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治理图景下前科消灭制度的本土建构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刑法立法上的犯罪化加速,轻微罪名数量开始快速扩张。轻罪化的立法主张存在其合理性,但受制于现存的前科制度,出现了轻罪轻刑但不轻罚的现象,甚至存在“株连”的情形。这种“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的犯罪记录长期存在将会衍生诸多问题。对此,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具有相当的紧迫性,但为充分回应社会公共安全保障之诉求,应当根据犯罪类型、刑罚期限以及行为人类型等条件判断能否适用前科消灭制度。在规范层面,不仅需要对既有的前科报告制度作出调整,以明确前科范围、前科消灭的影响范围以及启动程序,还需及时对其他部门法作出调整,以形成逻辑严谨、结构协调的前科消灭体系。

面向数字政府建设的病案数据治理体系:框架建构与实施路径

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病案数据共享复用成为掣肘医疗健康数据服务赋能数字政府建设的“瓶颈”,开展病案数据治理研究是应时之举。基于对现有研究及国内外病案数据开发利用相关案例进行分析并总结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过程、治理要素为框架的病案数据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并探索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加强病案数据资源建设、体制机制创新和一体化平台构建、制度管理和技术实现双管齐下等实施路径。面向数字政府建设的病案数据治理体系,必须在政府主导下,建立跨领域、跨专业的病案数据管理中心,构建医疗机构—病案数据管理中心—数字政府公共服务一体化平台,实现不同机构、不同地区之间的病案数据整合、共享和复用,为完善民生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病案数据支撑,为数字政府建设赋能。

《临证指南医案》自汗证治探析

自汗是特殊汗出的一种类型,该病易见而难治。基于清代名家叶天士之《临证指南医案》,深入阐析自汗之定义、病机、治法,总结叶天士杂症自汗证治特色及具体方药,并据此探讨特殊自汗证型,进一步丰富临床汗证诊疗经验。

王树楠新疆文化交游及其学术意义初考

1906年王树楠由河北入新疆,1911年再从新疆返京畿,他曾以新疆布政使的身份,聚集起一批调任流放的官员共同推进新疆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大业,为20世纪初的新疆文坛带来了振兴国粹的文化气象,并通过主持编纂《新疆图志》等促进了中华文脉在新疆地区的传承与发展。寓居迪化时期,王树楠与不同身份赴新疆人员有过交往唱和、书信题跋与文物交流活动。在返回京城之后,他与新疆旧友保持了稳定长久的文化联系,其对近代新疆文化事业的重要功绩已为时人所重视。不仅如此,王树楠还与不同国家各类身份赴新疆人员多有诗文交往与文物交流活动,这也为西域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条件。

清代南部县衙户房档案俗语词考释四则

《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为地方手写文献,内中俗语词数量繁多,不利于档案的阅读与研究。“钏”“撇”“提比”“京斗”四则俗语词意义容易误判。据语境、相关文献和历史,“钏”为“串”,“撇”为“耍赖;骗取”,“提比”为“提取犯人到堂审讯”,“京斗”为“明清部颁标准仓斛,即以京城广泛使用的升斗作标准容器计量”。

轻罪治理的程序法困境及其解径

在积极刑法观主导下,当前我国刑法的犯罪圈扩大化趋势明显,犯罪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轻罪数量上升的同时严重暴力犯罪数量下降。在此背景下,轻罪治理在犯罪治理中的意义进一步凸显。当前轻罪治理面临诉前羁押率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难以发挥作用、检察机关适用不起诉制度存在困难、刑罚附随后果严重等程序法困境。对此,建议在轻罪案件办案过理程中,通过严格控制羁押措施的适用并扩大适用非羁押措施、有针对性地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从宽结果的落实、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背景下完善不起诉制度的结构并细化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要件,以及建立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等方法,破解上述困境。

我国轻罪治理模式的溢出效应及体系调适

轻罪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体现,具有刑事规制前置化与刑罚配置轻缓化的规范特征。轻罪治理模式的形成源于刑法对社会风险的防控以及不同制裁体系的衔接需求,轻罪治理在强化公民规范意识、避免重罪被扩张适用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然而,该模式在实践中亦可能引发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犯罪附随后果的消极影响扩大化等溢出效应,对于传统的刑事法体系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亟须在体系上予以协同调适。在刑事实体法上应激活“但书规定”之司法出罪功能,增设社区劳动刑以实现轻罪刑罚配置的社会化;在刑事程序法上应拓展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对于轻罪犯罪记录应予以封存,以消除犯罪附随后果对轻罪犯罪人的消极影响。

