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gress in Reform of China's Education and Pro tection of Citizens' Right to Educatio n ——An Interview with Zhou Ji, Minister of Education

Following is a transcript of an interview by our staff reporter with Zhou Ji, Minister of Education, on a range of questions concerning China's education. These include how China is reforming its education system,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one to protect the right of citizens to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investment made by the state in education.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论要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为我们思考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包括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提供了重要启迪。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目标既与传统文化中“天下大治”的最高政治理念相契合,又与传统社会中数千年积淀的社会理想相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追寻到极为丰富且厚重的思想渊源,因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角度研究中国走上独特现代化道路问题,首要的应阐释其最主要或是从思想源起上最为久远的内容。具体来看,中华传统哲学中内含的“保合太和”和“容民富众”国家治理观内生出“大道之行也”的社会图景,伴随几千年的文化下移过程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形成了期待“太平盛世”的民心常情。士人阶层的政治抱负与普通百姓的朴素生活理想“上下相通”,为中国人在追求民族发展的道路上提供了基本规范,亦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最深厚的中华文化根脉。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说古书中“夷”的一种特殊用法

古书中“夷”的用法很多,大多数都比较明确,较为复杂的是所谓“发声”的“夷”(郑玄说)或“语助”的“夷”(王引之说)。近年清华简等材料中也出现了少数难以理解的“夷”,有的学者就沿用“发声”或“语助”的成说来说明其用法。对此加以重新检讨,并结合于鬯《香草续校书》对相关用例的理解,补充上博简相关通假用例,可知这些所谓“发声”或“语助”用法的“夷”都应当读为“逮”,表示“及”的意思。这样,《周礼》《孟子》以及清华简当中相关用例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

《易·涣》“涣其群”考辨

《易·涣》六四爻辞“涣其群”之训释,历来争议都集中在“涣”字,然鲜少论及“其”字。今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的上博楚竹书、马王堆汉帛书、阜阳汉简书《周易》,考辨认为:“涣”当解作“离散”;“其”字应是“而”之形误,后来习非为是。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天干方组方思路及应用

天干方是陈无择所创,首载于《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是以运气理论为指导,以五行亢害承制规律为依照,运用药物四气、五味来治疗和预防岁运太过或不及而导致的人体已出现或可能出现的病证的10首方剂。其制方参照气味相和、阴阳动态平衡、五脏苦欲补泻、五行制化原则,针对岁运太过或不及,各有制方法度。治疗目的在于以偏纠偏,恢复人体气化的动态平衡。在应用时要注意识运气、观体质、辨病证,应用范畴涵盖岁运太过或不及致病和治未病。

葛洪肿瘤病证论治研究

通过对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有关肿瘤病证论治的内容进行整理分析,归纳葛洪对肿瘤类疾病的症状描述及命名特点,总结其临证治法及用药特色。葛洪以温通经络、活血破瘀为基本治法,注重攻补兼施,擅长药熨。在用药上,其善用酒疗,且方法多样,善用禽便、峻药,注重减毒增效。葛洪的治法方药经验至今仍对中医肿瘤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浅析黄元御“一气周流,土枢四象”学术思想

通过对清代著名医黄元御的代表作《四圣心源》中“一气周流,土枢四象”思想进行分析,结合其中具体的临床理法方药体系,进一步讨论以中土脾胃为轴、肝心肺肾为轮的动态圆运动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并与近现代受西方科学冲击所形成的“科学化”的中医理论形成对照。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对《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治疗头痛方剂的用药规律研究

