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观案”探析——兼论诗人高启

发生于洪武七年(1374)的“魏观案”,并非是因苏州知府魏观“浚河道”与“修府治”之举措所致,而是明太祖借机报复诗人高启的幌子。江南士子先前曾受元政府与张士诚政权恩泽,因而对朱明政权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朱元璋希望以“魏观案”为契机警告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他逐步开始以暴力手段打击江南士子的抵触情绪。

明僧释明河《补续高僧传》成书考

明僧释明河《补续高僧传》是我国佛教史上一部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佛教史籍。《补续高僧传》是释明河未竟之作,历经多人襄助才最终成书定稿和付梓,厘清此问题对我们研究释明河《补传》是有所裨益的。

高力士若干事迹考证

高力士是唐代历史上一位带有悲剧色彩且甚为知名的人物。在他七十三年的人生经历中,既有少年和晚年刻骨铭心的痛苦,也有青壮年时权倾朝野的辉煌。当今出版的辞书和学者所撰文章,把高力士的生年定为公元684年者非常多,但是,这一说法很不准确。究其原因,是因为《新唐书.高力士传》中记述,高力士逝世唐代宗宝应元年(762),时年七十九岁。根据《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兼内侍监上柱国齐国公赠扬州大都督高公(力士)墓志铭并序》中高力士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八月八日终于朗州龙兴寺,逝世时七十三岁记载,确定高力士的生年应为公元690年。

论释明河《补续高僧传》的叙事特点

释明河《补传》是高僧总传系列的著述之一,在明代佛教史乃至中国佛教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补传》叙述众多的高僧事迹,需要采用一定的叙事模式和叙事手法。释明河《补传》的叙事特点在承继释慧皎《梁传》、释道宣《唐传》、释赞宁《宋传》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从叙事模式来看,《补传》撰者根据收罗高僧生平事迹文献多寡决定传文的详略。在叙事手法上,《补传》撰者采用了倒叙法、存疑而考疑、互见法、夹叙夹议和个人评论等。与前面三部僧传比较言之,《补传》的创新性在于更注重在传文中和传文末添加作者议论表达自己观点。如此做法,《补传》既可以保持的承继性又可以增强传文的创新性和文学性等,这是《补传》内容研究必不可少的方面。

汉晋仙传与高士传的交叠、歧异及其成因

仙传是汉晋时期形成和兴起的新型传记。《列仙传》和《神仙传》中有9位神仙被视为高士载入嵇康《圣贤高士传赞》、皇甫谧《高士传》。重见于仙传和高士传的诸篇传记既有高度的相似性又不乏差异,这涉及它们在文献上是否具有同源性的问题。隐逸是神仙与高士相混淆的重要语境,两者的交叠体现了超验世界的仙与现实世界的人之间关系密切。汉晋杂传勃兴,其内部各种传记既各有畛域又互相渗透,仙传在这样的文体环境中生成,一方面与其他传记交叠互渗,另一方面以长生不死为核心构造神仙形象,渐成一格。

秀水朱氏家族的殿军——朱声希诗词简论

朱声希是秀水朱氏家族最后一位文采斐然的人物。他的诗词有乡野气,而无缙绅气。具体说来,其试帖诗以刻划精确、比附密切为能事,工巧有余而情韵不足。其题画诗冲淡清雅,思亲怀友诗感情真挚,咏物诗细腻委曲,山水纪游诗明秀超逸。其词作嗣续浙西词派的流风余韵,以咏物词占优位,或浓妆淡抹,直写物象,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或借题发挥,由此及彼,抒情言志。其纪游词善于将自然的清远之境运化成清新淡雅之韵。其题画词或侧重对画面的再现,或侧重对画面的升华,呈现出恬静淡雅的风格。

《诗集传》对赋比兴艺术手法的阐述

朱熹之前的学者对"赋"的理解比较一致,对"比"、"兴"的阐释则众说纷纭,影响了对《诗经》本义的理解。朱熹融会前代各家之说,抓住"赋比兴"的特征,在《诗集传》中对其作了较明确的界说。该界说简明扼要,切合诗之本义,且影响深远,沿用至今。

《诗经》郑笺、朱注中的“重言”辨析

郑玄、朱熹解释经义常借修辞观点加以分析",重言"修辞也是其常用的方法。通过对《毛诗注疏》《诗集传》中"重言"的研究,可以看出"重言"除了指叠字外,还指双音节词重叠及句子的重复等。

朱熹《诗集传》赋比兴标诗探微

朱熹在《诗集传》中的标诗一直为人所困惑,但他确实是有严格的标准的。他在判标赋比兴时所依据的标准是:上下文是否都是"说事实"以及怎样"说实事"。他在《诗集传》中所作的赋比兴的兼标正体现了他标诗的严谨与精细而并非缠夹不清。

日本学者太宰春台《诗》学研究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同祖。反观日本汉学家的经学研究,从国际视角重新认识我国的经典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太宰春台是日本江户时代重要的汉学家,他的《诗》学观,代表着十八世纪的日本《诗》学研究的走向。

高专院校会计教学改革的对策建议

高专会计教育作为一种新的会计教育层次,发展历程不长,新教育模式的探索任务艰巨,相对于普通高等会计教育,其必要性、紧迫性显得更为突出。因此,改革旧的高专会计教育模式,创建新的高专会计教育模式就显得势在必行。

