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agma-Dialectics:语用-辩证法,还是语用论辩学?

荷兰Pragma-Dialectics学派的论辩理论在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对Pragma-Dialectics这个词本身的翻译发生了重大变化。Pragma-Dialectics最初传入我国时,被译作"语用-辩证法",后来出现了"语用论辩术(学)"的译法。两种译法孰优孰劣,关涉不少理论和历史问题,需要辨明。"语用论辩术(学)"的译法有诸多危险:不能保证相关术语翻译的一致性;抹煞了作为一种颇具特色的论辩理论——Pragma-Dialectics的一个突出特性;割裂了Dialectics的历史,忽视了Dialectics的各种表现形式。

重释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

马克思在论述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时明确指出,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然而,关于“批判”本质的本体论根基、理论指向以及在现实运用中的表现形式,学界还尚未达成共识。在特定的叙述语境中,马克思论述了“社会存在”为辩证法的“批判”功能发挥本质性作用奠定根基,使得辩证法的批判性在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根基上获证自身的本质地位;马克思在深入社会历史总体以揭示资本主义生成逻辑的过程中,呈现了辩证法“批判”本质的理论指向在于历史总体的批判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运用中,马克思揭露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本质对立,并在审视人与人之间差异性统一关系中形成了应然批判的现实运用方式。只有回到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与实践语境中,才能获得对辩证法“批判”本质的充分理解。

比较词源学视阈下西方自由逻辑批判与马克思的超越

“自由”是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但人们对“自由”的诠释却未达成共识,特别是在西方存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迷雾。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但要批判西方自由观,还要破除笼罩西方自由的历史迷雾,这需要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最初形成的理论土壤,从而真正把握马克思对西方自由思想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本质。本文通过比较词源学的分析发现,西方“自由”的两种不同词汇表达(即“freedom”和“liberty”),具有不同的词源语境,同时对西方政治思想的自由逻辑产生了历史迷雾般的影响。只有揭示这些形成历史迷雾的源流本质,才能实现对西方自由思想的批判,而马克思正是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破除历史迷雾,才形成具有批判性与革命性的自由观,对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增强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信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空间批判与历史叙事--论詹姆逊对辩证法的后现代主义建构

詹姆逊对辩证法理论的后现代主义建构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反思当代西方哲学对辩证法的批判,强调辩证法的理论形态从哲学到非哲学、从时间逻辑到空间逻辑的转变;二是通过重读《资本论》的辩证法,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空间批判是辩证法的具体化或内在性的实践,并由此将辩证法的空间批判扩展到对于资本全球化及其引发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审视;三是通过对保罗·利科的时间叙事理论的辩证解读,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叙事结构引入对唯物辩证法叙事逻辑的阐释,为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向度开辟了新的道路。詹姆逊对辩证法的后现代主义建构,为我们在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下探讨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和激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力开辟了新视角,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及其改造

通过思想史的考察,可以揭示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巴黎手稿》中存在重要差异。由于其批判尺度的变化,这为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方法的肯定和改造奠定了思想地基。以至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做了新唯物主义改造和科学应用。由此,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存在理论上的限度,但正是对这种限度的自觉肯认为马克思建构科学的政治经济体系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参照。

《资本论》的社会建设逻辑探赜

《资本论》的伟大绝不仅仅在于其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更在于它蕴含了未来的社会建设逻辑。如果说《资本论》既属于一部哲学著作又属于一部经济学著作,那是因为《资本论》既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又阐明了资本主义如何灭亡。《资本论》的这一写作特性表明,《资本论》还应该属于社会哲学著作的范畴。因为《资本论》所阐释的不仅是一种具有批判性质的学说,而且还是一种蕴含着以建构社会良性运行机制为己任的学说,即《资本论》批判资本主义体制不是最终目标,构筑共产主义体制才是它的终极追求。按照社会哲学的学科原则理解,《资本论》中的资本逻辑批判不只是包含抽象性质的宏大叙事式的社会批判,而且还包含有社会实践中存在着有比资本主义体制更为合理的社会形式的思想意蕴,而表征这一思想意蕴的社会哲学理论的基本原则,就应该被称为马克思的社会建设逻辑。

