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数字的吉凶象征及其文化根源

对某些数字的崇拜与禁忌是数字文化的重要内容,数字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同的数字在不同民族和不同语言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吉凶象征意义。文章对不同象征意义的文化根源进行研究,这有助于人们了解文化差异,消除文化冲突,从而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先秦吉凶裁决思维与《左传》预言的模式化

《左传》一书记载了大量的人物预言。这些预言,在预言体式上存在着鲜明的吉凶判断的模式化特征,而且最终结果大多应验如神。言为心声,这一模式化判断特征,与源自上古时代的吉凶裁决思维密不可分。深入考察这一思维传统的延续与嬗变过程,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深入全面地认识《左传》编者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判断以及对后代人物评论的影响。

《周易》卦爻辞三议

《周易》卦爻辞曾一度被认为是占筮的记录,然而对此书需要作三点思考:一,具有明象功能的卦辞爻辞,在《周易》推理系统中作为类比的譬喻例子具有由此及彼的逻辑功能;二,爻辞"或跃在渊"长期以来存在误读,需要重新解读;三,吉凶断语是一种价值评判标准,对几千年来人们的思考与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谈《左传》中占星叙事的作用——以陈国为例

《左传》以陈国为中心所涉及的占星叙事,将《春秋》中有关陈国的事件串联起来,增强了叙事的逻辑性,充分体现了它长于叙事的特点。而在叙述历史事件时,以"吉凶由人"为依据,或褒或贬,说明它在神人关系上,所秉持的不是西周时代的"敬天保民"。

“观象授时”与“占候吉凶”——先秦时期天文学的二重功能性论析

在先秦时期,"观象授时"与"占候吉凶"是天文学的两大基本功能,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这既缘于农耕文明的社会性质,也取决于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到春秋时期,人们在视异常天象为上天"告凶"的同时,开始思索导致"天谴"的人事原因。先秦时期天文机构、职官的设置基本上是一身二任的,既负责观察天象的运行来治历明时,又负责通过天象的变异来占测吉凶。

论《周易》“吉凶由人”的哲学意蕴

《周易》本为卜筮之书,经历代儒生的改造,逐渐演变为哲理之书。之后,《周易》中的吉凶悔吝、福祸休咎,不再由神秘莫测的天命来决定,而是由人的道德行为及周围环境等主客观条件决定。《周易》中的吉凶并不是绝对的,吉和凶都是有条件的,并且不断地相互转化,吉凶最终取决于人为。“吉凶由人”是《周易》的基本哲学意蕴。

帛书《要》篇“损益之道”句补译问题新探

帛书《要》篇"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也"一句,其缺文应当补作"门户"——残一字为"门"、脱一字为"户";"审察"意为"仔细观察"、"细究详审","门户"意为"枢机"、"关键",全句应当译为:损益之道是吉凶的关键,不可不细究详审。

论秦汉时期屋室建筑的文化内涵

先秦时期,屋室建筑只是时人安身立命之所,除其外观可直观显现居住者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外,并没有夹杂过多的文化内涵。而自秦汉以来,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人们开始将文化内涵赋予屋室建筑,这些文化内涵包括风俗习惯、制度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因素。随着汉王朝与边地族群交往的日益密切,原属于汉王朝的屋室建筑文化也逐渐地开始向外传播。一方面,边地族群因向往中原地区的屋室建筑文化从而主动向中原地区进行学习;另一方面,边地族群出于对中原地区屋室建筑文化实用性的考虑,逐步模仿并应用相关文化。中原地区在对边地族群进行历史书写时,屋室建筑文化还可以被作为判断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准。

从解邪祈福到娱乐表演:恩施“苗族刀梯”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研究

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在分析恩施“苗族刀梯”民俗体育文化起源及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恩施“苗族刀梯”民俗体育活动从原始解邪祈福到现今娱乐表演的演变历程。同时,提出恩施“苗族刀梯”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对策。

讼卦之“讼”辩正

目前学术界普遍存有对《周易》讼卦之"讼"的误读,这种误读甚至影响到了司法实践。事实上以历史语境言,"讼"从来源看具有必然的天理,从含义看具有丰富的法蕴而非仅指"诉讼",从属性看则具有吉性而非为"终凶",从深度看也绝无"无讼"之义。虽然历史上学术受政治影响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讼卦之"讼"进行学术辩正仍有必要。

中村不折旧藏吐鲁番出土《朋友书仪》研究——兼论唐代朋友书仪的版本与类型问题

本文以现编为第130号的中村不折旧藏吐鲁番出土文书为研究对象,先据原图版作出一份完整的录文,再就原图版的排列次序和定名(《月仪》)的不妥提出异议,从文书的内容分析得出,该卷包括了诗句、名簿、佛经杂抄、书仪等内容,应据主要部分重新定名为《朋友书仪》。将吐鲁番本《朋友书仪》和敦煌本及传世本同类书仪对照发现,该卷集中纂抄了已知四种形式的《朋友书仪》,这不仅说明吐鲁番地区也是各种版本或类型书仪的集中流行地,且很可能是直接源自中原。与敦煌本《朋友书仪》不同,吐鲁番本书仪由于年代较早,除词句略有差异,没有太多刻意适应地方特点的内容变化,较多保持了《朋友书仪》或《吉凶书仪》的早期形态及特色。而对比各种版本或类型的《朋友书仪》,发现从唐前期吐鲁番本《朋友书仪》到中晚唐敦煌本《朋友书仪》,正好展现了这类书仪从初期纂抄传世本到适应时势和地方特色的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