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恩德文化的范畴体系

中国文化是恩德文化,就是以施恩-报恩法则规定人际关系,其中社会的管理者是施恩者,被管理者是受恩者、报恩者。恩德文化在不同的领域建立了不同的伦理范畴。在家庭领域形成了以孝悌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建构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德妻贤的伦理规范。在社会领域形成了以友敬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建构了尊上恤下、敬老爱幼、朋友互信的伦理规范。在政治领域形成了以忠顺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建构了君明臣忠、官良民顺的伦理规范。这些范畴都体现了恩德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化体系。

试论“中国魂”的基本内涵、历史演进与教育价值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文明赓续、强盛不衰,得益于强大的精神引领与灵魂支撑。家国情怀、忠孝观念、抗争精神、通变意识和天人境界构成“中国魂”的基本内涵。它是一种能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共同生活方式、传递共同价值观念、反映民族集体人格的感情、思想与精神,是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核心表达,是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兴旺的强大精神力量。身处复杂多变的时代,追溯“中国魂”的源头,研究“中国魂”的历史演进,分析“中国魂”的核心要义,强化“中国魂”的教育功能,推动以“中国魂”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利于每个学生筑牢中国根基、坚守中国信念、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国价值、维护中国利益、永续中国血脉。

晚清林译小说中的儒学传统与“新民”视野

林译小说蕴含着丰富的儒学传统,这是它在当时即能获得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林译小说中的儒学传统大致表现出三种面向:其一,将儒学之“忠”运用在男女之间的情爱上面,表现为女性对另一方的感情之忠;其二,将儒学之“孝”运用在晚辈对长辈的尊敬上面,分别体现为晚辈对长辈的尊重之情、关心之情和照顾之情;其三,将儒学之“礼”运用于人际交往的德行上面,既展示人与人之间交往时的诸种礼仪,也记述人们对诸种礼仪的遵守行为。林译小说并非只是对儒学传统的简单使用,而是以此为媒介,寄寓了对开启民智这一时代主旨的深层考虑。

黄道周《孝经集传》“辟杨诛墨”析论

黄道周以“辟杨诛墨”为《孝经》“五大义”之一,这在佛老盛行而杨墨衰微的晚明,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儒家主张以人伦之理来形塑社会共同体秩序,黄道周之所以“辟杨诛墨”,在于其认为二氏从礼乐政刑与孝德伦理两方面撼动儒家立论根基:从礼刑制度上,墨家“非乐”“节葬”导致礼乐衰微,更是阻碍儒者的道德实践;从孝德伦理上,孝是“天地经义”与诸德之本,“为我”“兼爱”是对儒家“孝本论”的攻讦。由于上述刑礼衰微、伦理缺位等流弊实皆本于不孝,因此黄道周“辟杨诛墨”的根本方式在于重建孝本论:将不孝纳入“五刑之首丽”,以政刑之术来规约礼文的有序施行;强调爱敬情质的自然真挚性,以此回应杨墨实用主义的攻讦;从超越维度确证孝得以源于天地之心,子女面向父母能自然产生爱亲敬长之情,则在于人类感通天地生物之心。面对法律法规难以裁决的家庭伦理问题,黄道周“辟杨诛墨”论或能从人类的本源情感与礼法秩序等方面给出解决方案。

黄道周《孝经集传》中的爱敬情感漫议——兼及对阳明学爱敬关系的重订

黄道周《孝经集传》认为爱与敬是孝中重要情感,二者不可废偏:敬能明晰父子伦常而行合宜之道,爱能使家庭关系融洽亲睦;且依儒家情感推扩论,敬能尊重父母进而礼敬他人,爱能关怀父母进而亲近他人。在爱敬关系上黄道周以敬为本,认为敬引领并导顺了爱,且对他者的爱也可以从敬中推出。“敬本”得以可能,从人道维度看基于敬是礼乐教化之实,而礼是成德之径,因此以礼教培养美德离不开敬;从天道维度看孝源自人对天地生生之仁心的感通,而人对于超越者(天)的情感侧重敬而非爱。对于阳明学多言爱而罕言敬导致的晚明情欲恣肆之弊,黄道周从孝本论出发论证敬是本源情感,并主张从家庭场域中发现并培养敬。真敬的归位能在尊重人物自性基础上,使社会伦理秩序条理和谐。

