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歌的复杂性生成背景与可能性研究进路

清诗是在清代社会历史的土壤上生成的,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诗人情感世界的复杂,诗思书写的复杂。作为一种“复杂关系”中的个体,清代诗人们的创作由身世而及民生,由家国而及社会,由种教而及民族,内容极为丰富,且作品数量庞大。在中国古代诗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往代诗歌发展的每一个知识板块都由川流而成江河,造就出一个规模巨大的诗歌王国。这个诗歌王国至今尚存在很多未知因素,有很多需要探索、垦拓的领域。在现有条件下开展清诗研究,应重视清代诗人天下观、国家观、民族观的变化,于新的文化理念中展开古今通变的思考,并注意对应具体现象和问题,去采取有效方法,寻求可能进路。

无盦先生应事词试探

《詹安泰全集》收录詹安泰298首词。从词的小序可以看出,其中和作词与为了回应、处事而作的词(统称应事词),有59题共65首。这些词作艺术地表达了词人在人际交往中有所感的情谊与思绪,约占其全部词作的21.8%。虽然这些应事词在其全部词作中只占1/5,与他的处事诗在全部诗作中的占比1/2相比较,比例低了许多,但是,这些应事词的涵盖面包括寄怀词、和作词、赠别偕游词、题画词以及庆贺词等,同样呈现出词人以词神交或交谊,以词应事,以词表达对人事、世事的态度与评价,表现了詹安泰应事作词的一种功用态度:词有所用。并且,其中也体现出他表达情谊、思绪的艺术方式。

清末民初报刊艳体的新变——以都市消费文化兴起为背景

清末民初报刊艳体十分繁盛。从地域空间分布来看,刊物、作者多集中在上海、浙江等地。依托报刊的刊载、唱和,文人讲述自己的恋情,由此将个人式的抒情呈现在公共空间当中。民国成立以后,报刊上载有一种新艳体,在内容、用词、风格等方面均有别于传统的艳体,都市生活意象构成了它的显著特征。民初艳体的繁盛与都市消费文化兴起密切相关。借由印刷技术的批量复制,艳体本身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和商品的包装形式。它的主旨与传统寄托说相背而行,以其销魂的内容、缠绵的用语,瓦解了传统士大夫强调的精英意识。总之,近代大都市的产生以及印刷媒介的发展,对艳体的内容、体式以及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是造成清末民初艳体新变的重要因素。

文化翻译论下毛泽东诗词中事典之英译——以四个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为例

毛泽东诗词中事典种类繁多,来源丰富,运用灵活,新意无穷,昭显了诗人兼伟人毛泽东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古典文化涵养以及他推陈出新的高妙写诗技巧。文化翻译理论强调翻译的本质是“文化翻译”。通过对巴译本、许译本、赵译本和辜译本中事典的不同表达列表比较、分析和研究,发现:如果既要照顾一般英语读者仅理解诗词大意的阅读要求,又要兼顾高级英语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奇心理,则对事典采取直译加音译,或者意译,再加上尾注对文化渊源进行较详细的介绍是最理想的翻译方法。

路程·生活·经验:唐诗之路的三重构境

研究者在讨论唐诗之路时,往往以唐诗文本为据,在纸上山川中寻找唐人行走的踪迹、路线、规律。但这是唐诗之路研究的一般路径,而不是特有企境。唐诗之路是唐诗研究的一个专题方向,我们既不应忽略它本有的丰富内涵,又不应无视它与唐诗、唐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唐诗之路研究是典型的唐诗“断片形态”的研究,对于唐代诗人来说,学者研究的是其生命中的一个“断片”;对于整个唐诗研究来说,唐诗之路也是一个“断片”。唐诗之路研究需要专门性、特色化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将路程、生活、经验作为唐诗之路的三重构境,通过唐人的行走路程,表现唐人丰富的生活和情感,抉发唐诗书写的经验贮存和审美意识,为唐诗研究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唐代佛教与山水共生的寺院诗

在中国诗史上,唐代是寺院诗创作的转进与勃兴期,作品数量及题材拓展均取得极大突破。在书写模式上,相继形成藉景畅理、触境明心、纪实绘景三种类型,充分体现佛教与山水互彰的共生性,为山水诗开拓出全新境界。唐人寺院诗重写景造境,常以动静相生法状清寂之景,物态生动,意境幽玄。寺院诗在艺术表现上追求警策,字锻句炼,隽语频出,普遍形成以精切之语状绝胜之景的艺术效果。

