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风港”规则的实践困境与完善路径

“避风港”规则是判定网络侵权责任的重要规则之一,在互联网发展早期较好地平衡了权利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关系。但随着新技术新业态的快速发展,“避风港”规则在新技术环境下面临着一系列实践困境:网络内容分享平台驶入“避风港”的条件不明确,对特定侵权内容的通知处置难以遏制重复侵权,公法审查义务可能会架空“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摆脱这些困境,就应该在《民法典》解释论框架下,合理划定新技术环境下平台应尽的注意义务,适当扩展解释“必要措施”以遏制重复侵权,澄清私法注意义务与公法审查义务的关系。

论侵害监护权的损害赔偿责任

相对于监护关系外的第三人,监护关系具有绝对、排他的效力,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属于绝对权,受到侵权法的保护。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的行为构成对监护人监护权的侵害,侵权人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财产和精神损害。监护权被侵害的财产损害既包括监护人为恢复监护关系而支出的合理费用,也包括因此遭受的误工损失等其他财产损失。侵害监护权的行为只有使父母子女关系和其他近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时,父母以及担任监护人的其他近亲属才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被监护人在脱离监护期间死亡时,作为监护人的近亲属既享有因监护权被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也有权就被监护人的死亡向侵权人行使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被监护人伤残的,只有被监护人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赔偿合理的奔丧费既符合民法典的规定,更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

刍议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的修正

近年来,公众人物逃税的数额之多、影响之大,屡屡将《刑法》关于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置于风口浪尖。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是否合理,至今存在争议,主要体现为肯定论与否定论。从刑法法理角度来看,该条款的设立有违刑法体系化,偏离了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确理解,消解了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从司法实务和行政实践观察,该条款采取的行刑反转模式已经显现弊端,导致逃税罪实际处理模式不一、公安机关与税务机关查税权力混淆。当前,应基于风险社会背景下的积极预防性立法理念,对该条款进行完善和修正,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改为“从轻、减轻刑事责任”,同时设置条款适用的数额上限。

恶意民事诉讼侵权行为与损害赔偿责任

恶意民事诉讼是指当事人没有诉权或者超出合法诉权范围,故意提起民事诉讼,意图实现侵害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民事权益非法目的的一般侵权行为,包括恶意诉讼、滥用诉权和虚假诉讼三种类型。恶意民事诉讼是一般侵权行为,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不必作特别规定,直接适用《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即可。《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侵权责任纠纷”项下的第三级案由和第四级案由没有规定“恶意民事诉讼责任纠纷”案由,可以直接适用第二级案由即“侵权责任纠纷”确定案由。恶意民事诉讼侵权责任构成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并结合恶意民事诉讼的特点认定,损害赔偿责任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184条、第1182条和第1183条第1款等规定的方法确定。

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法禁令的检视--兼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

新《公司法》第五十三条和第一百零五条是反映资本维持原则的核心条款,延续了原《公司法》关于公司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不得抽回其股本”的禁止性规定,充实了股东和董监高的民事责任。但股东抽逃出资禁令无法反映“公司向股东返还财产”的实质,在术语上应予调整,在解释上应与“公司不得返还股东”保持一致。抽逃出资禁令反映了资本管制思想,与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收购或回购股权、股东与公司之间关联交易、股东权利限制和失权、返还出资、赔偿责任等相互关联,已经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巨大的超级条款。在适用该禁令时,应当根据不同的给付方式,施加必要程序和数额限制,强化董监高的职责,合理关注股东的资产收益权。

关于《教师法》修订中的法律责任之完善探讨

1993年《教师法》是首部以专章形式规定教师法律责任的教育法律。该部法律在具体内容、逻辑安排和体系衔接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和送审稿均对法律责任章有所修订。《教师法》修订应借鉴《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等公务员类立法和《医师法》《律师法》等职业类立法相关规定,细化教师法律责任,推动《教师法》有效实施,以“强师”助推“教育强国”建设。

我国贷款人民事责任的探索与法制建构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绿色信贷已经成为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支柱,但当前我国绿色信贷法律制度并不完善,基础性的贷款人民事责任尚处于空白状态,具体的归责原则、免责事由及责任形态均不明晰。其成因主要在于我国贷款人民事责任归责理论仍在争议之中,适用传统的归责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国贷款人民事责任的建构须以明确的贷款人归责理论为基础,贷款人的环境侵权行为实际上属于间接侵权,可在间接侵权理论下建构以过错责任为主的归责原则,增加不同场景应用下豁免事由并承担连带责任的贷款人民事责任。

