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本烺《字辨证篆》“误省”同形分类考察

《字辨证篆》是清代易本烺在文字学方面的代表作。“误省,指本非省字而误作省者。”《字辨证篆·误省》收录了“误省”实例40例,其揭示的同形字类型有: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的换声符俗字同形;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的会意俗字同形;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的简省某些部件的俗字同形;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的讹变俗字同形;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的通假俗字同形;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的借形俗字同形;一个字的讹字与另一个字的省形俗字同形;一个字的古文与另一个字的音近换声旁简体俗字同形。这些“误省”实例告诉我们要从形音义三个方面综合辨析字际关系。这些同形字以同为形声字的同形字居多;在形声字的同形现象跟假借现象之间有时很难划出一条截然分开的界限;这些同形字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字形简化或字形讹混或字形简化和字形讹混共同作用。“古代汉语”课程学习要引导学生辨析同形字。

《说文解字》的“字用”思想发微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通常被看作“形”书,其说解汉字的方法及对汉字的具体解析得到学史肯定。本文认为,《说文》还有重要的字用学价值,其“字用”思想可以从《说文·叙》和《说文》正文对字的解释两个方面考察。在《说文·叙》中,许慎揭示了“假借”之“依声托事”的用字实质;用“古文”泛指古代文字,表面上是字体概念,实际上指的是古文字的结构和古文献中的用字;许慎对文字的定义和文字功能的表述体现了职用实质;许慎对时人谬解文字的批评,对《说文》编撰目的和编撰原则的说明也都是从文字使用角度表述的。《说文》正文对每个字的解说首重意义,形体分析只是对意义的印证;《说文》解说中常用“古文以为某”来揭示古代不同于汉代的用字现象;《说文》的“重文”如“古文作某”“某古文”等也是就字的功能而言;“一曰”的说解则反映了同字异用现象;《说文》还常引用书例来证明字义。这些都说明《说文》从服务解读经书的目的出发,非常重视汉字的使用功能,多方面揭示了汉语字词的各种关系。

《字汇》音切的来源

《字汇》的语音材料因来源不同而有不同的意义。通过对几种相关韵书、字书部分音注材料的对比、分析可知,《字汇》反切的来源是《洪武正韵》;直音的来源则主要是《篇海》一系字书,最主要的是经过南京人李登校订的《重刊详校篇海》;除此之外,则来自梅膺祚自己的方言。

动物、身体两义场单字组构两字的结构模式

本文在较大规模的现代汉语语料范围内从语法语义小类搭配的角度穷尽考察了由动物、身体两义场单字组成的两字组。考察揭示,两义场单字组构两字结构模式的同与异在较高抽象层次上均与句法结构一致。相同之处在于①不管黏着与否,两义场单字在两字组组构中都表现出稳定的名性。差异之处在于:②身体类单字可以相当自由地出现在“N[人](__A)”和“很(V__)”组构中,动物类单字不可以。③与身体类单字搭配的动词有许多是主客同体类动词,动物类单字无此类搭配。②③的差异主要与身体类单字独具[隶属]特征有关,此外也涉及[感知力][能动力]等语义特征。这些差异可以用义场、特征等语义条件控制,可以用认知基本规律预测和解释。

“字”的即用和“字”义的衍生——汉语语义编码以少胜多的奥秘

汉语语义编码以少胜多的奥秘之一是"字"在即用中获得临时的意义,之二是通过即用的简称和缩略、隐喻和转喻以及从方言和外语的引进,直接或间接增添新的"字"义。这两者都提高了"字"的复用率和指称能力,增强了语义编码的潜能。社会、经济和文化高速发展,对新词新义产生巨大需求,这是"字"义衍生的动因,但"字"义的衍生还有赖于类比推理和心理固化等认知机制。

李因生年字号考

李因是明末清初知名女画家、诗人。关于她的生年今人多定在1616年;《四库全书总目·芜园诗集》条以"是庵"一辞为李因字。爬梳钩稽李因生平资料,李因生年应在1614年前,"是庵"应为李因号。

论汉语信息编码的基本结构单位“字”

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处在底层表音系统和上层表意系统的界面,可定义为"由一个带调单音节所构成的具有完整、离散性的语音形式,在汉语语言系统中能发挥区别性的价值功能,是一个具有社会心理现实性和现成性的关联符号单位"。汉语中还存在一个由"字"为基本结构单位构成的以双音节字组为核心的典型性缓冲结构层,起到了二次编码的作用,有效地解决了汉语中有限语音形式表达无限概念的矛盾。汉语中缓冲结构层的存在使其难以用普通语言学理论所认为的人类语言具有三个结构层的理论加以准确描绘。"字"使汉语成为了汉语。

《字通》在部首法转变过程中的地位

汉字部首法经历了自《说文》根据字义而设立的文字学部首法始,到《字汇》比较成熟的检字部首法,其1500年间经历了不断累进的转变过程。通过《字通》这部书的研究,得以展现部首法转变阶段的面貌。同时指出《字通》在转变过程中的地位、贡献与问题,有助于部首检字法历史的研究。

