区外周步道的基本环境特征 ,探讨了其总体布局和造景设计的原理和方法。

洪兴祖《楚辞补注》所载《离骚序》作者再探寻

关于今传班固评价屈原之语前后抵牾原因的探求,学界多有论述,或以为乃评价标准不同之故。然宋人晁补之已疑"露才扬己"说或为贾逵语。从洪兴祖《楚辞补注》中洪氏的一条校语出发,对比分析今传班固所作的两篇《离骚序》和《离骚赞序》,又以刘勰《辨骚》所引《离骚序》文字与现今所传《离骚序》文字上的差异,结合班固评屈的其他文献材料和贾逵的学术偏好与创作经历,进行综合分析、研判,世传所谓班固《离骚序》中"露才扬己"一说当为贾逵语。

《白鹿原》与现代家族文学比较

《白鹿原》、《家》等现代家族文学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视角观照现代家族文化,都塑造了大家族的维护者、叛逆者、牺牲者、败家子等形象,但主旨截然不同。现代作家对宗法社会进行了无情抨击,全盘否定家族文化,刻画了封建大家族崩溃过程中痛苦挣扎的灵魂。《白鹿原》是"五四"后家族小说一次高层次的复归与超越,它还原了20世纪国民的生存状态,第一次正面描写家族文化,塑造了儒家文化浸染的具有人格魅力的族长白嘉轩。作家在展示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同时,也揭示了它对人性的压抑与迫害。

阮元与段玉裁之恩怨探析

纵观阮元与段玉裁交往的全过程,他们之间的“恩”是主要的,“怨”是次要和局部的。阮元对段玉裁这位长辈是很尊敬和信任的,对他的学问给予高度的评价。从段玉裁的角度而言,他与阮元的关系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他对阮元的最大不满在于段氏认为自己在参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写工作时,扮演了“为人作嫁衣”的角色。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段玉裁在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实际担任“总纂”的重要功绩,但也不能因而否认阮元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元嘉之治”局面的形成原因

"元嘉之治"局面的形成,是刘裕东晋末年以来改革和宋文帝元嘉年间改革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父子的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大规模土断和严格检籍,节省了行政开支,增加了服役纳税人口;打击士族豪强、禁止封山占水、减轻剥削和赈恤穷困等政策措施,改善了百姓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劝课农桑、提倡节俭,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加强皇权、整顿吏治和平理狱讼等政策措施,保持了政局稳定。

唐代诗人的南贬与屈贾偶像的树立

贬谪作为封建社会对官员过失的处分,从唐代以来开始影响着文学的群体。众多的唐代诗人因为踏上仕途,而遭受了京官外贬或流放的挫折。由于唐代的贬谪主要体现为北官南贬这样一种地域指向性,以荆襄为中心的楚国地域便成为贬谪诗人群体必然的经历之处,流放与贬谪在楚国地域的前朝文人屈原、贾谊引起他们隔代的共鸣,以“屈贾”为偶像的楚韵骚情从唐代开始成为文学史上重要的传统而被继承。

传统士大夫的生存困境及人生选择——屈原、贾谊与孔子的生存方式比较

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是在"道统"与"势统"的消长过程中展开的,如何选择一种或多种不仅对国家社会而且对自我身心皆为有益的存在方式,避免陷入屈原式的悲剧以及老庄逍遥主义的泥坑,在这一问题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作了有益的尝试。

《稼亭集》所见元至正五年大都灾荒事

高丽文人李榖所著《稼亭集》及其他史料记载,对元至正五年发生在大都的灾荒情况进行了探讨。元廷对此次灾荒的救济不尽理想,其中粮食供应不足、赈济制度弊端以及官府弊政是救荒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阮元与嘉道时期岭南文化的发展

阮元是清代乾嘉道时期的名臣、著名学者,于嘉庆二十二年八月(1817年)至道光六年夏(1826年)任两广总督。其间又多次兼任广东巡抚、学政以及粤海关监督等职,对清代嘉道年间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的贡献首先表现在抵御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加强海防、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方面;而最重要的是对岭南地区教育事业的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学海堂的创立。学海堂继承两汉以来的学术传统,在教学内容和考试方法上均有许多创建,它不仅是一所"专勉实学"的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发表学术成果、促进学术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出版机构,对岭南地区的教育、学术文化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更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人格面具膨胀的启示——《白鹿原》人物形象的符号象征意蕴探析

《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是一个代表传统伦理道德的符号性形象，鹿子霖是一个代表着中国近现代交接点上市侩实用主义的符号性形象；白嘉轩以他“神像”一样的君子型人格面具换得世代族长的德高望重，鹿子霖则以他“鹿乡约”的人格面具换得人前风光人后风流。但在本质上，二人都是人格面具膨胀的牺牲品，他们的形象象征了历史进程中个体生命的悲剧历程，具有个体人类学的符号象征意味。

“戾家”与“行家”观念演进之考述——明代艺术观念关于艺术创作主体特征的辨识

"戾家画"作为元代文人画的代名词,与技艺精熟的专门职业的"行家画"截然相对,这对对立范畴在元初已经形成。明代则从形式风格和气韵方面探讨文人画,由此衍生出"士气"与"作家"、"利家"或"隶家"与"行家"以及"逸家"与"作家"等相关提法。从其称呼变化及观念演进中,可以发现由元而明文人画发展之轨迹。但在明代艺术观念中,戏剧领域的"戾家"与"行家"观念之别不仅正好与绘画领域之意味相反,且与贬抑"行家"、推重"戾家"的绘画艺术观念也正好相反。这种观念之别源于绘画与戏剧艺术不同的风格好尚、不同的艺术性质和功用,也与文人追求自我和表现个性的审美观念和心理有关,彰显了艺术家向往自由、表现自我的时代个性。

晋宋之际的诗运转关

文论史上的“义熙诗风”与“元嘉诗风”,人为地把浑然为一的诗风演进按照朝代一分为二。其实,晋宋之际,由作者构成而论,超凡脱俗的名士群体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正是才艺出众的文士群体的天下;据审美趋向而言,名士钟情于清谈,争胜于谈锋,大都重理而轻文,而诗人钟情于吟咏,竞逐于才藻,往往重文而轻理。晋宋的诗运转关,使“情”、“采”向文学复归,体现出诗骚传统的归位,意味着中古文学在晋宋之际的新生,为南朝文学的兴盛提供了方向性的保障。

霍元甲的精武精神及其对现代武术的启示

大力弘扬精武精神,推崇人人习武,强国强种,激发爱国热情是霍元甲一生所追求的体育思想与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积极倡导霍元甲的尚武精神,对促进中国武术事业的发展,振奋民族精神,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