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资本化的“横向集中”与“纵向集中”:重新理解马克思和恰亚诺夫

资本化农业如何改造小农,是农政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两个理论——马克思主义和恰亚诺夫理论——都有不足:前者忽视了商业资本通过纵向一体化及各种商品关系对小农生产的资本化改造,以及在商品关系中发生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而后者则在微观层面忽视了劳动力商品化对小农家庭经济行为的改造。这两个理论恰好在这两点上分别对对方做了有益的补充。本文在重新批判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恰亚诺夫理论的基础上,将两条理论路线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提出农业资本化的“横向集中”和“纵向集中”两条道路,并以当代中国农政变迁的实践来辅以阐述这两条道路所形成的多种资本改造小农农业生产及从小农家庭获取剩余的方式。

“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对马克思的“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再考察

西方学术界始终逗留于“资本的现代史”视野去谈论解放、主体,一直无法寻找突破资本主义围城的出口,最终徘徊于资本逻辑派与劳动逻辑派两种话语之间。当然,这一困境也影响了汉语学术界的讨论。之所以如此,在于研究者遗忘了对“资本的形成史”的研究。通过厘清“资本的原始积累”的三重内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资本主义科学认识论起点、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资本的原始积累”所分析的“资本的形成史”,着重强调了资本主义本质中的“分离”与“颠倒”,以及为如何瓦解资本主义提供出路的方向,这些内涵无疑为摆脱当下资本主义批判仅仅局限于“资本的现代史”的拜物教视野、实现从批判理论提升到解放理论的研究路向提供必要的思想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征程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道路。作为全球现代化的一部分,中国式现代化因创新了发展模式、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共享了现代化的成果,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是一条全新的现代化道路。作为人类文明史的一部分,中国式现代化因顺应了世界历史的时代发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吸纳了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继承了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从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种先进的文明形态,其必将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平等观探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对平等的追求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不断觉醒,经过“原始共同体内的实质平等一普遍的形式平等一普遍的实质平等”的历史沿革,最终发展为社会主义平等观,即无产阶级追求的、以消灭阶级为目的的、普遍的实质平等。社会主义平等观,既指导着无产阶级吸收资本主义法权平等的合理因素,在物质生产逐步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劳动人民的普遍实质平等,又批判资本主义平等的片面性、折中性、抽象性,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动力、特征与抗争

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不断进步的数字化科技,社会主义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其中数字社会主义的出现集中体现了当代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历史变革的乐观精神。广义的数字社会主义既包括凯文·凯利提出的狭义“数字社会主义”,也包括赛博共产主义、交往社会主义、平台社会主义等其他类型。尽管各种数字社会主义类型的理论内涵不完全相同,但其中却蕴含了共同的理论要素。数字社会主义在理论主题选择、发展逻辑构建、理论向实践转变等方面表达了西方左翼的理论智慧和批判态度,同时又反映出他们有别于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变革中所具有的勇气与斗争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理论的整体视界、思维特征与历史哲学底蕴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代化进行了多维度的考察,揭示出现代化是诸多条件因素交互作用下的转型运动,是普遍性与多样性并存的自然历史进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步性和内在隐忧,从物质生产过程出发把握现代社会的生成逻辑,并在世界历史总体格局中探寻现代化的演进趋向,展现出辩证的、实践的、全球的思维特征。

平台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审视——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为线索

平台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数字平台时代出场,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于资本增殖中无度盘剥自然的基本逻辑,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持续在场。在延续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的同时,平台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由于先进数字平台的技术加持,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之中,进一步造成自然资源消耗加快、生态环境污染加深以及生态系统恢复能力的退化,必然使得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加剧。资本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限制,也是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在数字平台时代,只有超越资本增殖逻辑,促进数字平台的社会主义应用,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平台经济,方能推进生态文明实现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当代价值

现代性肇始于资产阶级革命,奠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是人类社会在建立现代工业的基础上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经历了一个从接受、信奉到批判再到超越的思想演进过程。资本主义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资本逻辑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深刻把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有助于我们以“胸怀天下”的历史主动精神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在“历史之变”中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的科学扬弃和全面超越。

出场、模仿与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的“他者”视野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置于与西方现代化这一“他者”比较的框架中去定位与理解。在发端处,西方现代化凭借其现代性霸权,吸引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来为建立合乎资产阶级利益需要的现代化秩序服务。同时,中国传统社会因开启现代化内源动力不足,也需要“他者”的楔入才能正常开启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发展中,中国现代化既有对资本主义现代化从器物、制度、思想层面的模仿以及对苏联现代化模式的模仿,也在模仿过程中对其是否为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进行反思。通过与西方现代化的深入比较,中国式现代化立足唯物史观,蕴含着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和生态观。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及其当代启示——基于《共产党宣言》的文本阐释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视域,对以资本为本质范畴的现代性展开了系统辩证的考察与分析。在高度肯定现代性正面效应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以私有资本为根基的现代性的分裂与矛盾,指明了未来社会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主体力量与实践路径。重新审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现代性诊断、批判和超越的重要思想,有助于辩证对待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思维范式与理论启示。

