腕踝针联合商调音乐在混合痔术后病人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腕踝针联合商调音乐对混合痔术后疼痛和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的影响。方法:选择2021年11月—2022年7月在我院肛肠科诊断为湿热下注型混合痔拟行混合痔外剥内扎术的114例病人,随机分为对照组、干预1组及干预2组各38例。对照组进行常规镇痛和中药换药、熏洗等常规护理;干预1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腕踝针治疗法;干预2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腕踝针与商调音乐疗法的联合治疗。于术后第3天、术后第5天采用视觉模拟疼痛评分(VAS)、Wexner便秘评分、便后出血评分、肛缘水肿评分评估病人的肛门疼痛、便秘、便后出血、肛缘水肿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干预1组及干预2组的术后VAS评分明显降低(P<0.05),首次排尿用时和尿流状况等排尿功能评分、Wexner便秘评分、术后便时出血评分及肛缘水肿评分明显降低(P<0.05),且干预2组术日、术后第3天、术后第5天VAS评分的改善优于干预1组(P<0.05),术后首次排尿时长、小腹状况评分及术后第3天Wexner便秘评分的改善优于干预1组(P<0.05)。结论:腕踝针联合商调音乐应用于混合痔术后病人,可减轻病人疼痛,改善术后便秘、便血、肛缘水肿等并发症,提高排尿功能。

“掉”的语义演变及语法化进程

基于语料库研究方法,文章从历时层面考察了“掉”的语义演变路径及语法化进程。语料分析发现,“掉”历经了古代汉语的语义扩大及现代汉语的语义缩小,语法化现象首次出现于宋代,至清代较为显著,在现代汉语中得到进一步凸显“。掉”在现代汉语中仍然存在语义滞留现象,语法化还不够彻底,处于后期加速阶段。

刘勰文体论对《翰林论》的因革

《文心雕龙》文体论极大地受惠于李充《翰林论》所建构的关于各类文体的经典秩序、论文体例和简略评说;又充实、丰富、发展了《翰林论》“成文”“德音”“体要”等文体学思想,并探讨“深极骨髓”的文学根本问题,建构了完善的文学理论体系。其视野之开阔、思想之精深、方法之自觉、理论之完善远超出了李充论文水平。刘勰评《翰林论》“浅而寡要”大体合乎事实,“浅而寡要”之“浅”指精省浅近的措辞风格,未必贬辞;“寡要”为少要,亦并非完全否定判断。相较钟嵘贬之“疏而不切”,刘勰批评态度相对温和,且更公允。

当代《文心雕龙》研究的纯粹之作——评万奇、李金秋著《〈文心雕龙〉精义今释》

由万奇教授、李金秋编审主编,巴蜀书社出版的《〈文心雕龙〉精义今释》,是内蒙古《文心雕龙》研究团队推出的一部新著。本书精选《文心雕龙》中的二十五篇作为研究对象,由文原论、文体论、文术论与文评论四部分构成,以《文心雕龙》中的重要命题为线索,运用多种方法对《文心雕龙》精妙的批评理论进行了具有现代意义的阐释。论文立足于本书,从研究体例、研究精义、研究方法、研究团队、研究特色方面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介,并回顾了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历史、内蒙古“龙学”研究的传承及其对当代“龙学”研究的贡献,指出:本书的问世,彰显了《文心雕龙》的生命力与阐释力,为建构中国当代文论体系提供了一种楷式,必将推动内蒙古“龙学”研究进一步发展。

《文心雕龙》中语气词“也”“矣”“夫”的修辞认同功能——融合体认语言学的结构对称性研究

古汉语语气词的语义、句法等功能广受重视,但修辞功能尚未获得关注。借助新修辞学奠基人肯尼斯·伯克认同理论中的形式认同策略以及体认语言学中的对称性体认方式,论文分析了刘勰《文心雕龙》中使用数量最多的“也”“矣”“夫”。研究发现,反复出现的三大语气词均与对称结构紧密相关:“也”“矣”衬字足句,形成对称结构,使节奏协调工整;“夫”后可引出对偶、反问等对称结构,有力地激发了读者的参与。这三大语气词在对称结构中均拉近了作者与读者间的距离,促进了认同的实现。本研究为古汉语语气词提供了当代修辞学与体认语言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路径与方法。

石塘碉楼特征及其空间布局形式初探

在浙江温岭石塘的石屋聚落中分布着数量众多的碉楼,碉楼是聚落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探析碉楼特征及其空间布局形式对研究石塘聚落具有较大意义。对此,文章通过实地调研和测绘,观察石塘碉楼现状;同时结合文献资料,对比国内其他聚落的碉楼,分析总结石塘碉楼的特征,将碉楼分为纯防御性碉楼与宅碉一体碉楼,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石塘碉楼空间布局特征以及与聚落的关系。

