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本体诠释学”与“中国诠释学”的内在关联

“本体诠释学”是“中国诠释学”最早的建构。对此,尤其要对“诠释”一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区别“诠释”和“解释”,以避免概念上的混淆。不能假设“中国诠释学”已经存在。“诠释”的现象在中国思考中并没有形成客观的研究体系,有待现代中国哲学思想者来加以建构和说明,建构和说明之道在于积极理解古代中国哲学体系形成的过程。基于《易传》形成的中“本体”一词在传统中国哲学中的根源性与奠基性,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都可以归于对“本体”的描述、分析、经验整合、理解诠释、概念创新,以及理性直观。“本体”一词不可简单说为“存在”,也不可以把“本体论”看成是西方的“存在论”(ontology),或用西方的“存在论”翻译中国的“本体论”(bentilogy,generative ontology),后者具有根源变化与创造发展的动态形象与状态,其一贯的基本意义从先秦易学到当代理学与心学并无变化。在此一理解中,如何掌握经典或经典文本的形成,自然涉及一个意义发生和意义整合与提升的过程。如此才能认清诠释如何发生:诠释即主体对客体的理解认知,以及正确与适当的表述和表达,构成人的心智活动。对经典本体意义与概念的形成有所认知,说明何为中国哲学中的诠释活动,然后可以定义什么是中国诠释之学。四书中《论语》《孟子》的概念和词句为孔孟所创建,依据本源和心性之体的本体概念可以说明其文本意义的形成。中国经典本文意义创造的十一条基本原理,作为中国传统诠释活动的理论基础,构成一个“中国诠释学”的体系框架。“中国诠释学”包含“本体诠释学”,并以之为创造经典文本之动力与目标。

在经典诠释中释放儒学的生命力

现代学科的划分和知识高度专业化的形态,使得古典学术的完整性难以得到保持,经学的意义只能在有限的学科范围之内被理解与承认,所以经学叙事的现代领地也就大幅收缩了,经学形象由此变得萎靡而矮小。不管是经学重建的哲学化努力,还是经学史研究活动中的思想追求,都是想要通过重回经典的方式,发掘经典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活化其中的普遍价值,从而充分彰显出义理之学的意义。阅读经典不只是拆解文义,而是一种生命浸润的过程,只有不断地体会这些历史传承物,通过与之精神的相遇,使生命个体与历史情景发生契合,才能够将“我”融贯于人类命运的共同体之中。经典诠释为儒家思想的不断转化提供了强大能量,为之迈向新的理论创造拓展出可能的空间。

再论退溪易学

文章辨析了退溪与朱熹在对待《周易》“经传关系”问题上的差异,特别强调:退溪并不尊崇朱子 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他坚定的实行经传合观,也与朱子在经传分合上犹疑不定的态度大相径庭。朱子 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在当时或以后并未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论顾颉刚走出经学羁绊语境中的以史治易

明代王阳明与清代章学诚都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史代易的治易流派,20世纪顾颉刚踵其后,但顾氏作为一个现代知识人,与包括王阳明、章学诚在内的所有传统知识人不同,他冲破了经学羁绊的语境,顺应了经学终结并走向科学化的趋势,开创了一个以构建上古真史为目标、探求真知为信念、转经为史为识度的以史治易的新范式。

论《苏氏易传》的“卦合爻别”说

苏轼站在义理易的立场,从卦爻结构的角度直接阐明了其解易宗旨。他在解卦中多以"卦合而言之"、"爻别而观之"以启文端。这就是《苏氏易传》在解卦实践中提出的"卦合爻别"说。我们可以从苏轼易学的立场、苏轼对易学史上卦爻结构观的考察以及对"卦合爻别"方法的实际运用,来理解苏轼在卦爻结构观上的"卦合爻别"说。

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

有关孙复的研究多集中于舍传求经的方面,忽略了继承三传的方面。其实,孙复的《春秋》学与《公羊》关系密切。他认为孔子作六经为万世立法,且推崇董仲舒、批评刘歆。他的《春秋尊王发微》在方法上继承了《公羊》学重义略事、属辞比事、以例言经的思路;思想上继承了《公羊》尊王、恶盟、天人感应、讥世卿等思想,改造了《公羊》君臣之分与三世说。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启发对宋代《春秋》学、历代《公羊》学书写的进一步思考。