目的:挖掘《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治疗头痛的方剂,分析总结归纳其用药规律,以期为临床上头痛的中医治疗提供借鉴和参考。方法:按照纳入标准收集《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治疗头痛的方剂,录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2.5),运用软件集成的数据挖掘方法分析其组方用药规律。结果:通过筛选,《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治疗头痛的方剂共68首,包含药物150味。(1)药性以温寒为主,药味以辛、甘、苦为主,主要入脾经、肺经、胃经、心经、肝经、肾经(2)每首方剂中使用药物较少,总使用频次≥5的药物有23味;(3)支持度个数≥10的药物组合有10对,基于关联规则置信度≥0.6的药物组合有13对;关联系数> 0.04的药对有18对;(4)经统计分析得到新处方3个。结论:通过对原文进行数据挖掘,发现《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治疗头痛用药精简且不拘泥于一类,而是从外感、内伤、多脏腑等角度用药,常寒温并用,补泻兼施等。用现代技术挖掘古代文献,不仅为研究古代医学文献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而且可为临床上头痛的中医治疗提供借鉴和参考。

潘景郑《周益文忠公集》跋考述

潘景郑喜好撰写题跋,有千数之多,其题跋后被结集成《著砚楼书跋》《著砚楼读书记》出版。《著砚楼读书记》更为齐全,但也仅仅收集了潘景郑504篇题跋。近年来,经学者不断搜集和整理,《著砚楼读书记》未收的佚跋渐为学界所知。博古斋2018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有“潘景郑题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二十四卷”,上有潘景郑题跋一则,即《周益文忠公集》跋,为潘景郑《著砚楼书跋》和《著砚楼读书记》所未收。这篇题跋对于促进3部宋刻本《周益文忠公集》的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千金方》与《备急灸法》灸法救急特点的比较

《千金方》(包括《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与《备急灸法》均为灸法救急要书。唐代孙思邈撰《千金方》,其重视针灸汤药并用,认为灸法在救急上有“针汤散皆所不及”的优势;《备急灸法》为南宋闻人耆年在广泛搜集名医灸法救急经验基础上加以实践而成,两位医家均深受葛洪灸法学术思想的影响。故此两书灸法救急在急症救治、推崇灸法,壮数多寡、知常达变,灸药同用、施治简效,灸穴精当、规范操作四个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在灸法宜忌、选穴定位、施灸材料及灸法操作方面均有差异。文章从上述异同之处加以总结阐释,以期为临床灸法救急提供借鉴与参考。

晚清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幕后解读

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和光绪十一年海防大讨论,关系到晚清海防建设的重大布局和发展走向。与正式上交的海防奏议不同,李鸿章等参议官员留下的信函、日记等,记载了两次海防大讨论更多的政治内幕。从中可以发现,大多数参议官员对近代海防的认知较为隔膜,尤以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为著,由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议官员的筹款决心。相对于李鸿章、翁同龢、阎敬铭等参议官员,文祥、奕譞是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但前者因病不可为,将海防筹议的主导权推诸地方督抚、京官群体;后者借海防善后为京旗“市德”谋取裁勇节饷款。清廷中枢对海防大讨论进程的指导不力和海防态度的反转,应为两次海防大讨论因循粉饰的结局承担更多的责任。

朱熹《周易本义·比卦》的解读

朱熹《周易本义·比卦》关于卦辞的注解,可以分成四个层次来进行解读。第一层是总论,第二三层是分论,最后一层是别论。前三层是“为人比”的角度,第四层是“欲比人”的角度。“为人比”与“欲比人”两者立场相同,但角度正好相反。朱子的注解层次分明,逻辑关系严密,极富思辨色彩。同时,通过对诸家《周易·比卦》卦辞的注释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对“比卦”卦辞的理解存在诸多不同之处,尚有值得继续研究、探讨的空间和必要。

《述异记》中的靶向叙事

自《汉书》中的语料转化指向之后,《述异记》作为六朝时期一部重要的志怪小说,其叙事指向性有了进一步发展。统计其中征兆预知类故事的具体比例,可将其细分为三类,即对政治事件或前途命运的预知、对鬼神祝福或诅咒的显现、对朴素正义观与自然观的宣扬。分析现存篇目,可以看出祖冲之对个人命运与政治事件的高度重视,尤其体现了志怪“以补史阙”的强目的性,这种强目的性的叙事也为后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语料和高超的叙事技巧。