犯罪结构变化背景下的轻罪治理路径

随着刑事立法中大量轻罪罪名的出现及实践中大量轻罪案件的产生,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如何治理轻罪相伴而生。有必要在明确轻罪范围的基础上,分别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构建轻罪治理的具体路径。实体层面上,要明确出罪标准的适用,从罚金刑配置的合理性和缓刑配置的精准性两方面推动完善刑罚制裁体系,同时以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为基础阶梯式探索轻罪前科消灭。程序层面上,一要建立轻罪治理程序分流机制,同时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对未判实刑或依法相对不诉的轻罪案件,充分发挥社区矫正作用;二要实现轻罪案件快速办理,建立完善轻罪案件侦捕诉联动与监督机制和轻罪案件协商机制,搭建从侦查到起诉再到判决执行的全流程、全方位轻罪治理体系。

保险还是补偿?政府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对负面记录的应对机制

精准扶贫是政府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形式之一。为探索负面记录对于企业长短期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在不同时间参与不同类型的精准扶贫对企业应对负面记录的影响,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合法性视角,以2016—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负面记录对企业长期、短期绩效均会产生消极影响,而参与精准扶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消极影响;企业出现负面记录之前参与的精准扶贫和出现负面记录之后参与的精准扶贫分别通过“保险效应”和“补偿效应”削弱了负面记录对于企业绩效的消极影响;不同类型的精准扶贫(慈善型和整合型)对负面记录与绩效的关系起到的调节效果有所差异。本研究为企业应对负面记录等危机以及积极协助政府助推社会长远发展提供了启发和参考。

论算法备案制度

算法备案是我国在新时代创设的一项算法治理制度。这项制度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治理原则在数字领域的延伸和创新,是在数字法治的实践背景下推进算法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作为一项创新制度,需要以国家治理和数字法治的原理为指引,透视其法律属性、政策属性与治理功能,厘清算法备案对象所具有的技术与规范双重性质。在此基础上,以目的思维、合作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等科学方法推进算法备案制度建设,以良法善治的理念和机制,来规范、优化算法备案制度功能,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提高监管效能、控制算法风险、激励企业合规、保障公民权利、促进公共利益的作用,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数字科技向善。

澳大利亚文件档案管理数据化转型的行动回溯及其启示

通过从战略布局、行动内容、配套保障方面归纳与分析澳大利亚文件档案管理数据化转型行动发现,其要点体现在:数据资产内涵的系统建构、全面融合治理要义、有效建立协作框架、对标文件档案管理要求的工具保障。我国文件档案管理数据化转型优化策略包括:数据内涵融入档案认知、强化治理方法的应用、强化档案机构主体引导的作用、面向整体数据情境配置能力建构的保障。

信息治理视域下的关键文件管理策略研究

信息治理主要致力于管理机构的全部信息,在最大限度提升信息价值的同时,最小化信息风险和管理成本。文件信息管理是信息治理的核心和基石,关键文件作为文件大家族中的特殊一员,能够支撑机构有效恢复因为各种灾害和紧急情况导致的业务瘫痪,并保护机构和相关人权益。根据美国部分机构发布的关键文件管理政策指南和相关研究成果,综合分析信息治理视域下的关键文件管理策略,包括信息治理与关键文件管理的关系,关键文件管理的具体策略,以及关键文件管理策略对我国的启示。

基于文件连续体理论的档案数据治理模型及路径研究

文件连续体理论在档案数据治理过程中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立足大数据时代背景,从档案数据治理内涵出发,分析文件连续体理论在档案数据治理过程中的适用性,提出将文件连续体理论引入档案数据治理过程,建立连续治理思维,构建连续治理模型,并从治理环境、治理机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等方面探索档案数据连续治理路径。

档案高质量服务的先进典型——我国香港特区政府档案处利用服务近期特点评析

深入评析香港特区档案高质量服务的经验与优势,可为内地档案馆“十四五”期间提升服务水平提供参考。依据文献、政策和网络调研梳理“港档案处”利用服务特点,参考我国“十四五”档案高质量服务新要求审视档案处的利用服务,发现其虽存在需要完善的空间,但基本可视为我国档案高质量服务的先进典型。其对内地综合档案馆利用服务的启示包括:细化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服务理念、从源头动态把控服务主体质量、拓展服务受众范围并注重用户培育、提升服务内容教育启发性和趣味性、服务方式满足用户情感需求。