监视资本主义及其技术手段的社会主义运用: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核心特征是劳动者在资本的监督和控制下开展生产活动,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监视资本主义”成为现实。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区分了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和数字活动,考察了资本监视劳动手段的新发展。结论认为: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对劳动过程的监视手段更加隐蔽,监视范围更加广泛,在这种无孔不入的监视中,劳动者不得不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程度进一步加深,甚至社会大众的日常数字活动也在监视中成为剩余价值的新来源。技术本身并不具备社会属性,监视技术可以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合起来,其社会主义运用将极大地提高整合“分散知识”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扫清人类掌握“总体知识”的障碍,为建设大数据时代的“全息社会主义”提供可能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美学意蕴及当代启示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整体生存结构,从而把对人类自由解放的研究推进到对作为自由活动之典范的审美活动的考察,由此丰富发展了其哲学思想。具体而言,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审美主体能力和客体条件的破坏,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通过追问审美活动的社会现实基础即自由时间的充分运用,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由活动的对抗性,寻找到现实政治经济活动与审美自由活动的可通达性和无产阶级自由解放的现实路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更好地理解美的理想追求在现实生活中的定位,更好地立足现实创造美好生活。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域性”表现及其比较价值——兼论结构对照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受“资本主义地域性”的限制,从而具有相对制度的妥协性、对西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性、以及由于缺乏执政党支持而派生出的学理性,面临着边缘化的困境。而在“社会主义地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则更为原本地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神,并且以中国化成果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拓展。在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执政党领导下抵制错误思潮的能力,在吸收社会建设经验后诊治现代性症候的能力,在理论拓新的同时坚持群众路线和人类关怀的能力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借鉴价值。

论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揭示

21世纪凸显的经济震荡和公共卫生困境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危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和批判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全面中断,根源于资本及其运行逻辑。从现实来看,资本主义危机尚且处于产生、扩展和消退的周期中;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内因致使的自我崩溃和外因导致的革命取代将同时发挥作用,最终指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扬弃,这是资本主义危机得以消解的根本之道。

科恩资本主义剥削问题的研究述评

资本主义剥削是科恩政治哲学转向中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在其社会主义平等理论研究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影响。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围绕资本主义剥削概念的内涵界定、剥削批判理论的展开路径、剥削批判理论的正当性以及科恩重构剥削理论的方法论评价等方面,研究成果颇丰。这些理论成果既展现了科恩本人对剥削理论的深度思考,又呈现出这一理论的鲜明特色与不足之处。同时这些研究切入点各有侧重,体现了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深入了解科恩关于资本主义剥削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不仅对把握科恩政治哲学观点的内涵意蕴影响深远,而且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人民选择、创造与享有: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品格

中国式现代化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品格。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以中国人民为主体力量的新型现代化模式,它致力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突出体现为人民选择、人民创造和人民享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和捍卫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辩证统一的。

马克思社会形式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意蕴

马克思的社会形式思想标识出其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问题意识,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意蕴。首先,马克思社会形式思想的内涵及其理论特质深刻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前提。其次,基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独特问题意识,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对象规定为“社会形式一资本主义形式”。最后,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形式与其存在论前提的辩证运动规律科学地假设为纯粹形式,以此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发展的各种具体规律,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有限性的认识与科学批判的理论目标。从社会形式思想入手考察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从“资本”到“符号资本”——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消费文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商品交换循环公式出发,提出资本增值的循环公式,并进一步预言了“资本”的增值可以脱离于物质生产继而独立。在鲍德里亚看来,该预言已经在后现代主义的“消费文化”驱动下,以符号象征交换价值掩替了商品交换价值。但他忽略了“资本”增值源自物质生产的一般政治经济学逻辑。只有在金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产业资本与“符号资本”所衍生出的双重剥削才能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

近代长沙工商业转型的历史与思考

湖南长沙工商业的改革最早出现在清同治年间,主要体现在商业组织形式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由个体业主制、合伙制向公司制、股份制转型是其主要特征。

比较视域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三重超越

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化的三重超越。在文化主体层面,资本主义文化用资本原则替代了文化自身的逻各斯,造成了文化的资本化,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观和人民观相统一,将人民视为文化的创造主体、享有主体和评判主体,以人民至上超越了资本至上。在文化属性层面,资本主义文化追求文化的同质化,造成了人类文化多元共存的合法性危机,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持文化间性主义交往原则,推进全人类文化交流互鉴,以文化多元性超越了文化同质性。在文化价值层面,资本主义文化以虚假的意识形态对人进行规训,让人陷入异化的境地,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文化价值的应然归属,推进文化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超越了人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