恶搞·恶炒·恶俗——论作为媒体诗歌事件的“梨花体”与“裸体朗诵”

"梨花体诗歌"和"诗人裸体朗诵"成为轰动一时的媒体诗歌事件,在此过程中,诗歌以及诗人成为被"恶搞"的对象。在少数诗人那里,诗歌成为被用来沽名钓誉、追名逐利的手段而非庄严、崇高的艺术追求。同时,在大众媒体的恶意炒作下,悲剧性的文化事件被简化和改造成了喜剧性的娱乐事件,其内在性和精神意义被抽空。它们共同显示了当今时代文化上的恶俗之气,是大众消费意识形态对价值理性和人文追求的肆意扭曲。在如此的"共谋"下,诗歌成为被窥视的"他者",其形象被"脸谱化"和"妖魔化"了,诗歌本身受到了严重扭曲和伤害。

论唐宋游仙词

游仙词是唐宋时期道教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古代诗歌中游仙传统,尤其是中晚唐艳情游仙诗的延续和发展,又与词体功能的扩展相关。唐宋游仙词创作较为繁荣,大致经历了一个形成、成熟到繁荣的过程,其创作特点也由艳情化游仙发展为以梦游仙。同时,唐宋游仙词呈现出鲜明的文体形态:词作主旨的隐喻特征,即词人往往以游仙寄托人生之感和隐逸之思,借游仙隐喻艳情事迹或体察道教义理;虚构和梦幻化的游仙意象使词作表现出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文人通过游仙来获取精神愉悦和心境的清雅之趣则是游仙词功能的主要体现。

从李贺、温庭筠艳诗看中晚唐艳诗的词化倾向

中晚唐诗人李贺和温庭筠的艳体诗歌呈现明显的词化特征,它们往往用细腻深隐的方式来抒情,诗中的女性形象具有普泛化和世俗化的特点,与后来词中的形象更为接近。诗中的意象和用语则趋向于华美艳丽。

李贺对南朝诗歌的继承与创变——以艳诗为对象的考察

李贺在诗歌创作中有意取法南朝诗,在其写女性生活的艳诗中表现最为突出。与前人学习南朝民歌或宫体诗模拟篇章、流于形似相比,李贺艳诗之取法南朝民歌、宫体和文人乐府,或延伸其诗意,或化用其素材,或借鉴其手法,其诗中明丽润泽的水乡风光、青春恋情,其有关闺阁场景及美人装束、情态的绘写,都可从南朝诗找到渊源。只是与南朝诗人摹写艳色闺情以为玩赏的做法相比,李贺诗在艳色丽藻中融入了诗人对女性心绪、处境的同情及自我的人生体验,渗透了政治讽喻之意。李贺艳诗创作有意回归南朝,与他所处时代上层社会的文化消费需求有关,这一做法经后来温庭筠等人继承并在花间词中得到光大。

回顾2008年春季三大流行语背后的三大“网事”——兼评网民群体行为

2008年春季发生了三个网络事件——"张殊凡事件"、"艳照门事件"、"西媒辱华事件"。在此三个事件当中,网民以强有力的群体行为推动了事件的发展,扩大了事件的影响力,同时也将如何规范网民群体行为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

论董以宁及其《蓉渡词》——兼谈艳体词风在清初的流变

董以宁是清代文学史程上一位名气不大但人生形态、文学形态均颇特殊的人物。在其各体裁的文学创作中 ,结为《蓉渡》一集的词创作最为擅场 ,其中大量的“艳体词”作品又尤为学界所争议。然详究其实 ,董氏除在“艳词”创作多发越处、为前贤所不及之外 ,其以《满江红·乙巳述哀》十二首为代表的“悼母词”更为词史补填了空白 ,系“不可无一 ,不能有二”之佳篇什 ,而董氏之词史地位亦可由此二者结合而认知。

韦毂《才调集》卷五录元稹诗歌考索

《才调集》第五卷所录元稹 5 7首诗歌 ,其中可以肯定为崔莺莺而作“艳诗”凡 2 5首 ,可以肯定为伪作及非为崔莺莺而作者 2 3首 ,剩余 9首诗歌 ,无法确证 ,姑阙疑于此。