《梁高僧传·经师论》解读——西域与中原佛教音乐关系之考析

南朝梁慧皎《高僧传》中有《经师论》,该论涉及了佛教音乐的功能、佛教音乐的代表人物及重大事件和中国佛教音乐起源等问题。《经师论》中有的内容在龟兹石窟壁画中有艺术造型相证。本文还对中国佛教音乐起源问题,做全新解读,对沿袭之说提出辨析。通过解读与考析,表明西域佛教音乐是中国佛教音乐的最主要源头。

朱熹《诗集传》阐释方法分析

朱熹的《诗集传》是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成就,为通行之后八百年的权威性读本。朱熹在阐释《诗经》时创用了七种方法,即以序统合、视域融合、行文评点、语境通释、发越为理、寓教于释和唤醒体验。这些阐释方法的使用是《诗集传》能有如此显赫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西方阐释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中国经学研究的再受重视,中国的经典阐释学研究正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因此,对朱熹《诗集传》的阐释方法的研究就不失为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春秋灾异与政治张力——以晏子“论祝史荐信”为考察对象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景公生病,祝固、史嚣祝祷鬼神逾年而不愈,梁丘据与裔款向齐景公进谗欲诛祝、史之事。晏子以“祝史荐信”为切入点,论述鬼神祭祀与现实政治行为间的关系,劝谏齐景公改正齐国现实行政中的过失,吸取夏商灭亡之教训。晏子关于“祝史荐信”系统的论述,其核心是劝谏君主注意天人关系维度中,天之意志即民之意愿,要重视民众意见与现实政治作为,以民为本,行修德政。

清初《诗》学的特点——以《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与朱熹之学的关系为中心

自明中叶开始,《诗经》宋学开始衰落,汉学开始复兴,但是代表清初《诗》学权威的《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和朱熹《诗集传》之间还有着紧密的联系。无论从体例和内容上看,此书的编写都受到了朱熹《诗集传》深刻的影响,清初《诗》学仍属朱熹《诗》学的体系,同时也大量吸收汉学的因素为己所用,"杂采汉宋"和"调和汉宋"的特点显著。其特点对后世《诗经》清学的出现有着重要的影响。

《诗集传》对王肃《诗经》学接受探析

朱熹《诗集传》一书博采众家之长,其对王肃《诗》学观点亦颇多接纳。朱熹《诗集传》中有八条解说同于王肃的《孔子家语注》,另有大量解说同于或义近于王肃的《毛诗注》。可见不可忽视王肃《诗》学对朱熹的影响。

《史传》《诸子》非“亚枢纽”辨

周勋初《文心雕龙解析》认为,《文心雕龙》中的《史传》和《诸子》具有“亚枢纽”的作用。理由有二:一是刘勰对《史传》和《诸子》的论述不符合他提出的论述文体的四原则;二是子、史对文士的影响巨大。周先生提出的理由,不能成为判断《史传》和《诸子》属于“亚枢纽”的充要条件。周先生的判断没有注意到子、史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与《史传》和《诸子》论述史书和诸子的写作规范,立论角度的差异。另外,从刘勰的文学观念也能证明《史传》和《诸子》属于文体论。

朱熹《诗集传》对明代朱谏《李诗选注》的影响

中国儒家经典阐释史上,南宋大儒朱熹的《诗集传》具有里程碑意义。朱熹解《诗》,既合乎以“义理”为旨归的理学阐释框架,又开辟了文学阐释路径,对宋以后的古典诗学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基于文本细读与经典接受的双重视域,朱熹《诗集传》对明代朱谏《李诗选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以“义理”为旨归的诗学思想、以“熟读涵味”为路径的阐释方法、以“赋、比、兴”为框架的阐释模式。这些影响本质上是以中国儒家传统文艺思想为根柢,是理学思想与理性精神对中国古典诗学领域的渗透与悬照,反映了哲学与文学互渗兼容的历史语境。

以诗论道:朱熹治《诗》的主旨与方法——以《诗集传》为考察对象

“以诗论道”是朱熹《诗经》学思想的重要体现。朱熹治《诗》的方法大致可以概括为经传分离、以经解经、由情入理三个方面,既主动剥除前人见解,直接于经文本义上探查义理,又在《诗经》解释中援引《礼》《易》《春秋》之言来相互论证,以体现史论结合的特色。同时,朱熹还在《诗》学阐释中关注作者的情感表达,在此基础上进行义理发挥,肯定了《诗经》的文学特性。朱熹的《诗经》学随着其理学思想的发展而体现出独特性,并促进了其道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中兴间气集》《诗源辩体》对朱湾诗的两极评判及原因探析

《中兴间气集》基于风雅新颖的选诗标准及才性批评的论诗方法,先认可朱湾故作隐逸的行为,再赞赏其诗具有契合隐者身份的脱俗、含蓄优点;而且高仲武肯定大历诗坛的交游风气,所以偏好朱湾的席间应酬之作。《诗源辩体》基于律诗以初盛唐为典范,大历趋于衰变的贯通诗学视野,以初盛唐诗为参照凸显朱湾诗的语言浅俗之弊;而且许学夷反感交游权贵,故而鄙夷朱湾的席间之作,同时借贬斥朱湾诗,表达了对公安派俚俗倾向的批判。探析《中兴间气集》《诗源辩体》对朱湾诗的两极化评判,可窥见二者不同的诗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