论简、帛《五行》之三层经解

帛书《五行》经部和竹简《五行》之中呈现出严谨的经—解—再解的三层解释关系,完全不需要调整现有的顺序。解的特征是比较完整地阐发经的旨意,并解释其中的每句话。再解的特征是重点解释解中的重点词汇,作延伸说明。按照经—解—再解的解释关系对应竹简《五行》和帛书《五行》经部,一些看似费解的文句意义便可以得到落实。

试论朱子经典系统中《易》与《四书》的关系

朱熹是"四书"系统的完成者,他对《四书》的解释,结合理学提出创见,提升了《四书》的整体地位,影响了经典系统从《五经》向《四书》的转换。《易》由于其特殊性质,在《五经》中地位独特。朱子易学亦在同时代易学见地中独树一帜,《易》较他经而言,被朱子更频繁地与《四书》并提。故分析朱子四书学系统下的易学解读及朱子同时论及《四书》与《易》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朱子对经典的重视程度与劝学者的为学次序是两个问题。通过文献整理与内容解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朱子经典系统中的《易》与《四书》关系,乃至以《易》为代表的《五经》在朱子经典系统中的地位。

经传一体还是经传分立?——《太玄》仿《易》的经传问题

《汉书·扬雄传》中"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的说法导引了后人"以《易》求《玄》"的研究思路,以此得出扬雄仿照《易》经、传一一而作《太玄》经、传的偏失结论。分析扬雄作《太玄》时《易》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扬雄的解《易》理路是"《玄传》-《玄经》-《易经》",《太玄》是经、传分立的。扬雄采用"经自经、传自传"的方式释《易》,在于倡导"简而要"地追寻经典本义,对东汉古文经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意图探析

一般史家眼中的《春秋》是一部简单的历史著作,可公羊家视阈中的《春秋》却是蕴涵"微言大义"的经学宝典。《公羊传》"以义解经",以为"义"之所在可从作者意图、文本意图和读者意图来窥探。一方面《公羊传》有还原倾向,旨在探求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表现为尊圣宗经原道;另一方面又有生成倾向,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旨在阐述自己的政治、历史、道德理想。

《尚书正义》点校札记

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是目前最通行的《尚书》版本 ,但其中错误很多。不仅阮刻本存在着不少漏校、误校、校记选录不当、刊刻新出错讹等问题 ,用唐石经等 11种本子作参校 ,发现《四部备要》翻印本、世界书局及中华书局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等 。

《仪礼正义》所引《仪礼注疏校勘记》之版本考

胡培翚在撰著《仪礼正义》时常征引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的校勘成果。在胡培翚撰著《正义》的过程中,阮元《校勘记》曾出现三种版本,且每种版本的校勘内容不大一致。通过对《正义》所引《校勘记》内容的检索以及与三种版本校勘内容的比照,发现《正义》所引《校勘记》之版本实为文选楼刻本,但胡氏在征引的过程中也参照了南昌府学本及学海堂本的校勘内容。

归有光经解文研究

目前对于归有光在他的时代树立其文章家地位的经解学术性文章的研究,完全是一个空白,这类散文对理解归有光的成就而言,实际上是除事关天属类散文外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归有光的经解学术文基本上承继了吴澄的学术观点,试图拨去后世儒者的附会及象数、阴阳学派的神秘玄虚论,这是难能可贵的。

云南彝文典籍《乍部(dz■^(55)pho^(55))叙谱书》考释

根据对现存云南彝文文献《乍部叙谱书》的资料记载,对叙谱书中与乍部分支有关的地名、对叙谱书中记载的有关乍部支系与人名以及有关叙谱书中记载的祭祖承业记述的谱系进行了梳理与考释,从一个侧面揭示和探究了彝族六祖乍部在西南分支、迁徙的史实。