空间视域下《永州八记》的再阐释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使其所处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永州八记》是柳宗元贬谪永州时的代表之作,从空间角度解读《永州八记》有助于对其文学创作进行更深入地挖掘。在《永州八记》中蕴含着居住空间、游历空间、文本空间三层空间。居住空间是创作的基础,为柳宗元提供了游历的可能性,营造了佛意的思想环境。而与现实空间有巨大差异的游历空间,则真实反映出《永州八记》山水之乐下掩盖的内心之苦。文本空间则是柳宗元对自我的建构,他通过以自我为参照的书写,在《永州八记》中建构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文本空间,并对空间进行改造,将自己的理想精神和人格精神寄托于其中。

周代薛国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

目前周代薛国遗存主要是前掌大墓地和薛国故城,这两处遗存在时代上有着前后相接的关系。前掌大主要是西周早中期薛国贵族墓葬、车马坑和平民墓葬,也有一些建筑基址;薛国故城遗址的时代主要是西周中晚期至战国早中期,在这里发现了城、壕沟、宫殿和薛侯及高等级贵族墓葬,多件铜器铭文有薛、薛侯等。东莱、大韩等也可能属于薛国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贵族墓地。前掌大墓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主要为“史”族符号,传世西周早期铜器铭文中薛侯与“史”族符号共存,说明薛来自商末的“史”族。薛国主要保持着腰坑、殉狗、殉人、族徽及日名等商系文化,但也受到了姬周文化的浸染,如列鼎制度、随葬品组合与风格等。

疾病书写下城市与人的症候式分析——弋舟“人间纪年”系列小说观察

随着现代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中人的困境不再单纯囿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逐渐呈现出对物质的过分渴求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迷茫。弋舟的“人间纪年”系列小说正是基于此,将目光聚焦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多种病相和城市中人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弋舟通过对人的身体病症的描述,暴露了藏匿于城市中人显性疾病下的精神隐疾,以及导致精神隐疾出现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揭示出伴随着“加速社会”而出现的城市病相及其深层病因,并由此给出基于文学维度的灵魂救赎与精神疗愈之路。

周济《晋略》的生成、构造与传播

《晋略》始撰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历经三度修改,最终刊行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该书虽主要取材于房玄龄《晋书》,却又以取代《晋书》为目标,并为达成此一宏愿,一则采用小字夹注与正文分列相配的编纂体例,二则注重宣扬政教义理。但即便如此,《晋略》终究未能成为文省事增的佳构,更不曾威胁《晋书》的“正史”地位。光绪二年(1876年)重刊本的问世,不仅弥补了《晋略》印本无多且原板被毁的缺憾,而且助推了周济此书的广为流传。辛亥革命后中外学者对《晋略》的评述,既有所侧重又各有理据,但仍有部分点评并不理性。

先秦买卖契约文书“质剂”法律效力的时空属性考

作为我国最早的买卖契约,“质剂”的法律效力于《周礼》有简要记载,但这些记载是否真实、其时空属性设定是否可行,至今未被有效考证。文章基于先秦典籍和考古实物等多重证据,从历史语言学角度厘清“旬”“期”等时间类名词和“国中”“郊”“野”“都”“邦国”等空间类概念,用历史地理学研究法将《周礼》所载“质剂”法律时效与西周行政区划进行对比验证,发现其匹配程度高、现实可行性强,指出《周礼》对“质剂”法律效力的记载是可信的。据此阐明讼主逾期不至的原因、商品所有权变更不适用“质剂”的法律时效及其时空属性设定对司法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启示,旨在丰富历史文书学理论内容和促进档案管理实践改革。

明末清初戏曲家周之标性别、交游、著述考

周之标是明末清初活跃于俗文学领域的戏曲家、出版家。周之标确为男性无疑,《吴姬百媚》记载了大量周氏与吴姬交往的细节;附于《兰咳集》出版的《古牌谱》,出自周之标妻子胡贞波之手。周之标有交游的人物多为吴地名士,其文人身份得到当地士绅阶层认可。《赛征歌集》不能判定为周之标编选,《吴姬百媚》可以判定为周之标创作的咏姬别集。周氏著述自明万历晚期始,至清顺治中后期止,在江南文士群体中造成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