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原型索隐——以唐传奇《李娃传》为例

中西小说文体有着深刻的差异,其一是小说人物与真实人物的关系。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对原型人物的索隐即是这一差异在研究策略上的体现。唐传奇《李娃传》的人物原型向来众说纷纭,恰可作为此类研究的样例。作品在细节上透露了原型的痕迹,却又在行文中尽量避免提及男主人公名字甚至姓氏,这正是作品掩盖原型的策略。据杜德桥的看法,其原型当为郑方逵兄弟。将传文中的主要时间节点与郑方逵家族比照,也若合符契。同时,元稹也是讨论相关问题的关键人物,甚至作品奇异的开端及其中提及白行简从未任职的“监察御史”很可能就是指元稹;结尾中的“伯祖”也可以确指其人。这些由原型延伸出来的考辨都指向作者、作品与其时代环境的互相映射。

元亨利贞——中国哲学元理之一

中国哲学经典《周易》提出元亨利贞,是中国哲学回答天地万物资始资生的基本思维方式,是回应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基本话题。任何事物都在时空的人文语境中演化,离了一定的时空,就离了生物之道。和实生物,聚散气化。从思维视阈观天地万物生死、荣枯的运动变化,它们表现为凝聚性与离散性。人生为气聚,人死为气散。聚散体现为多种形式:聚极而散,聚散有气,聚散为理等。本体不因运动变化而损益,但聚与散作为两种运动形式,聚而显、生、荣、形,散而微、死、槁、神。差分而对待,对待而互相转化。天地万物资始资生以后,天地万物以及人之间的关系的基本方式是什么?这就与水金木火土五行的相生相克相对相关。五行的多样性、差异性在杂合形式的过程中,产生相生相胜的融突话题。五行与阴阳相融合、杂合,便将天地万物以及人生各种现象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向度上统摄在五行之中,并对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哲学、历史、艺术、宗教、地理、堪舆、星相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东西方价值哲学比较视域下的中华文化优势特质新探

根据东西方文化发展路径的差异,指出东西方的价值哲学基础以及所存在的相关问题是影响彼此正确理解的关键因素。提出了《周易》四德所构建的价值判断与推理的方法论,经过逻辑完善,是终结西方"事实价值两分法"哲学教条的有效理论形式。指出科学的实质是价值关系的发现与安排,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精华将展示出对于人类福祉的重要意义。

从天地大德到天地大美——《周易》“元亨利贞”的生态美学价值

乾阳坤阴,天地之道。不论作为原初的卦辞,还是作为融入儒家伦理之后的一种"德义观","元亨利贞"都需要对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作出阐释。"元亨利贞"是《周易》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亦是《周易》处理天人关系的重要法则。"元亨利贞"是天地本元之德,是天地交感之性,同时也是天地人"三才"共存之道。在生态美学视域下,"元亨利贞"的生态审美意蕴主要表现为化生之美、和生之美以及整生之美。

《周易》“元亨利贞”的人文精神

"元亨利贞"是《周易》的一个著名命题,自古以来人们对它有过多种不同的阐释,至今没有一种定论,这表明它本身具有丰富义涵,故能给后人以无穷启示。我们从现代人类文明的深厚背景出发,可以对"元亨利贞"形成新的理解与感受,此亦正是《大学》所说的"日新"之义。现在我们只有依照中国古典文献学强调的训诂方法,充分参考古代学者的训释,借鉴现代文明的思想观念,才能对"元亨利贞"的丰富含义作出全新的挖掘。

朱熹理学视域中的“乾坤”

朱熹在继承前贤学说的基础上,在其理学视域中对乾坤二卦的意蕴提出了深辟的见解。他指出,乾坤乃是健顺之理,此健顺之理既是天道运行的基本品格,也是人物所本具之性,健顺之道通贯天人。从天人宇宙生化消息的理气关系着眼,朱熹认为"元亨利贞"是理气运化的具体展现,是"一个道理之大纲目",元亨利贞呈现之理即是宇宙生生不息的生理。在他看来,"元亨利贞"的义理关系与《太极图》完全一致,既是在表达一种宇宙本体论,也是在表达一种性情论。以朱熹之见,乾坤健顺之道落实于人生界具有功夫论的意义,是成就人生德业的基本修养途径,既强调刚健进取,又注重虚顺守敬,内外两进。朱熹对健顺之性和健顺功夫的体认最终都被写进《四书章句集注》之中,成为其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元亨利贞”的翻译与诠释