论中国经典诠释的两个基型:直释与旁通——以《易经》的诠释为例

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有没有自己的特点?经作者研究之后,感觉到传统经学的实践中确实有直释与旁通两个基型, 可惜没有受到学者充分的注意。故本论文为了具体讨论起见,特别以《易经》的诠释为例,依以下各节:一、前言,二、对“中国经典诠释基型”的界定,三、《易》籍著作的诠释体式,四、直释型诠释的方法与问题,五、旁通型诠释的方法与问题,六、结论, 来论述。其中第四、五两节又各立细目,详细讨论诠释的方法与问题。中国经典的诠释体式是依字-句-章-篇-卷逐次解释而成立低层的训诂、章句、注、笺、解、疏、说、传,甚至更有不泥于文句。而依义理而成立高层的释义、通释、通义,乃至最高层的哲理诠释。其诠释可归纳成两个基型,即依各经本身在历代表现出日新乎高明的直释诠释与依异经互释在后代表现出富有乎博大的旁通诠释。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此两型诠释之于经典正犹乾坤之于易,经典在诠释中表现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人文理性与儒学经典之跨文化诠释--以“义”的英译为例

文章对《论语》中"义"之英译作以哲学诠释,探讨为促进儒学思想跨文化传播应秉持的翻译及诠释观。受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影响,大部分汉学家在其译本中倾向于把"义"诠释为先验的或具有本质主义的道德律令或法规,强调个体对此种律令的服从;而当代汉学家安乐哲、郝大维等将"义"诠释为行为主体基于具体情境而作出恰当行为选择的智慧,昭见了儒学思想的个体关怀及实践维度。文章将第一类翻译及诠释观称为"基于自然科学理性的翻译观",其特点是追求概念意义在种属层面或法则层面的普遍性;此种诠释观下的儒学经典在目的语中容易变成关于伦理普遍原则的知识性文本。而第二类"基于人文科学理性的翻译观"与自然科学理性的翻译观形成对照,在诠释概念时注重在普遍性和特殊性间求得综合;此种诠释观下,儒学经典在目的语中方可呈现为一种价值坐标系系统,凸显了儒学思想中"不固"及"变通"的实践智慧。二者相较,儒学经典在人文科学理性把守的翻译和诠释观中,才能得到更深刻的言说,为西方文化传统提供异己的视野及洞见。

李贽《论语》评点探微

李贽对《论语》的评点可以说是开启了明清散文评点的先河,在中国散文评点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后人对《论语》的了解研究莫不从中得到启发。学界关于李贽《论语》评点本的真伪争议正是体现了其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所在,李贽《论语》评点本一方面有着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有着独特的评点方式,展示了《论语》作为哲学著作之外的元典文本功能和史学功能。

论唐代经传分别背景下《毛诗正义》的传播

唐代经与传有别,传的地位低于经,疏经释传的义疏类著作地位更低,《毛诗正义》即为其一。唐代明经科考涉及《毛诗正义》的题目很少,且多在首卷中。《左传正义》和《文选》李注等解《诗》存在与《毛诗正义》相异之处。《文选》李注、《史记索隐正义》等均有征引《毛诗正义》原文者,但通过版本比勘和义理分析,可以确定这些引文都是后世羼入,非唐人直接引用。唐钞本《毛诗正义》存在文字错讹、缺漏、倒置以及整段缺文现象,均非善本。总之,唐代《诗》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只是经文及《毛传》《郑笺》,《毛诗正义》受重视程度较低,其经典地位还没有确立。

浅谈《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之“俗解”

《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7卷,为明代熊宗立撰写于明正统三年(1438年),刊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是明代较有成就的《难经》注本之一。该书的注释运用多种方法,使《难经》精义通俗生动地展示在后人面前。本文通过对该书注释进行深入探讨,总结其“俗解”的主要内容为:注音示声、解词释义、校勘正文、图解示义、术语义界,旨在揭示此书的文献学价值。

再论程颐“以公论仁”说

从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来看,研究者多在讨论程颐的“以公论仁”说时,相对忽略了此说经典解释的语境。回到经典解释的语境中,程颐“以公‘论’仁”主要是通过“忠”“恕”两个概念构建起“公”与“仁”的关系,前者是用,后者是体,二者即体即用,共同构成“以公‘论’仁”的精义。而程颐之所以选择“公”来训解“仁”,除了理论考虑之外,政治考量也是其中的重要内涵,他希望通过“公”来重建“仁”在治道上的指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