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外译的整体忠实和局部叛逆——以《镜花缘》英译本为例

忠实与叛逆的争论一直是翻译界的一个重要命题,对忠实的定义也在争议中不断发生更迭。本研究从林太乙《镜花缘》英译本入手探讨忠实与叛逆的统一在古典文学外译中的必要性和意义,从其整体忠实、局部叛逆的翻译文本风格分析中找寻忠实和叛逆的事实和意义,分析其改译、删减、增添的背后原因并探索其对文学外译的启示意义。

“忠实性叛逆”:沙博理之文学翻译观

作为一位向西方国家介绍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的华籍美裔译者,沙博理对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沙博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既践行忠实原则,又对"翻译者即叛逆者"这一意大利戏言感同身受,本文因此将沙博理的文学翻译观界定为"忠实性叛逆",认为叛逆是为了达到更大程度的忠实。即两个"忠实"与两个"叛逆":忠于原文思想和译文读者,逆于原文的部分内容和形式。通过对《新儿女英雄传》英译本具体翻译策略和方法的仔细分析,对这一"忠实性叛逆"文学翻译观进行解读,以期有助于探寻中国文学作品英译之可行方法。

关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以林语堂英译《桃花源记》为例

"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中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已经逐渐引起了翻译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林译《桃花源记》在翻译中进行"创造性叛逆"是由其独特的翻译观和翻译目的决定的。

信于本,传以真——论理雅各的儒经翻译观

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世人对其一以贯之的"信本"原则褒贬不一,对其内涵丰富的翻译观不甚了了。文章将理氏儒经翻译观概括为"信于本,传以真",即:立足(原文)文本,探求本义,揭示本真;诚待作者、读者和译事,以实现文化传真。在此翻译观指导下,理氏采用"绪论、注释文外导读,显化、异化文内传真"的翻译策略,取得较好的翻译效果。理氏译经理念及成就对我国典籍英译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忠”、“信”的旧论和新说

对于“信”和“忠实”的讨论自翻译活动存在就一直在进行 ,随着翻译实践的扩展以及理论思考的深入 ,人们对于它们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本文回顾了翻译史上对“信”和“忠实”具有代表性的表述以及近年来出现的学人对此更为辨证的思考 ,并结合翻译过程中的几个能动要素 ,对“忠实”和“叛逆”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从译者主体性视角比较林语堂Moment in Peking的两个中文译本

译者主体性是近年来翻译研究界关注较多的一个话题。以译者主体性的内因、外因两方面的解释为参照,比较林语堂的英语小说Moment in Peking的两个中文译本译者的主体性及其对翻译风格和效果的影响,可以发现:相对而言,张振玉译本《京华烟云》可作为"创造性叛逆"的代表,而郁飞译本《瞬息京华》则更加忠实于原作,这种差异更多是由译者各自的翻译选择所导致,亦即是译者主体性的重要体现。

鲁迅直译观及其形成原因

鲁迅在翻译观方面主张直译。体现他直译翻译观的两部译著——《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的翻译出版在中国文坛引起了轰动,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翻译策略的大讨论。鲁迅的这两部译作完全反应了作者的观点和心声,可以说是原作的再版。仔细研究可以发现,鲁迅本人的创作与原作作者在很多地方存在惊人的相似,原作作者厨川白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鲁迅以后的创作风格。从几个角度分析了他们的相似性以及鲁迅相应翻译观形成的深刻原因。

从汉英音韵对比看中国传统翻译标准观

本文运用汉英音韵对比的研究成果对中国传统翻译标准观进行了评价 ,并对风格的可译与不可译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区分了“不可译”与“风格不可译”两个概念 ,指出翻译是可行的 ,但风格不可译。“信达雅”由于不要求译文在语言形式和神韵上切合原文而显得更加现实。“信达雅”的实质就是 :用能够使译入语读者产生美感的语言形式充分表达原文内容 ,它要求译文应该在忠实原作内容的基础上 ,重形式而不重形似 ,重神韵而不重神似。

重新定义创造性叛逆——以庞德汉诗英译为个案

以创造与叛逆的关系为基点,分析"创造性叛逆"概念的模糊性及其分类与概念之间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的定义和分类方式。同时以庞德的汉诗英译作个案分析来支撑这一构想,指出运用不适当的理论、采取不严谨的批评态度会导致不应有的文本误读,甚至可能扭曲批评对象的形象。