新型疫苗接种异常反应国家补偿责任之证成

附条件上市及紧急使用的疫苗是有别于传统疫苗类型的新型疫苗,无法直接套用现有的异常反应补偿责任模式;而其异常反应若得不到有效补偿,会使社会陷入接种迟疑,导致群体免疫目标无法达成。鉴于国家补偿责任的决定因素为公益性,主管部门“应种尽种”的劝导虽无法定强制力,但有行政权威背景下的事实强制力,且受种人对之具有信赖利益,因而对该类疫苗异常反应的补偿责任,不应比照非免疫规划疫苗由疫苗企业承担,而应与免疫规划疫苗一致由国家承担补偿责任,这也是国家承担宪法义务的体现;且该类疫苗异常反应的国家补偿责任也普遍为世界各国及地区和世卫组织所采纳,因而也有充分的比较法依据;而国家或国际合作平台替代企业责任后,疫苗上市后的警戒和采购控制对提升疫苗安全更起着关键作用。

民行交叉视域下居住权与抵押权的权利冲突与协调

为尽可能避免居住权对抵押权实现的不利影响,部分不动产登记机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居住权的设立前置条件及其消极法律后果。这类规则既缺乏上位法依据,亦难与既有民法体系兼容,甚至已僭越了行政权合理介入物权的权力半径,不具备增设限制性条款的可行性。考虑到抵押权人及行政机关的风险防范与特殊利益,居住权与抵押权的权利冲突与协调应回归民法的私益对抗范畴,排除与民法规范相悖的绝对限制性规则,允许当事人在相对限制的界限内自主分配各自所应承担的风险并在一定条件下赋予抵押权人防御性救济权,减少抵押权人对居住权的抵触心理。为了发挥当事人之约定应有的对抗性效力,需辅之以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特殊约定记载义务与风险提示义务,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银行等机构的事前风险预警机制,从根本上消解居住权与抵押权的权利冲突状态。

刑民交叉执行关系的处理规则与法理

刑民交叉执行关系的实践处理,缺乏明确的基本原则与具体的操作规则。以刑民交叉诉讼关系的原则作为处理前提,既存在程序上的不适应性,也无法合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实现。诉讼程序与执行程序存在本质上的不同,“重刑轻民”的理念难以为刑事执行优先提供有力的法理基础。刑民交叉执行关系的处理原则,应坚持以权利为基础,明确权益保护上的优先性,以此作为选择执行依据与决定执行顺位的根据。在权益保护上,需要对善意取得制度作出扩大解释,不仅适用于标的物所有权的取得,也包括其他物权的取得。刑民交叉执行关系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被执行主体竞合的交叉执行,二是执行标的物竞合的交叉执行。基于不同的交叉类型,需要在基本事实与法律关系上,以当事人权利作为判断标准,一方面维护社会市场交易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实现对犯罪人的刑事制裁,保障执行程序的公正与效率。

我国宪法生态环境条款的规范阐释

经过长期的宪法变迁,宪法生态环境条款已经形成了包括人权条款、思想理念条款、国家义务条款、组织保障条款在内的较为完整、系统的规范体系。对这一规范体系的认识必须遵循整体性与关联性的原则,不仅要在整体上充分认识生态环境条款规范内涵的历史发展性,也要充分解读生态环境条款内部各要素的侧重点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公民环境权经由人权条款实质确认的背景下,公民环境权在规范层面构成生态环境条款的最终价值指向,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国家目标的历史进程也就是公民环境权逐渐实现的过程。由此,推进生态环境条款的实施,根本路径是以宪法生态环境条款为指引构建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进程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特别要注重形成持续凝聚全社会生态文明普遍共识的机制、不断构建绿色政绩制度、完善并强化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保障职能。

《民法典》规范下马拉松赛事人身损害免责条款的法律解读

以我国2018—2021年间国际田联认证的9场马拉松赛事为样本,分析赛事中的人身损害免责条款。认为,参与组织赛事的各类主体应被视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而免责条款往往包含在竞赛规程、参赛报名表或专门的免责声明文件中,它们属于负有附随义务的格式条款。关于免责条款的司法审查,在形式审查层面,若免责条款未履行必要的提示或说明义务,则不具备形式合理性,应被认定为无效。在实质审查层面,若免责条款过度免除赛事组织者的合理义务,因显失公平原则,也应被认定为无效。对于由赛事组织者造成的人身损害,因其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免除责任。对于参赛者因“自甘风险”等非赛事组织者原因造成的人身损害,应允许赛事组织者通过免责条款明确不承担责任。