巴迪欧对诗歌的“非美学”批判

巴迪欧提出的"非美学"概念中最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将艺术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与哲学相对的一种独立的真理程序。诗歌曾经一度被柏拉图所摒弃,原因就在于它源自模仿的模仿,无助于理想之国的建立。然而在巴迪欧的思考中,他通过"非美学"视角,重新为诗歌正名。巴迪欧通过对马拉美、策兰等人的诗歌进行研究,发现了"诗歌"与"数学"完全可以对立共存。现代诗歌可以作为一个思想的形式来认证自身,它作为思想的任务,不是一个在语言的肉身上的奉献的思想的有效存在,它是一套运作的方法,因此这个思想可以去思考它自身中蕴含的真理。诗歌的本质就是一次事件,是一个蕴含真理的集合。当诗人创作的诗歌被读者进入后,三者构成了一个趋近于呈现真理的集合,诗人的灵感化作字母符号,为读者进入后可能的真理呈现创造了条件,读者必须进入诗歌内部才有可能触碰到真理。当这一切瞬时发生时,诗歌作为一个事件,自然地拥有了呈现真理的可能性。

唐诗咏史说金陵

金陵乃古之楚邑。秦称秣陵,孙吴称建业,东晋、南朝称建康。东晋初年,王导"镇之以静"不迁都的方针,成就了金陵成为六朝古都的历史机遇。隋平陈,建康被平荡成农耕之地,改名"蒋州"。唐朝时期,金陵的地位发生变化。安史之乱后,唐肃宗于江宁县置金陵郡。金陵成为唐代中期的江南重镇,并发展为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中心。唐朝诗人李白、刘禹锡、张祜、杜牧、许浑、唐彦谦、韦庄、罗隐、王贞白及沈彬等,写下了不少运用六朝典故,吟咏金陵的诗篇。本文以《唐诗咏史说金陵》为题,择其要者,加以述评,以彰显金陵的历史文化魅力。

论清代竹枝词创作范式转变与地位提升

清代竹枝词的创作,比起明代,有明显的"纪实"倾向。"竹枝词"或"百咏"的作品中,有许多引证典籍和方志的详细注释,作品注重"纪事""纪实"的追求。这种转变与清初"经世致用"和"文须有益于天下"等实用思想的提倡有关;同时,参与"修史"的愿望与实践,促使许多文人有意识地用竹枝词来兼记地志,使其成为"其文虽小,志则大焉"的传世之作。清人运用竹枝词来补地志之遗的志向,以及对一方风俗稽核精详的风气,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竹枝词原有的以抒情为主的创作范式,而转变成以叙事为主的创作范式,促使竹枝词进一步拓展了纪实功能,清代竹枝词的审美变迁和创作范式的确立,对近代都市竹枝词创作影响深远。

吴虞与“‘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之称——以“艳体诗”事件中吴虞的“八条”为中心的辨析

"‘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一称号常用来指认吴虞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但具体到影响吴虞晚年甚深的"艳体诗"事件时,有些论者以为他自己并不赞成这一称号。文章重返"艳体诗"事件的历史语境,对吴虞常引人误会的回应文章——即他自谓的"八条"——进行审慎辨析,并将考察视野拓展至吴虞"艳体诗"事件前后的行为、思想,认为吴虞对自己的反孔斗士角色有着清醒认知,对"‘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称号,不是不赞同,而是非常珍视,他当年在"八条"中的相关言说,只是在论战中采用的一种策略而已。

韦昭度之死与吴融的诗歌创作

从吴融和韦昭度关系的角度可见吴融的政治命运和其诗歌创作。韦昭度之死是唐末藩镇势力侵陵帝室的结果;韦昭度之死作为吴融的重要的人生记忆影响了他的一生和其诗歌创作;韦昭度之死给吴融诗歌增加了一种凝重的品格。

论抒情诗的叙事性:以劳伦斯的《人与蝙蝠》为例

从总体上说来,表达出强烈情感的抒情性在抒情诗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情之所"兴",往往以一定的"事"作为依托,而情感的起伏波动,也或多或少伴随着发生之事而行。因而,叙事性与抒情性的交融在抒情诗中为常见现象。序列性与事件性作为叙事性的必要表现,同样存在于抒情诗中,并形成抒情诗必要的构架。对抒情诗的叙事分析离不开序列性与事件性,两者的展现对于理解抒情诗表现的情感变化极为有益。通过劳伦斯的抒情诗《人与蝙蝠》,读者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叙事性、序列性与事件性在抒情诗中的表现。

吴虞“艳体诗”事件始末考

吴虞1924年遭遇的"艳体诗"事件是其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但在学界本就薄弱的吴虞研究中,对该事件的研究更为缺乏。文章立足于对原始文献的梳理,从事发因缘、"艳体诗"事件的第一回合与第二回合、事件的余波与回声这几个层面对该事件的始末进行了历史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