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基于撤县设区的视角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紧凑集约发展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探讨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6年全国范围内演进的撤县设区数据,深入考察了撤县设区带来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效应的研究发现:(1)撤县设区促使了城市空间形态松散化和内部低密度发展,该结论在考虑多种指标、方法以及政策滞后效应之后仍成立。(2)撤县设区政策对东部城市的空间结构松散化影响更强,且不利于其发挥中心集聚优势;相比于建设规制较弱的城市,规制较强的城市受到撤县设区对城市空间结构分散化的影响更为显著。(3)进一步研究表明,自主选择型撤县设区对城市空间结构分散化的影响更加明显,而顺应融入型撤县设区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空间结构趋于紧凑化。

试论北宋熙宁年间东南诸路的增设新县现象

王安石变法期间,北方的河北、河东、永兴军等路为节省地方行政成本,裁撤了大量县,而东南各路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后来陈瓘指称王安石对北方和南方采取双重标准,即主张在北方大量撤县的同时,却在南方析置新县。经过考察可知,王安石变法期间,东南各路的新设县数量很少。而自五代宋初以来,东南各路却多有新设县。北宋在东南各路增设新县,一方面是平定南方各政权后,在新纳土地上调整行政区;另一方面是由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地方事务增多所致。王安石的判断实际反映了当时东南经济迅速发展,人口和地方事务急剧增加的时代背景。

资源依赖、资源重组与行政体制改革变迁——基于H省省管县改革调适的案例分析

加强对政府治理资源需求及政府间依赖关系的关注,能够帮助改革者更好地理清改革脉络,审慎应对行政体制改革中的难点问题。本文将资源依赖理论引入行政改革研究领域,对一项地方省管县行政体制改革的变迁缘由进行实证探索。论文在界定政府组织关键治理资源(财政、权威、合法性、编制和区域网络资源)的基础上,刻画省管县改革案例中资源依赖关系重组对焦点组织资源组合状况的重要影响,厘清和阐释催发改革调适的内在机理和关键动因,并探讨有助于提升行政改革效能的一般行动策略。面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更细致地考量资源依赖关系、精准调配各项关键治理资源,有利于新发展阶段下行政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优化提升。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能否缩小市县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充分发挥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促进地方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性和有效性,需要关注市级政府因辖区自然禀赋差异产生的支持行为差异。本文以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和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为研究对象,基于2003—2020年中国县级样本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市县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显著缩小了市县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其主要通过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和提升县级转移支付获取能力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地形起伏度直接影响市级政府对市区和县域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偏向性。基于地形起伏度的分组检验发现,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市县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缩小作用主要体现在地形起伏度较大的山区县域。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地形起伏度较大的山区县域更缺乏市级政府对县级发展的支持,这为当前中国因地制宜、优化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财政分权与县域基础教育发展——来自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证据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是一项重要的财政分权改革,对县域基础教育发展可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一个稳健的因果识别方法,发现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改革批次的作用差异较大,但大多数地区推行的改革均有助于县域基础教育的发展;政策在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及人口规模较大的地区展现了较显著的正面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改革主要通过提高教师数量而非学生数量来改善基础教育质量。改革后,县域财政支出呈现出扩张趋势,这一改变解释了辖区内教师资源配置的变化。进一步讨论发现,改革通过促进学校、培训机构等教育相关组织的发展,使得地区教师数量实现了明显的增长。为进一步完善财政管理体制,促进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本文从事权财权匹配、区域异质性政策及支出优化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困境及改革思路——以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为例

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方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推动仁寿县城乡融合发展,对缓解成都大城市病问题,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在深入分析了仁寿县城乡融合发展必要性的基础上,针对其面临的困境及表现,指出当前制约仁寿县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最后,本研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包括深入推进行政体制与行政区划改革,加快实现“同县同酬”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推进成眉同城化深入发展等方面.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和劳动收入份额--来自“省直管县”改革的证据

在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和聚焦共同富裕的发展背景下,如何通过更好的财政机制有效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劳动报酬提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县域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以“省直管县”改革为准实验,研究财政分权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显著降低了县域内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引致的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扭曲了地方政府税收征管和财政支出行为,进而导致企业避税增加和融资约束加剧,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面影响。

省直管县财政试点推进了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吗?

省直管县财政试点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至关重要。基于广东2009—2020年县域公共服务支出数据,采用多期DID方法评估省直管县试点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省直管县政策显著提升试点县财力,进而促进具有较强地域属性和生产属性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但政策对地域和生产属性较弱的公共服务影响不显著。基于此,提出应继续推动省直管县改革、完善公共服务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建议。

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证据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促进共同富裕是“十四五”规划就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问题做出的明确政策指向。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市级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使市政府辖区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上升。机制分析表明,改革引致的财政压力激励市级政府加强税收征管,提高了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劳动密集度,最终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改革效果仅体现在所得税由地税局负责征管的企业;同时,改革的影响在税基窄、土地财政能力弱、税收征管强度弱的地区更为明显。此研究有助于解读“压力型”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及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南方山区破解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难题——基于江西省宜黄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调研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以综合手段提升农业用水效率,减少农业用水总量和强度,对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保障水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江西省宜黄县以全省首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整体推进县为契机,结合南方丰水山区和小微灌区实际,探索以县域为单元,以灌区为主体,以创新为动力,完善工程运行管护、水价形成、奖补和收缴、用水管理“四大机制”的改革路径,化解农业灌溉用水与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缺失的矛盾,推动农业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相关做法经验可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参考。