蒋光慈革命文学中的皖西故乡书写

蒋光慈是从皖西大别山走出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先驱。皖西这片革命的热土深深地滋养着他影响着他,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素材。蒋光慈常常把写作背景置于皖西乡村,以革命的笔触审视家乡,以作家的眼光回忆故乡,融皖西田园空间图景于革命叙事之中。在《少年飘泊者》《咆哮了的土地》《乡情》等革命小说和诗歌中,呈现了大量皖西山川风物、民间风俗以及方言俗语,地域文化特征凸显。这些畅销的诗文既广泛宣传了革命思想,也扩充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文学的题材领域,并从一个角度见证了皖西革命历史。

“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实现研究

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就是必须在讲授好马克思主义、宣传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弘扬好正能量的基础上彻底批判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具有深厚的唯物辩证法基础即完全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因此,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的关键在于切实排除只建设不批判和只批判不建设两种错误倾向。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充分发挥否定的作用和坚持迈向否定之否定的教学方向。

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方法的再现实化

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首次明确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这个隐藏于批判主题下常被忽视的变化,成为马克思从费尔巴哈总问题必然地走向黑格尔总问题的开端,即从解构式批判到建构式批判的过渡。马克思正是借助对黑格尔异化概念的“批判的形式”和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肯定和再现实化,才创立起真正的批判方法,意识到黑格尔思辨哲学与国民经济学异化现实的同构关系,辩证地揭示出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和历史意义。正是马克思的批判引入了更具现实性的“历史性”维度,才为超越费尔巴哈的伦理逻辑、迈向唯物史观提供了理论契机。

根据地司法对风俗习惯的甄别、援用及其逻辑

为实现根据地的有效治理,根据地司法机关对当地的风俗习惯进行甄别,并根据甄别结果作出相应处理。有的风俗习惯得到援用,或作为判决中的民事法源,或在案件的事实查明、法律发现、价值权衡、裁判论证等方面发挥作用;有的风俗习惯则在甄别后被拒绝援用。根据地司法甄别风俗习惯时所秉持的逻辑,既遵循马克思主义认可习惯法权的立场,也对移风易俗的必要性和社会资源成本进行了考量。甄别援用风俗习惯需要司法者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司法方法论,人民司法的若干特征也因此而形成。

辩证法的感性改造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以《哲学的贫困》为中心的考察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不仅展开了对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和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的双重批判,而且对其进行了感性改造。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在于彻底揭露和批判其形而上学性质。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范畴抽象方法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经济范畴的感性来源,阐释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伪历史主义的披露,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关系赋予了辩证法真正的历史性,彰显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主义原则;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伪批判性和抽象实证性的揭露,马克思阐明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门“革命的科学”和“历史运动的科学”,凸显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向度。立足于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探讨了哲学方法论的问题,又在哲学方法论视域中考察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质问题,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融汇。

回应现实与反思历史:谈王蒙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品性

王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引领者,他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性。他的小说以关注现实、介入生活见长,他通过人物命运与情节发展的辩证性构述实现了小说对人生、对社会的反思,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贯通着一种批判意识,这也是王蒙以文学反思历史、探讨文化的重要方式。对现实的关注、辩证法的运用以及带有自省意味的批判性,构成了王蒙创作中现实主义品性的三个重要维度。王蒙的文学创作,将现实主义品性与故事情节、人物的表现完满地融合在一起,使其作品成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典范。在新的历史发展语境下,王蒙文学创作内蕴着的现实主义品性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供了至为宝贵的经验,探讨其创作中一系列现实主义问题对于丰富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辩证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一直以来,唯物史观与达尔文进化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澄明,究其原因在于缺少相关研究深入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达尔文及其进化论的正确态度。回到唯物史观创始人论述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文本,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态度和立场是辩证的,既充分肯定了这一学说之于驳斥自然科学领域的目的论、神创论的重要作用,也深刻批判了这一学说的缺陷及其存在的谬误。在当前,系统澄清马克思恩格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辩证批判,对于我们准确把握进化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有效甄别西方相关理论话语的意识形态本质、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来说,具有基础性的启示意义。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工业化书写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已有40多年历史,对于工业化书写形成了相应模式。生态作家秉持人文立场,批评工业化对于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和对于淳朴人性的影响。因此,工业化生产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作品多以负面形象出现。部分作家采取了简单的批判式写作,将生态破坏的矛头指向了工业化本身,却忽略了工业化本身具有正面价值的事实。对于工业化之于环境的影响,中国当代生态作家们应理性看待,既看到其破坏作用,也应重视其对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所具有的实际意义。