寓“颂世之音”于“乡邑之思”——《洪崖山房图》卷诗跋新解

《洪崖山房图》与王绂《湖山书屋图》在图式上具有关联,翰林官员所作同题诗文以“图诗卷”的形式表达明代官员的乡邑之思与颂世之音。明代早期政治文化语境中,官员定制思乡山水图体现了“忠孝一体”观念。将“洪崖山”置于“豫章十景”中,是胡俨作为中央文官精英对家乡风景的重新构建,通过将豫章的景观纳入“八景诗”的书写模式中,从而建立家乡与京城的关联。在对家乡与京城山水的观看中,明代早期官员的仕宦生涯与归隐生活都被纳入王朝权力场域之中。

乾隆朝忠孝诗教及其困境--以“兕觥归赵”事件为例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在江西学政翁方纲的协助下,明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夺情事件中赵用贤受赠的兕觥最终回归赵氏后人。这一桩关涉明清鼎革历史与忠孝大义的事件,经由翁方纲传扬,受众多文人雅士歌咏,成为推广清高宗所倡忠孝诗教的典型。但此桩南北共唱的盛事并未对乾嘉诗坛产生深层次影响,其所宣扬的忠孝诗教亦行之未远,这实乃受政治语境之限制、传统诗教之异化与朝野诗学之分化等因素的影响。“兕觥归赵”事件的诗歌唱和活动及其宣扬的忠孝诗教之困境,反映了清代文化政策在推行过程中未必能够得到彻底的贯彻,因此其对诗家观念和诗学风气的影响亦须辩证地看待。

中国孝文化在日本的传承与认同构建

该文探究孝文化在日本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指出孝文化在日本所表现出的特点及当代所面临的困境。该文首先梳理了日本孝文化的起源及在贵族时代、武士时代、平民时代各时代的传承及认同构建过程。在贵族时代“孝”是一种道德规范;武士时代,“孝”的表现形式更倾向于凝聚民族意识的“忠”,集中体现为“移孝为忠”;而平民时代,“孝”曾演变为“效忠天皇”的思想,一度被统治阶级所恶用。现代日本社会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孝文化的本质内容发生变化,但仍旧在家庭养老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中国孝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不仅实现了孝文化“走出去”,而且真正实现了“走进去”,目前已成为日本独特文化的一部分。

湛江童谣的美学特征及审美文化内涵——以吴川童谣为例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吴川童谣来自民间,是湛江童谣的代表之一,反映了当地人民的劳动、生活和审美心理,是湛江乡村文化振兴不可忽略的一种文化艺术形式。它音韵和谐,富有儿童趣味,又传达着真情实感,构筑成了独属于它的美的艺术世界。该文分析了吴川童谣的美学特征,包括韵律美、童趣美和真实美;同时分析其蕴含的审美文化内涵,包括爱江恋海、孝善爱亲、尚礼重俗、关怀女性。它的这些美学特征和审美文化内涵可以丰富当地文化,同时增强当地人的文化自信心和归属感,对促进湛江乡村振兴具有积极的意义。

父母教养方式与双元孝道、普遍尊老的关系

通过对536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与双元孝道及普遍尊老的关系。结果显示:(1)父母关爱性教养方式与互惠性孝道、父母控制性教养方式与权威性孝道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2)权威性孝道在父母控制性教养方式和普遍尊老之间起中介作用,父母关爱性教养方式对互惠性孝道和普遍尊老具有直接显著正向预测预测作用;(3)父亲的情感温暖对普遍尊老具有直接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互惠性孝道在母亲的情感温暖与普遍尊老之间起中介作用,权威性孝道分别在父亲的惩罚和严厉、母亲的惩罚和严厉与普遍尊老之间都起中介作用。

论孝文化的现代价值

孝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作用包括道德教育、稳定社会和民族凝聚的功能。中国孝文化中的精华成分体现其对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从而决定了孝文化所具有的现代意义。通过对孝文化的改造实现孝道伦理的价值转化,通过孝道文化的教育实现孝道伦理的弘扬。

