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对墨家的批驳及其原因论析

庄子对墨家的批评和驳难主要集中在责其"淆是非"、"乱人性"、"毁道德"、"贼天下"四个方面。庄子将墨家的辩论视为无用的"骈拇枝指",并指责其混淆是非,扰乱人心。他认为墨家宣扬仁义本身就是对"道"的损害,徒然为乱天下。然而,墨家主张上同于"天"、以"天"立教,与道家主张上同于"道"、以"道"立教本质相同。庄子批驳墨家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墨家"天志"、"明鬼"、"非命"、"尚同"、"法仪"诸说没有引起庄子的注意,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墨家的说教不符合道家自然无为的旨趣。墨家虽然强调"天"、"人"之际,但因"道"性"无为",墨家对"天志"等的论说并不为庄子所承认。庄子以其自然之"道"对墨家的仁义说教和辩论予以批驳,自然也难逃"隐于小成"的命运。

“刺上”与“化下”——论韩国古典小说对载道论的二元化阐发

载道论是儒家文艺论的核心,涵盖了儒学者对文学价值的多种阐释,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韩国古代文人通过长期与中国的密切交流,也逐渐接受这种文学思想并贯彻于小说创作之中。由于使用了不同的文字载体和写作规范,韩国古典小说形成了汉文小说和韩文小说两大类,两者对载道论的阐发明显地呈现出二元化的特点。大体而言,汉文小说故事性不强,旨在通过作品表达作者对社会现实、政治问题的批判,相比之下,韩文小说注重通过曲折、圆满的故事宣扬儒家的纲常伦理。究其原因,这是因为汉文小说和韩文小说针对的读者群体不同,作者的写作目的也不尽相同,一为"刺上",一为"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