蒯通形象嬗递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人物书写

蒯通是秦末汉初著名策士,《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均对其有载。对读三部典籍的蒯通书写,可以发现相关文本在细节上存在变化和差异,从而使蒯通形象呈现出权变之士、利口之覆邦家者、乘时徼利之人的嬗递。对此进行分析可以管窥不同书写体例、书写立场、书写旨趣对《史》《汉》《通鉴》人物书写的影响。同时还看到,在对书写权力的使用上,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都能遵循自先秦就形成的不虚美、不隐恶的书写原则,但又因中国史学“求真”的最终目的为“致用”,故而允许文学润饰手段介入史录。

档案馆融入政府数据治理的策略研究——以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政府数据治理政策体系为例

文章采用案例分析法,从战略依据、参考指南、标准要求以及实践布局四个方面对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数据治理政策体系进行调查与分析,发现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融入政府数据治理蕴含三大要义:档案馆主导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机制、文件档案属性与数据内涵有机融合以及文件档案管理融入政府数据治理体系。基于此,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档案馆从政策体系层面融入我国政府数据治理的启示:基于主体协同推动档案馆融入政府据治理;立足国内环境实现文件档案与数据的内涵互补;聚焦治理能力引导文件档案管理融入政府数据治理。

法制统一与分级治理: 我国央地立法权的配置机制

中央与地方围绕立法的关联和互动是我国央地关系的基础组成部分之一。论文从宪法和立法法中的立法权位阶设置、地方行使立法权的实际情形,以及地方性法规备案审查机制三个维度聚焦立法权分配中的央地关系。研究认为,我国央地立法权分配除遵循“法制统一”原则外,在实践中还形成了“分级治理”的机制。中央通过建立并完善分层次、分程度的地方立法合法性审查框架,赋予不同层级、区域的地方政府改革探索、自主创新的差异化治理空间。这种非均衡性分权在确保中央权威与地方立法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兼容的同时,也使大一统国家的治理风险稳定在可控范围内。探究央地立法权分配中的制度设置和主体互动,既可以为理解我国央地关系提供新维度,还可以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助力。

文件连续体理论视域下档案数据治理能力提升探析——以NAA《数据战略2023-2025》为例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和档案资源数据化的实践转型共同呼吁档案数据治理能力提升,文件连续体理论体现的连续性、多维互动、时空延伸与档案数据治理强调的全程性、多元协同、价值实现相契合。以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数据战略2023—2025》为例,着眼于档案数据治理与文件连续体理论的耦合,阐明文件连续体理论应用于档案数据治理中的价值,从全程管控、主体协同、资源聚合等方面为档案数据治理能力提升建言献策。

《临证指南医案•目病篇》初探

《临证指南医案•目病篇》所载医案记录了叶天士对目病的认识以及其针对目病所采用的特色辨证和治疗方法。叶天士目病辨证的特色主要包括“必伏其所主,先其所因”“体质辨证,精准施治疗目疾”“平脉辨证,目病见肝脉弦者多”“温病的辨证理论应用于目病”“五轮辨证,目之特色”“抓主症,目赤、脉弦辨从肝肺”。叶天士目病治疗特色以“重视王道、疗目病以扶正祛邪”“目病多郁火,火郁当发之”“三因制宜,治疗目病个性化”为主。本文从辨证方法和治疗特色方面初步探讨《临证指南医案•目病篇》中叶天士治疗目病的思想,以期指导中医眼科临床,解专科固有思维,探眼体辨治之旨。同时为眼底病现代科技结合中医传统理论的未来辨治方向提供初步理论探索。

刘春华从“脾主运化”辨治2型糖尿病前期

[目的]探讨刘春华教授从“脾主运化”治疗2型糖尿病前期的经验。[方法]通过跟师随诊,收集整理典型案例,总结刘教授对2型糖尿病前期的临证心得、遣方用药特色,并列举验案加以分析。[结果]刘教授认为,糖尿病前期应归属于“脾瘅”范畴而非“消渴”,病位当责之于脾,病机总属本虚标实,以脾虚不运为本,兼夹湿热、痰浊、气滞、血瘀等证为标,虚实夹杂、标本并存。临证施治过程中健脾助运贯穿始终,再随证兼顾祛邪,标本同治。所附验案以虚证为主,辨为脾胃虚弱证,治以健脾助运、益气养阴,配合生活方式调整,获得满意疗效。[结论]刘教授重视临床辨证,从“脾主运化”辨治2型糖尿病前期,并提出“健脾助运”为治疗大法,遣方用药重视脾虚之本,兼顾标实,临证疗效甚佳,值得推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