夫妻忠诚协议财产责任条款效力与制度完善

近年来,夫妻忠诚协议开始被夫妻们视为对彼此互相忠诚的保障,在民事诉讼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但至今我国并未出台相关法律对此协议的效力进行统一规定,导致司法界和学术界对于夫妻忠诚协议财产责任条款的效力存在争议。首先,对夫妻忠诚协议财产责任条款概念与内容进行界定,并对近五年司法裁判情况及学界观点加以梳理。然后,从法律适用性、应然性以及是否有效三方面厘清夫妻忠诚协议财产责任条款的效力。在此基础上,立法应明确夫妻忠诚协议财产责任条款效力、单独可诉性、特殊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赔偿金执行规定,以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律体系。

我国民用无人机货运侵权风险及防范策略研究

无人机货运方兴未艾,安全问题是民用无人机货运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了解决无人机货运面临的安全问题,确定无人机货运侵权责任的担责主体、归责原则以及责任承担方式,完善无人机货运领域的相关法律规定,提出相应的侵权风险防范策略是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通过比较研究法、法经济学“成本—收益”模型,区分无人机一方侵权、第三人致损、无人机产品缺陷的三类情况,提出货运无人机之间、无人机与传统有人驾驶航空器之间采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货运无人机对地面第三人致损采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并在遵循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经验的同时完善《民用航空法》相关规定,严格落实货运无人机注册登记制度、打造第三方监管平台、把控货运无人机机长驾驶资质、实行货运无人机航空保险制度,为无人机货运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司法适用困境的对策研究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创新性地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以法典的形式确定为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弥补了生态环境破坏后法律救济的缺陷,但该责任在适用上存在诸多困境:一是目前有关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规定较少;二是生态环境的损害事实认定存在困难;三是生态环境修复目标不明确;四是生态环境修复辅助措施不健全。对此,需要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立法、健全环境损害认定和评估机制、明确生态环境修复的目标以及健全生态环境修复辅助措施。

民法典中债务加入与连带责任保证的区分及适用标准

关于债务加入制度,我国《民法典》首次在法律上予以明确,弥补了债法制度上的立法不足,但由于该制度与连带责任保证具有盖然的相似性且在实践中存在第三人做出的意思表示模糊不清,从而给法律适用带来极大的困难。因此,在对二者联系与区分进行分析的前提下,对第三人的意思表示进行详细的制度解释,在穷极意思表示解释的前提下,适用“存疑推定为担保”的标准,从而实现对二者的有效区分。

高空抛物、坠物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的提前介入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于高空抛物、坠物的民事责任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和分配,特别是创设了国家公安机关对于高空抛物、坠物侵权的调查权,明确了公安机关对于高空抛物、坠物在不存在行政或者刑事违法的情况下仍需参与和介入,突破了过去高空抛物、坠物依靠私力救济的局限性。从高空抛物这一概念出发,探究民法典对于高空抛物、坠物民事责任的划分,深入探索该类案件中的公安机关提前介入机制。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认定研究

近些年,在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环境司法已经开始突破传统的事后救济模式,从提前预防的理念到预防环境风险为目标来建构预防性的环境司法保护体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重大风险”缺乏法律的概念规范以及出现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等问题,掣肘环境司法良序发展。本文以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整理现实案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对完善我国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提出相关建议,进而使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可操作性增强,更好地发挥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预防性”功能。

《民法典》第176条(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评注

《民法典》第176条在我国立法中历经变迁,但比较法上却无类似规定。本条所使用的民事“责任”有别于证明责任、归责(事由)及有责性/负责任等,而在经立法纯化后又将监护职责、法律行为所生效力等含义排除在外。作为实体私法中的总则性概念,民事责任不仅应当严格区别于民事义务而具有独立性,而且必须全面涵盖《民法典》第179条第1款中的各种责任承担方式。据此,损害赔偿、债务履行一般担保、义务违反之法律后果等三种既有界定均有不妥,因而有必要重新构造民事责任的概念。以严格区分实质权益与请求权为前提,民事责任应当被界定为请求权的对立概念,主要包括因权利人索取而必为给付和法律强制可能性两项内容。在此“四元对称”的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框架下,民事义务源于当事人意思或者法律规定,而民事责任却只能源于法律规定。经此阐释,便能以本条和《民法典》第179条第1款为基础构建整个私法领域中的请求权规范体系,从而为请求权思维的具体运用提供有益的实证法指引。

生态文明下环境法典刑事责任体系研究

生态环境法典要对环境法律责任做出合理安排。比较环境刑事责任不同的立法模式,通过案例分析当前环境刑事责任立法存在的不足,在借鉴不同国家和地区环境法典刑事责任编纂形式的基础上,提出在生态环境法典中设置环境刑事责任是践行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