陆侃如“龙学”的思想倾向

关于刘勰对现实主义的态度,部分《文心雕龙》研究者浅尝辄止地表述了其肯定倾向,陆侃如则从“情”“志”“物”三者的关系入手进一步阐述了文学创作的主客观统一性与文学作品的认识性。关于刘勰对于浪漫主义的态度,文艺理论界众说纷纭,在此基础上,陆侃如阐述了刘勰对于积极浪漫主义的肯定,同时给出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创作边界,提出形式要依附于内容,文辞要传达真挚的思想。

清代滇籍学人许印芳批评《文心雕龙·乐府》篇论析

许印芳(1838-1901),字茚山(一字麟篆),云南石屏人。他对我国古代诗歌创作及诗歌理论有精深的研究,他的代表性著作《诗法萃编》是清代云南地方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一部文艺理论著作。在《诗法萃编》中,许印芳以跋文的形式,对《文心雕龙·乐府》篇展开批评,内容浓缩、言约而义丰、直捷要妙,他所阐释的独到的见解,颇有精妙之处,自有意味。但也存在新论与误读瑕瑜互见,并暴露出某些问题,如对“俗乐”的阐释过于宽泛,忽略了刘勰乐府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导致对刘勰乐府观的认识不够公允,可商榷之处颇多等。

刘勰与元好问创作观的相似性析微——以《文心雕龙》和《论诗三十首》为考察中心

刘勰与元好问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文心雕龙》与《论诗三十首》亦震古烁今。生逢朝代更迭之际,二人皆有匡正文风之心,创作观亦存在相似之处。一则刘勰“修辞立其诚”观与元好问“以诚为本”观皆对创作者的道德、情感作出要求;二则刘勰重道和宗经,元好问明辨正体和伪体,二人皆推崇合乎中庸的“雅正”风尚;三则刘勰与元好问皆力主骨峻风清、刚劲健直的“风骨”之美。使用联系与比较的方法探讨跨文体、跨时代的文论观,对刘勰研究、元好问研究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皆有参考意义。

郭濬《增定评注唐诗正声》体例及其“平调”观述论

明末郭濬所编的《增定评注唐诗正声》,参考了唐汝询《汇集唐诗十集》合编明代具有影响力的唐诗选集的做法,将高棅《唐诗品汇》、李攀龙《唐诗选》两种唐诗选本用新的体例进行合编,且将李《选》独选的篇目及郭濬自认为属于唐诗“正声”而高、李二人漏选的篇目增入。注释及评语方面,高棅《唐诗正声》原编收录评语计27家,以唐宋间最多。而郭濬本精选评语23家,以明代评语最多,高氏所收评语大多汰去。此外,郭濬又将高、李两种选本中属于“平调”的诗作别编为附录,附于每卷之后。选诗的增删和评语的辑选,体现了郭氏作为晚明唐诗选家有别于明代前期以高棅、李攀龙为代表的审美标准。

管弦乐Qing-Diao(《清调》)研究——贾国平音乐创作的观念、技术与文化

20世纪90年代,十二音创作技术与序列思维依然对中国作曲家的创作产生着影响。他们在借用这种思维与技巧进行创作的同时,亦采用了各种方式来阐释民族文化。贾国平的管弦乐Qing-Diao(《清调》)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其中,无论是从作品“标签化”的标题、对传统音乐素材的处理、作品中单声思维的观念,还是整体音乐语言的组织与陈述方式,无不显示出作曲家在传承中国民族文化过程中观念的形成与技术的创新。

从“仁者乐山”到《文心雕龙》“以山喻文”

自古以来,中国人喜欢用“山”这样一种大家非常熟习的事物来比拟抽象的事理。从先秦儒家到《文心雕龙》,这种以山喻理的智慧大致经历了“体仁”“比德”“喻文”三个阶段,形成中国文论仁厚思想的基本脉络。“以山体仁”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哲学思辨,“以山比德”表露出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以山喻文”彰显出中国文人的审美情趣。受先秦以来“以山体仁”“以山比德”思维和言说方式的影响,加之山水文化的兴盛和文学走向独立,到魏晋时期,文学批评中大量出现“以山喻文”现象,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呈其大观。文学艺术和山之间本无瓜葛,但在刘勰看来,文学艺术和山虽异质而同妙,所以《文心雕龙》中有许多以山喻文的言说。“以山喻文”的生动言说,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中国文论的思维和话语深层结构当中。

再回声音现场:明清“格调说”的“声义”建构

以“声”论诗是明清的诗学热点。在声义与辞义离合博弈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声辨体、以声论诗、无声不成诗等言论,以及反对以义学蔽声教、以义夺声等主张。近现代以来对“格调说”的研究多从其与“神韵”“性灵”“肌理”的关系出发,或从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层面展开。这些研究比较多地强调格调的辞义而忽视声义,特别是对声音的在场性关注不够。明代赵宧光提出“诗以声为命”“以声为体”的“声教”理念,进一步发展了宋代郑樵“诗以声为用”的观点,清代沈德潜接续明代七子派“格调”观,在阐发“以声求义”时突出“格调”的“温柔敦厚”诗教思想,强调控制声音以达到国家治理的诗学意图,此二种观念极大地促进了诗学中的“声学转向”。