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的革命辩证法思想及其价值

漳州战役的发生有其客观逻辑、组织逻辑和思想逻辑。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的革命辩证法思想是辩证法一般原理在漳州战役中的运用,它一方面直接展现在毛泽东关于漳州战役的构想、建议、决策和思想观念中;一方面彰显于漳州战役的革命实践活动,是革命实践基础上的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统一。这一思想的基本蕴含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遵循革命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实事求是方法;正视革命问题、坚持辩证思维的矛盾分析方法;汇聚革命力量、依靠群众的人民主体方法。这一思想是漳州战役致胜的法宝,并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党的百年奋斗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特别是有助于人们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有助于人们汲取和坚持党的百年奋斗经验。

《自然辩证法》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考论

考论《自然辩证法》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实为守正创新之必须.《自然辩证法》中含有大量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蕴含丰富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这些思想集中围绕自然界先于人而存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化的自然界、辩证法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自然界和劳动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生态原罪、自然界的报复、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和解八个方面展开,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深化《自然辩证法》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研究,应该回到文本、深耕细作,整体把握、系统研究,实践导向、知行合一,顺应时代、通俗表达.

体育概念定义的辩证批判

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当前的一些采用实质定义方法定义的体育概念的种、属关系进行批判,指出部分学者在定义过程中将属于人的身体或心灵的部分抬高到属概念的层次,如此导致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错误,论证并提出体育活动的属概念只可能是"人的生活活动"、"身体活动"与"心灵活动"的质和量的差异,是辨别"体育活动"与"非体育活动"种差的方式。借助马丁.海德格尔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指出当前体育理论学者们在定义体育总概念时,从不同的视角将"体育活动"这一"存在"的社会现象向各自定义中不同的价值主体,如体育人、社会、民族和国家等"存在者"进行转化,导致"体育活动"的多重意义和价值单一化为某一价值主体的价值,从而导致对"体育活动"作为人类共同拥有的"存在"的社会现象的多重精神和价值的"忘在"。论文最后提出了体育总概念的认识框架:体育作为总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概念家族,包括体育活动、以体育活动为中心的现实世界、体育人和观赏者四个基本范畴,体育活动处于这一总概念的中心位置,因为其他三个要素都必须通过体育活动而关联起来。

马克思辩证法的本体论革命

辩证法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思维,有其存在的"本体论承诺"。辩证法也就生成于对其"承诺"的"本体"的寻求、批判之中,因而辩证法总是与本体论纠缠在一起的。批判性是辩证法的内在本性,但这一批判本性,决不是一种对事物的简单否定和反驳,而是对其所承诺的"本体"所内含的"矛盾"的反思和批判。正是这一反思和批判,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以人的生存方式为"根本"的实践批判的辩证法的本体论革命。

西方的文学方言翻译策略研究述评

文学方言是中外翻译界公认的难题,也是目前研究相当缺失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对西方学者关于文学方言翻译策略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述评,结果显示:过去20多年,西方学者集中讨论的文学方言翻译策略有四种——方言标准化译法、方言对译法、文学方言自创译法、方言特征淡化译法;当下西方学界逐渐达成共识,认为方言标准化译法和方言对译法的效果不甚理想,文学方言自创译法和方言特征淡化译法则比较可取、可行。论文最后指出未来研究路径供研究者参考。

马克思文艺批评方法的本质特征

把"社会历史批评"或"美学和历史的批评"界定为马克思文艺批评的方法,是不确当的。从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和批评实践来看,他的文艺批评方法的本质特征,应是基于文艺"公转"律和"自转"律对立统一基础上的辩证批评,即文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审美批评"和"历史批评"的相互联系与辩证统一。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提高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水准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