论王筠“分别文、累增字”的学术背景与研究意图

现代学者通常把王筠提出的“分别文、累增字”等同于“古今字”，而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源自王筠对《说文》“重文”的研究。王筠发现《说文》存在“异部重文”，而有些“异部重文”是由“一字递增”产生的，这种“一字递增”的重文现象跟汉字的发展演变有关，所以他将“一字递增”分成“分别文”和“累增字”专门提出来讨论，细致分析其中各类情形，一方面揭示汉字孳乳造字的具体规律，同时梳理新造字与“本字删之间的种种关系。这些因发展而形成的具有历时性质的各种字际关系，虽然有的可以归属于“古今字”，但原本不是从“古今字”的角度立论，因而跟“古今字”并不重合。如果认为王筠讨论“分别文、累增字”目的在以新的名目取代“古今字”，那不符合王筠的研究初衷，难以体现“分别文、累增字”的真正学术价值。

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实施“字本位”方法的实验报告

“字本位”理论把“字”看作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提出汉语的生成机制是以核心字为基础,通过离心、向心两种结构方式逐层扩展,形成各级字组。因此,从认知的角度看, 以“字”为核心进行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必然会具有更高的效率。然而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词的能产性与常用性这对矛盾。由此,本文提出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在传统的逐词处理的基础上,穿插国内语文教学中常见的“组词扩词法”,并以比较多样的手段加以强化。本着这一原则,作者于2003-2004学年第2学期在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汉语言系2-2A和2- 2B两个平行班的口语课教学中进行了系统的教学实验。实验持续一个学期,经初、中、末3次专项水平测试检验,发现实验班的词汇水平提高明显优于对照班,其平均分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t 检验)。由此验证了在词汇教学中合理运用“字本位”方法可以实现更高效率这一假设。

《干禄字书》的正字观及现实意义

《干禄字书》是唐代一部重要的正字字书 ,检测书中俗、通、正三种字样的来源、理据等状况 ,得知此书的正字标准主要是有来源与有理据 ,不仅重视规范字形 ,还重视规范字用。此书所体现的注重来源与理据的正字观念和变通。

《颜氏字样》与唐代的字样学

本文考证英藏敦煌文献斯388《正名要录》的作者为唐初郎知年,同卷所载字样书残卷为经郎知年修订过的《颜氏字样》,进而考察总结出当年《颜氏字样》的面貌。结合《颜氏字样》和《正名要录》材料,探讨了郎知年的主张和贡献,描绘了唐代字样学的兴起和发展。

戴震金石文字观述论

清儒大量运用金石文字考经证史是清代学术较为突出的特点之一。钱大昕、阮元之功已为学界所共认,但引领一代学风的考据学大师戴震在金石文字方面的实践及观点无人提及。而有相关实例来看,戴氏在运用金石文字考证经史方面颇有成绩,值得关注。

郭店楚简《老子》通假字研究

楚简《老子》所用文字属战国楚系文字,其间存有大量文字通假现象。本文在参照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及通行本的基础上,对楚简《老子》使用的、《汉语大字典》中未收录的通假字,进行了考辨和增补。

试论《说文解字注》对汉字构件的研究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说文解字》汉字构形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地分析了汉字构件在组合中的意义类别以及思维、文化、修辞等因素对汉字构形示意的影响,对汉字构形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古文“字”形义构建的民俗学解读

在中国古代,妇女产育常被看做污秽之事而须加以避忌。古文“字”“从子在宀下”,象房屋中有子之状,正是古人基于对妇女产育的避忌,特为孕妇设置待产场所乳舍(或产舍)俗信在古文字构形中的反映。乳舍是孕妇待产之所,也是其产后与初生儿临时居住的场所。基此,本义为生育的古文“字”又引申出爱、养及孳乳增加之义。南宋以降,“字”又衍生出“许嫁”之义,这或与时人对《礼记·曲礼上》“女子许嫁笄而字”文义的曲解有关。

《日用俗字》词语考释九则

《日用俗字》是研究近代汉语的重要资料。文章通过考察文献、方言佐证等方法对《日用俗字》中"雷萼""灰包"等九则疑难词语做了考释。

《说文解字》注音释义识略

文章吸收古文字的研究成果,证以《说文》体例,对《说文》某些字的注音和释义以及字形解说提出了一些看法,补充或纠正了许慎和前人的一些说法。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假借字——以碑刻文字为例

文字假借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用字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全面衰落。该时期的假借字大多是承袭前代的假借用法，新产生的假借字其实很少。但此时期出现的一些文字现象，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假借，前人研究多把假借字与类化字、讹混字、同形字等相混淆。论文通过对碑刻文献中假借字的全面调查，清理假借字与异体字、类化字、讹混字等之间诸多复杂关系，科学揭示出该时期假借现象的特征和本质，并纠正前人误识。

字意与词义

"字意"指字形中体现出的原始造字意图,具有具体性、主观性、宽泛性等特点。"字义"是字形所记录的词的意义。许慎在《说文》的说解中,既有字意的说解,也有词义的说解,字意与词义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十种类型。辨析字意和词义两个概念,对于训诂实践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