文章学视野下的“以礼立体”说——以《文心雕龙》为考察中心

刘勰非常注重以“礼”的精神来立文章之“体”,理解其“以礼立体”说,要回归到文章学视野,从“体源”“本体”“体制”“体貌”等方面来看。从“体源”来说,许多文体来源于“五礼”仪式活动,尤其是古代祭祀活动。从“本体”来说“,礼”以天地为根本,天尊地卑和天地万物自然生成的思想,对于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文章学有重要影响。从“体制”来说,礼别贵贱、尊卑、上下,其精神也贯穿到《文心雕龙》提到的诸多文体的情感表达当中。从“体貌”来说,刘勰主张文章要“得体”,反对“失体”,受礼制精神影响,《文心雕龙》崇尚中和之美。

刘勰的乐府观及其乐府学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是一篇系统全面论述乐府诗的论著,文中明确了乐府诗的定义和界限范围,论述了乐府诗的音乐属性和“诗”“乐”一体两面的形态特征等问题,集中体现了刘勰推尊雅乐而贬抑俗曲、强调“诗”“乐”一体而以“诗”为本的乐府观念。刘勰《乐府》篇首次为“乐府”定义、正名,开乐府诗综合研究之先河,对后代乐府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心雕龙》对张怀瓘的影响——以《书断序》与《文心雕龙·序志》的比较为中心

唐代集大成的书论家张怀瓘,对于唐代书论体系的建立厥功至伟。张怀瓘书论体系的建立主要受前代文学理论著作的影响,其中主要来自齐梁之际以体系完备著称于世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对比《书断序》与《文心雕龙·序志》可发现,二者在创作动机、体系建构、评论方法、论述逻辑、语言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

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路径研究——以彩调剧《新刘三姐》为例

彩调剧《新刘三姐》是广西“刘三姐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最新作品。《新刘三姐》对千年以来的“刘三姐文化”进行中国式审美现代化意义的转化与改编,体现出了传统文艺作品的传承与创新。《新刘三姐》在与新时代主题紧密相连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刘三姐的形象进行新的塑造、对剧情进行巧妙的设置、对剧情中的矛盾进行中和式的处理。正是通过这三个维度的展现,来完成广西的民族文化符号——“刘三姐文化”的重构和展示,实现新时代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做出贡献。同时,《新刘三姐》的成功路径,也为中华其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文心雕龙》“敬通之不循廉隅”考论

范文澜先生在《文心雕龙注》以冯衍二次出妻之事解释《程器篇》中“敬通之不循廉隅”一句。本文结合历史文献考证及中国古代社会婚恋观,认为清以前的士人对于冯衍家有悍室、二次出妻,皆持同情态度,如刘孝标、苏轼、张溥等。直至近代西方男女平等观念传入,学界才出现不同观点,如王闿运、章太炎等学者皆一反古人对冯衍出妻之评价,这可能是范注《文心雕龙》将两次出妻例证冯衍“不循廉隅”的渊源。本文从还原文本的角度,比对《程器篇》所指七对“文士之瑕累”,认为刘勰此处所论冯衍之“不循廉隅”,应当指其一生汲汲求仕、结交外戚阴氏并向其数次请托的行径。

两只裤管——胫衣考辨

胫衣作为下体之衣,形制结构特殊且具有重要功能。本文从身体语义的角度出发,对“胫”所指代的身体义位进行讨论,提出胫衣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的观点,并结合图像、出土实物,阐述了胫衣两只裤管的形制变化及从“内”至“外”的发展过程。通过对比与之形制相似的邪幅、钓墪,笔者分析出三者的异同,从而认为后世将邪幅一类归为胫衣之属,源于汉时邪幅已无复其制,而钓墪连袜的式样则来源于草原游牧民族。

《文心雕龙》“刚柔”思想的跨文化阐释

“刚柔”作为中国文论的核心思想之一,其外传因经典文献的英译得以产生。《文心雕龙》作为“刚柔”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在英译过程中,译者大多有意识地将“刚柔”的英译选词与“人”结合,借助“人性”来阐释“文性”。人道与文道之间的互释互证,反映了“刚柔”概念独有的包容性与普适性。与此同时,译者在外译过程中有时也会因其对“刚柔”的理解不同,而出现“悟译”现象,通常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自觉借用目的语语境中相似观念,增强西方读者对“刚柔”思想的理解与接受度;其二,巧用非对立性词语,暗示“刚”“柔”之间辩证统一关系;其三,运用内涵丰富的单词,扩大“刚柔”在异质文化中的适用范围。这种带有规律性的“悟译”现象,不仅为中国文论如何有效进行域外传播提供方法上的指导,也为我们如何深入、全面地理解中国文论本身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