《周易》乾卦卦辞"元亨利贞",既是《周易》的门户,也是概括全易精神之辞。虽然在《周易》卦爻辞中出现的频率最高,但是易学界对这四个字的诠释分歧也最大。本文借助诠释学的理论,梳理"元亨利贞"的不同解读,总结"元亨利贞"的四字释义,分析"元亨利贞"的各种翻译与诠释。文章提出:如同其他许多中国哲学和文化典籍里的核心概念词一样,"元亨利贞"的翻译与诠释也是开放的、多元的、发展的。翻译者和诠释者一方面要努力挖掘和再现作者和文本的确切原意,另一方面也要尽量理解和包容研究者和评注者的多种解释。

经世者之选择:戴望与《颜氏学记》

晚清学者戴望搜辑颜李遗著,编纂《颜氏学记》,此举既是其"大旨期于有用"宗旨的体现,又含有争取学术话语权的考虑。"戴学源头"与"常州端绪"两个学术论断的提出,即戴望欲打通颜李学与戴震学、今文经之间关联的尝试。故颜李学能于晚清再度复兴,戴望功不可没。

李贤与明朝天顺初年的政局

明朝天顺初，以曹吉祥、石亨为首的夺门功臣侍庞专权，强预朝政，使这一时期的明王朝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政治形势。作为天顺内阁的主要辅臣，李贤审时度势，举措得宜，促成了天顺初年的拨乱反正。

樊晃、戎昱:杜甫接受史上的桥梁——浅论杜甫在大历至贞元前期的接受

学术界论及杜甫的接受与影响,很少人论及大历至贞元这一段接受情况。但其实这段时期杜诗仍在传播,其中樊晃与戎昱表现最为突出,樊晃对杜诗进行了收集,戎昱则仿效杜诗进行了创作,受到了杜诗忧国忧民之心的深刻影响,能关注现实。两人构成了杜甫及杜诗传播及接受史上的桥梁。

《孟子》对戴震《原善》的影响

《孟子》在义理和话语两方面深深影响到戴震的《原善》。戴震将《易传》的"继善成性"与孟子的性善论区别为两个问题,前者是泛论,后者专论人性。受孟子断言"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的鼓舞,戴震严厉批评宋儒所谓性分义理、气质两种的学说犯了"二本"的错误。《原善》关于心的论述,关于"仁义礼智圣"和"条理"话语的使用,都鲜明表现出《孟子》的启发和影响。

雪中探梅 雾里看花——元稹、李商隐悼亡诗比较

唐朝诗人元稹和李商隐 ,尽管他们所处的年代相近 ,但他们的悼亡诗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 ,表现在艺术追求不同、选材角度不同。

义和团时期的山东地区

在义和团时期,山东地区存在着多种复杂的矛盾,斗争尖锐,几经反复,清流派因为思想落后于时代,终被时代所淘汰。洋务派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终于占了上风,开始飞黄腾达了。

论李白对元、白女性题材诗创作的影响

笼罩在李白诗歌阴影下的中唐诗人元、白,无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的焦虑"。为了突围其影响而不得不求新创变,以各种方式对李白诗歌进行"修正",其修正性策略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其诗歌有意进行误读,将"谪仙"形象贬低到人间加以世俗化,消解其权威地位,并以政治意识形态丑化李白的诗人形象;一是采用个性化的"逆崇高"运动,通过对诗歌的内涵或价值趋向、诗歌风格、诗歌体式等进行修正性的偏离、改造或背弃,从而最终完成了自我的独创性面貌,获得了中唐诗坛主将的地位。