中日两国忠孝观的比较

考察中日两国的忠孝观,会发现在看似相近的表象下隐藏着各自不同的伦理要素。这一对道德观念反映了两国不同的伦理体系及社会形态。忠、孝道德观念在两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反映出中日两国传统意识间的差异,以及社会形态的变化,对于正确认识中日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家庭功能对大学生尊老意识的影响: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为探讨大学生家庭功能与尊老意识的关系以及特质移情和孝道认知的中介性调节效应,采用方便抽样对359名大学生进行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FACES II)、梅拉比安移情量表(MES)、孝道认知结构问卷和尊老意识问卷测试.结果显示:大学生家庭功能与尊老意识呈显著正相关;特质移情对家庭功能与尊老意识间的关系具有降低的调节效应,这种效应以孝道认知为中介变量.因此,家庭功能可以较好地预测尊老意识态度的形成,特质移情对这一关系存在调节效应,同时又通过孝道认知的部分中介作用对尊老意识产生间接影响.

儒家孝论的发生及其变异

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 ,一种文本一经问世 ,文本作者就已丧失对它的阐释权。注重自然亲情、追求人格独立与平等的原生儒家孝论 ,自秦汉以降便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愚忠与愚孝一同诞生 ,强调子女对父母尊长绝对无条件的顺从是秦汉之后孝论最大的特点。愚孝风气的产生 ,与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此 ,如何创造性地回归原生儒家孝论将是关系到儒家孝文化能否真正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

试论孝德教育的源起和产生

孝德源起于原始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自然亲情、尊祖祭祖的宗教情怀和氏族养老尊老的古老传统。孝德教育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所包含的"尊祖祭祖教育"和"尊老养老教育"均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孝德教育产生于西周。西周的孝德教育已经包含学校教育、祭祖仪式、"乡饮酒礼"、视学制度及"释奠礼"、朝廷训俗、采风易俗等诸多教育形式,其中,祭祖是西周孝德教育最主要的形式。孝德教育在西周产生是由当时"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先秦礼文化凸显的道德生活

先秦礼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制度化的形式存在于先秦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先秦礼俗、礼制、礼学和礼教等主要内容。先秦礼文化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它通过一定的仪式来确立协调天(神)人关系、家庭关系、政治关系以及社会交往等伦理关系的道德规范,以此维护现存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具体而言,包括以敬神为核心的宗教伦理、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要内容的环境伦理、以孝亲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以忠君为核心的政治伦理、以尚德尚齿为核心的社会伦理等内容。

从孝文化到照护文化、敬老文化——构建适应老龄社会的新文化体系

养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养老服务和老年人的人身密切相关,是一种人身服务。这种服务由家庭成员、社会成员等不同的服务者提供,相应形成了孝文化、照护文化。我国现有的养老服务体系是以西方经验为参照建立起来的,具有追赶型的特征。探寻人口和老年人口大国的养老之路,需着力综合应对,着眼现代化发展,从文化建设的高度,形塑社会、行业发展环境,以照护文化的职业精神改进孝文化,用孝文化的核心“敬”形塑照护文化,创新发展新型敬老文化,积极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为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之路提供文化支撑。

孔子“仁”的重要意义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仁贯通天人之间的关键词是一个“生”字。就仁与知的关系言,孔子有时是仁知合说,有时是仁知分说;就仁与礼的关系言,仁是质朴的内在情感,礼是人文的外部表现;就仁与孝、忠恕的关系言,孝、忠恕都是以仁心待人,都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就仁与生态的关系言,孔子仁学主张从孝开始,一层一层推出去,推到自然界的一切生命。

敬、慕之间:儒家论“孝”的心性基础

孔子说"孝"以"敬"为根本,孟子论"孝"的重心在于"慕",这构成孔孟理解孝的心性基础的不同之处。孔子更多地着眼于行孝者自身的德业成就,而孟子则更强调为人子者内心对父母的思慕和依恋。通过对"敬"和"慕"两种情感的哲学分析可知,敬指向个体边界的明确,它为主观性引入客观尺度并确立人的行为可以持循的标准;慕作为一种向外的关切和欲求,更多地指向了对个体界限的超逾和忽视,这种倾向容易使人忘掉自己的本分。此外,敬在礼俗社会中起到了维持和促进个体精神自立的作用,而慕作为某种延续年少时对父母的依恋的倾向,会有削弱人的精神自立的危险,从而延阻人的成长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