基于点-轴理论的四川省县域经济空间结构及其差异化发展研究

区域经济差异化研究是区域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以点-轴理论为指导,运用经济中心性、经济联系强度以及隶属度等模型,探析四川省183个县级行政区县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整体特征.研究结果显示:(1)四川全省中心城市体系可以划分为三个等级;(2)四川省经济空间发展轴线呈“4-5-6”三个等级网络;(3)地理空间结构和经济发展态势区域差异明显.最后提出了四川县域经济空间结构差异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政府行政权力调整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撤县设区”和“省直管县”改革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利用“撤县设区”和“省直管县”改革来刻画行政权力向市级政府的集中和分散,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检验了行政权力调整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行政权力集中加强了市级政府的资源统筹调配能力,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增加环保支出规模、降低工业产值比重等渠道,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行政权力分散的影响效应相反,并不利于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相较而言,行政权力集中的正效应在政府行为规范度较高、市辖区经济较强的城市表现更突出,行政权力分散的负效应在政府行为规范度较低、县区经济相对较强的城市有着充分体现。对于高行政级别的城市,行政权力调整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从优化各级政府职能体系,分阶段、分类型,渐进式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从分权看发展:“省直管县”改革如何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省直管县”改革作为中央深化县制体制改革的政府分权举措,其对试点县域经济增长的改革效应以及影响机制需要得到科学的理论判断与实证检验,这关乎政府分权理论的适用情境与县域体制改革的深化方向。以政府分权理论为研究视角,构建“省直管县”改革影响县域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探讨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影响机制,基于河南省103个县域2000—2020年的面板数据,应用双重差分法(DID)对所提出的理论判断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静态DID结果显示,改革显著促进了试点县域的经济增长,对试点县域经济增长的平均年回报率为7.2%;第二,动态DID结果显示,由于改革的渐进性,改革的经济增长回报率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常规省直管”模式并未产生改革效应,而2014年“全面省直管”模式实施后县域发展自主权的全面强化,正是改革效应开始凸显并保持强势增长态势的根本原因;第三,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县域发展自主权的提升通过弱化吸纳效应而非强化激励效应实现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主要表现为财政与招商引资方面的资源获取水平。

省内财政分权与县域碳排放——基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将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3-2017年全国1648个县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省内财政分权对县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与碳排放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省内财政分权能够降低县域碳排放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竞争会增强改革的减排效应,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趋良竞争”;并且改革对县域碳排放的影响会因地区、改革模式与政府财政实力间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

分权改革是否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一项荟萃分析

过去40年间,通过分权及公共行为偏好来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学术观点逐渐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支,但分权理论本身却并未能得到经验证据的一致支持。基于荟萃分析方法,本文对分权改革与经济增长这一领域内符合预定纳入标准的21项经验研究所报告的121个效应值展开系统评价,整合分权改革与县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主效应,并检验该领域内研究证据异质性程度以及出版偏误。研究结果显示,分权改革与县域经济增长的主效应为0.0522[95%CI:0.0312—0.0732],二者之间存在低程度的正相关性。该研究领域内存在出版偏误,在纠正出版偏误后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现有的实证研究夸大了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已有经验证据存在高异质性,即不同研究间的真实效应不同,这是导致现有经验证据出现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本文的研究更可靠地评估了分权改革的经济效应,对于从经验证据的角度重新审视分权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省以下多样化放权改革、税收竞争与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以湖南“省直管县”和“强县扩权”改革为例

提升县域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保障。文章以湖南省县级为考察对象,将省以下多样化放权改革、税收竞争和民生性公共服务纳入一个框架,研究发现,税收竞争对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具有负向影响,税收竞争越激烈,教育供给和医疗供给越匮乏;实行省以下扩权改革后,税收竞争对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依然为负,进一步分析发现,税收竞争对教育供给的负向影响增强,对医疗供给的负向影响减弱;相比“强县扩权”改革,这一效应在“省直管县”改革中更为显著。文章基于税收竞争,讨论了放权改革对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产生的差异化影响,为理顺省以下放权改革对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

明代湘黔交界地带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方略与成果——以天柱改所为县为例

万历年间,明廷于天柱一地实施改所为县。该县县治策略围绕着重建官、军、苗、民四者的关系而设并成功实施,为流官提供了一套可供参考的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方案。同时,各民族对天柱建县的共同支持不仅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良性交往,也为古代民族地区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四县试点与安徽农业税费改革转折之探析

四县试点是安徽省农业税费改革史上的转折点。1999年,中央和安徽省基于新兴镇再到五河县历次改革的经验,作出在怀远、望江、来安、濉溪四县开展进一步试点的决定。四县试点进一步减轻了农民负担,并从精简乡镇人员机构、清理乡镇债务、改革村提留等方面将农业税费改革深化为农村改革,并为新世纪的新农村建设指明了方向。及至2000年的农业税费改革,安徽省推广四县试点的措施,扩大农民减负的规模,深化农村综合制度改革,建立多级财政扶持体系,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进一步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并印证了四县试点的有效性与创新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安徽巢县土地改革初探

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条件。抗美援朝战争前后,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巢县县委领导广大农民群众有步骤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巢县的土地改革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9月初至1950年底为第一阶段,选择典型乡开展土改试点工作;1950年底至1951年6月底为第二阶段,土改工作在全县铺开;1951年7月至1951年12月底为第三阶段,对土改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复查纠偏。虽然土改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及时得到纠正,保证了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巢县的土地改革,改变了农村地区的封建土地关系,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巩固和壮大了乡村基层政权和自治组织。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模式探讨——以湖南为例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地方政府从政府规模、层级及财政关系等层面实行的一次深远变革,也是地方政府突破中央权力设置的制度壁垒而获得创新效率的一个难得契机,湖南省应从实际出发探索建立地方新型财政管理模式和地方公共产品供应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