从黄元御对李时珍的批判看中药对中医义理的依赖

李时珍对本草学的贡献及其在本草学中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本草纲目》药物收集之丰富、论述之深入、态度之审慎、文采之飞扬,都是绝无仅有的。至于医家用药或拘于地域的限制,或拘于行医科别的限制,甚至或拘于知识层面的限制,用药种类没有本草著作收集的药物种类丰富,这是很自然的。黄元御简单批评《本草纲目》收集药物的丰富是偏颇的。但是《本草纲目》确实如黄元御批评的,收集的药物数量过于驳杂,另外其中一部分药物、药方没有同中医理论很好地结合,这是该书不尽完善的地方。《本草纲目》搜集到的一部分药物、药方没有同中医理论很好地结合,作者的工作还停留在纯粹搜集事实的阶段。如果这些药物不能纳入到中医的理论系统中,就仅仅是个民间药物;如果这些药方不能纳入到中医的理论系统中,就仅仅是个民间偏方、验方。

从《针灸逢源》初探肿瘤类证针灸诊治思想

《针灸逢源》是清代针灸名医李学川所编写的综合性针灸学专著,其中论述肿瘤及其类证的篇章主要为卷五和卷六。李学川认为五脏六腑功能失常皆可成瘤,发生病机虽有不同,但正气不固是其基本病因;故针灸治疗多以补气调气为原则,选用任脉和足厥阴肝经腧穴较多,注重脏腑辨证以行俞募配穴法,巧配内关调气顺气,兼加灸法补阳,以护正气。该文通过对相关内容进行重点研习,以期为现代针灸调节肿瘤免疫抑制状态及微环境等研究提供治疗思路和理论支持。

魏源今文《诗》学评述

魏源的《诗古微》是其今文《诗》学的代表作。魏氏治《诗》的指导思想是区分作诗者之心、采诗编诗者之心、说诗者之义、赋诗引诗者之义等数者。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文本的多义性,且文本信息的解码是无法由作者来确定的,而取决于接受的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一总体思想指导下,魏源探求齐、鲁、韩三家《诗》的传承关系,通过辨章源流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以求诗人作诗之义。这些都为后世的《诗经》研究提供了经验。

诗体选择与李杜优劣论

诗体选择对李杜优劣论具有重要影响。元稹重视新题乐府和排律的创作与其扬杜抑李论的提出密切相关;韩愈追踪李、杜,在用韵、炼字、奇崛化等方面学习杜甫,而在诗体选择上则推崇李白,做到了各有兼得,是其李杜并重的重要原因。在诗文革新中,为革除西昆体和太学体的不利影响,欧阳修对于杜甫有意弹压,而把李白树立为诗文革新运动的榜样人物,对其古体诗和绝句多有学习,是其提出扬李抑杜论的重要背景。

从元稹、白居易、李端诗看《西凉伎》在唐代的发展

《西凉伎》乃中唐之全能剧,目前见诸史籍,有关《西凉伎》的记载,要数元稹、白居易、李端诗中对《西凉伎》的描绘,从三位诗人诗中的记栽来看,《西凉伎》在唐代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由最初的音乐即《西凉乐》,结合《狮舞》、《胡腾舞》,乃《西凉伎》发展的第一阶段,即元稹诗所述。后有人就所演《西凉伎》,删去《狮舞》,专就《胡腾》舞发展,而注入路断思乡之情,同一题材,进一步改编,由歌舞而发展为歌舞剧,乃《西凉伎》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李端诗所述。及有心人复用旧伎,增加情节,还入《狮舞》,而益就狮子生情,专以讽刺封疆,此题材再度改编,由《胡腾》歌舞剧而进入全能剧,乃《西凉伎》发展的第三阶段,即白居易诗所述。

刘猛、李馀与唐代新乐府运动

中唐诗人刘猛、李馀以古题乐府引起元稹的关注并唱和而闻名于当时诗坛。刘猛乃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人,元和年间进士;李馀乃成都府(今四川成都)人,长庆三年进士。他们二人"虽用古题,全无古义"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的乐府创作,对元稹诗歌从题材、结构等方面产生了影响,进而发挥了革新旧题乐府、充实乐府理论、推进新乐府运动发展、使乐府诗革新"遂告大成"之作用。同时,他们的古诗也以"高古奥逸"而入唐人《诗人主客图》。刘猛与元稹交情较深,李馀还与张籍、贾岛、姚合、朱庆馀交谊甚厚。刘猛、李馀为新乐府运动做出的贡献,在古今众多诗歌理论著作中得以体现,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