论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发挥——兼评马克·吐温《坏孩子的故事》的四个译本

译者主体性并不等同于译者在翻译中的随意性,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必须以尊重翻译对象和客观翻译环境为前提,语言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文学修养和文化素养等因素对译者主体性发挥所能达到的境界都有所影响。通过对比分析马克·吐温短篇小说《坏孩子的故事》的多个中文译本,本文探讨了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分析了文学作品词句翻译中的忠实与叛逆,以避免误译、过度翻译或漏译。

梁实秋先生的翻译贡献及翻译观

梁实秋先生耕耘译坛六十载,一生坚持将西方一流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是我国第一位独立翻译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家。对梁实秋的翻译贡献进行介绍,以及从翻译标准、翻译选择、翻译态度及翻译策略等方面对其翻译观进行梳理有利于促进我国翻译事业健康发展。

边缘与回归:论作为基本翻译标准的“忠实”

"忠实"是传统的翻译标准之一,近年来很多学者依据解构主义和"创造性叛逆"思想对作为翻译标准的"忠实"提出了质疑。但对解构翻译观和"创造性叛逆"思潮进行考据与反思之后可以发现,这两种思想并未颠覆"忠实"在翻译中的的重要地位,"忠实"作为翻译标准仍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忠实"标准要求译者以平等的姿态面对原作,灵活、能动地忠实于原文"意旨",应该在更高更新的层次上实现"忠实"标准。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探究——以庞德的诗歌翻译为例

在传统翻译观中,"忠实"一直被认为是最高标准,然而绝对的忠实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叛逆在翻译中普遍存在,在文学翻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文学翻译作为研究对象,在明确了创造性叛逆的涵义及其必要性的基础上,以庞德的翻译思想及其译作的影响为个案,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对于推动目标语文学的发展以及推广源语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忠实与叛逆的关系应该在准确并全面理解"忠实性"的基础上重新进行定位。

论法汉诗歌翻译的再创造

诗歌翻译要忠实于原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译作对原作亦步亦趋,生搬硬套。译者要在原作的制约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再创造"。"再创造"是法汉诗歌翻译中必不可少的手段,而不同的创造形式,又形成了法汉诗歌翻译中忠实性、牺牲性、叛逆性的创造风格。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缘起、影响及运用

翻译历来以译文忠实于原文为第一要务。文学作品,却因其语言的独特性和文本的巨大解读空间,使得译者具有较大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叛逆,作为创造性和叛逆性的和谐统一体,正是译者主观能动性的最佳体现。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一方面可以拓展源语文化,丰富译语文化,促进二者之间的传播与沟通,从而引起译本文化升值。另一方面,创造性叛逆又可能引起文化信息的失落和文化意象的歪曲。合理运用创造性叛逆,需要综合考虑源语与译语的文化差别、译语读者接受性和翻译活动的时空背景等因素。

翻译中的能动性忠实与创造性叛逆

翻译就是语言"转换变易"的活动。由于语言间的差异,翻译中的"走样"与"失真"在所难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重视能动性忠实与创造性叛逆的关系和作用,把握创造性空间的大小,在忠实与背叛间寻求平衡,利用一定程度的"走样"与"失真"使原作延伸生命力,扩大表现力,增强感染力,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到光明宽阔的地方去——论“宁信而不顺”

鲁迅的译作从文字表现力和影响力来说,都不及他的其它文学作品,这不得不引起人们对他的一个翻译观——"宁信而不顺"作进一步思考。论述"宁信而不顺"的产生背景及其具体表现,从思维模式角度分析鲁迅提出这种翻译观的原因。

顶“叛逆”之名,做“翻译”之实——对翻译“创造性叛逆”的几点思辨

综合多位学者对"创造性叛逆"的定义和阐释,认为译界对它的提法和用法存在模糊混乱现象,进而提出"创造性叛逆"有泛指和特指之分。它的实质是译者为达到交际目的而采取的灵通的翻译行为,它与传统的"忠实"翻译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并从翻译伦理的角度,探讨了"创造性叛逆"的制约因素,为"叛逆"的"度"提供理论依据。

鲁迅与梁实秋的翻译信顺之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翻译界就翻译标准的“信”“顺”发生了激烈论战。其中,林纾、严复为代表的近代译论体系在论战双方的翻译观念中都有所体现,成为了论战的依据;双方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存在文化、政治等利益上的矛盾,使得论战成为必然;而论战的两位主将在不同的文化教育环境中形成的迥异的个人翻译理念,成为论战的直接原因。

浅析广告翻译中的“忠实”与“叛逆”

译者在进行广告翻译时,需把握好"忠实"与"叛逆"的度,做到二者的平衡,既不能逐字死译,也不能胡译乱译,随意发挥译者主体性,不受约束。本文拟从广告翻译的具体实践中,探讨其翻译策略,为以后相关的研究提供一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