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金方》与《备急灸法》灸法救急特点的比较

《千金方》(包括《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与《备急灸法》均为灸法救急要书。唐代孙思邈撰《千金方》,其重视针灸汤药并用,认为灸法在救急上有“针汤散皆所不及”的优势;《备急灸法》为南宋闻人耆年在广泛搜集名医灸法救急经验基础上加以实践而成,两位医家均深受葛洪灸法学术思想的影响。故此两书灸法救急在急症救治、推崇灸法,壮数多寡、知常达变,灸药同用、施治简效,灸穴精当、规范操作四个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在灸法宜忌、选穴定位、施灸材料及灸法操作方面均有差异。文章从上述异同之处加以总结阐释,以期为临床灸法救急提供借鉴与参考。

玄英隐所与方天瑞——《浮玉山居图》创作目的与内容再考

《浮玉山居图》至今仍留有若干悬而未解的问题,学界主流对《浮玉山居图》的画面内容与题跋的解读有误。考证“方天瑞”及方干晚年隐居处得到的结论为:《浮玉山居图》是钱选主动创作的,而非为方天瑞定制的斋号图,其创作内容很可能来自方干的隐逸典故以及鉴湖的相关文本。

《备急千金要方》“汤-煎-饮”剂对比

目的 探讨《备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要方》)汤剂、煎剂、饮剂的制剂特点,比较三者之间及与现代剂型之间的差异,为相关剂型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收集《要方》中所有以“汤”“煎”“饮”命名的方剂,提取其制剂溶媒、药物处理方式、加热特点、加热次数、溶媒量、煎取量、煎取比例、使用方式等内容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要方》汤剂、煎剂、饮剂在溶媒特点、煎取比例及使用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其中煎剂差异较大,汤剂与饮剂相似,但使用方式不同。与现代剂型比较,汤剂类似现代煮剂与煮散;饮剂在使用方式上与现代饮剂相似,但制备过程、使用方式不同;煎剂更接近现代膏剂。结论 虽现代汤剂、煎剂、饮剂为同一剂型,但在《要方》中还是有所区别,研究中应予以区分、参照。

日粮中等硫添加DL-蛋氨酸和蛋氨酸羟基类似物游离酸在幼建鲤上饲喂效果的比较研究

本研究旨在研究日粮中等硫添加DL-蛋氨酸(DL-Met)和蛋氨酸羟基类似物游离酸(MHA-FA)对幼建鲤生长性能、消化吸收酶活性和抗氧化指标的影响。选择平均体重为(8.24±0.03)g的健康幼建鲤300尾,随机分成2组,每组3个重复,每个重复50尾,分别饲喂等硫的DL-Met和MHA-FA的实用日粮,试验期60d。结果表明:MHA-FA组的增重、饲料转化率以及蛋白质、脂肪和灰分的沉积率与DL-Met组差异不显著(P>0.05),但摄食量显著低于DL-Met组(P<0.05)。MHA-FA组的肌肉和肝胰脏中谷草转氨酶(GOT)和谷丙转氨酶(GPT)活力以及血浆氨含量与DL-Met组差异不显著(P>0.05)。MHA-FA组的肝胰脏和肠道胰蛋白酶、糜蛋白酶以及肠道脂肪酶和淀粉酶活力与DL-Met组均差异不显著(P>0.05),但肝胰脏脂肪酶和淀粉酶活力显著低于DL-Met组(P<0.05)。MHA-FA组的前肠和中肠碱性磷酸酶(AKP)、各肠段Na+,K+-ATP酶、中肠γ-谷氨酰转肽酶(γ-GT)以及全肠肌酸激酶(CK)活力与DL-Met组均差异不显著(P>0.05),但后肠AKP、前肠和后肠γ-GT活力显著低于DL-Met组(P<0.05)。与DL-Met组相比,MHA-FA组的血清、肠道和肝胰脏丙二醛(MDA)含量显著升高(P<0.05),血清谷胱甘肽(GSH)、血清和肠道过氧化氢酶(CAT)、肠道和肝胰脏谷胱甘肽硫转移酶(GST)、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活力显著降低(P<0.05)。综上所述,幼建鲤基础日粮中等硫添加MHA-FA基本可以达到与DL-Met相同的饲喂效果。

《建康实录》作者与成书时代新论

《建康实录》是一部重要的六朝史料集,关于其作者与成书时代,旧说纷纭,迄今未有定论。其中有前人所谓的"穆宗长庆中材料",一直是个谜。事实上,"长庆"纪年有误,这段材料的主人公"李千里"是揭开谜底的关键。确定"长庆"为讹文,则旧说不攻自破,而《建康实录》为许嵩一人所纂且成书于肃宗之世,亦从此再无疑议。

鉴真东渡前的弘法活动与法进的出家受戒

法进作为鉴真的弟子,跟随鉴真多次东渡,被誉为在日宣扬戒律的第二人。其为申州义阳人,于申州大云寺出家,后师从鉴真受具足戒。扬州经济繁荣,交通便利,佛教氛围浓厚,寺院较为兴盛,更重要的是鉴真在扬州的弘法活动声震江淮一带,这些因素促使法进赴扬州师从鉴真受戒。

放马滩秦简《律书》——为第七届国际音乐考古学学术研讨会而作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是两部重要的乐律学文献。它们记录了先秦至汉的十二音计算方法和知识。前者只有生律方法而无具体数据,后者延续这个方法并计算了十二音的数据。然而这些数据于生律方法不尽相符。通过分析,可以解释《淮南子》中所呈现的这个矛盾,其实更符合书中所阐释的哲学观。过去学界认为在自先秦以来浩繁的乐律学文献中,这组数据是个孤例,1985年发现的天水放马滩秦简,则不仅为淮南律数提供了更早的源头,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拥有的乐律学认识。

张謇与江谦的师生情缘

张謇系我国第一所民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的创立者,江谦为近代江苏第一所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首任校长。江谦作为张謇的得意弟子,曾倾力协助恩师,为成功创办通州师范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奉承师愿,再接再厉,使南京高师成为初具现代科学体系、享誉东南的最高学府。师生两人携手并肩,共同为南通乃至江苏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无愧为近代中国师范教育的先驱。张謇与江谦三十年的意气相投,坦诚相待,无私合作,共同推进了江苏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淮南王刘安谋反与否的重要文献新解——《谏伐闽越书》意图辨析

汉淮南王刘安谋反一案,其《谏伐闽越书》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自古至今,学者们对这篇谏书的理解颇有不同,进而影响到对刘安是否谋反的判断。西汉南方诸越始终是包括汉王朝在内的多方势力竞相利用的一颗重要棋子,淮南国与诸越之间存在利用关系。刘安刻意违背汉武帝平定闽越的决策,其《谏伐闽越书》的确切意图是出于维持封国的考虑,努力要避免汉王朝对诸越用兵,防止汉王朝完全控制诸越后,淮南国就失去了这颗可以利用的重要棋子。

张謇创办的伶工学社及其现代美学意义

南通伶工学社是中国美育史上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型戏剧艺术学校,于1919年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创办。时值中国整体社会经历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伶工学社在美学上则反映为以和谐为主要特征的古典美学形态向以对立崇高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美学形态转型。南通伶工学社的诞生,体现出现代美学赋予传统艺术教育领域塑造符合时代需求的艺术人才的革新要求。它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办学宗旨、培养目标、体系建构、课程设置等均属首创,正式开启了中国艺术教育的现代之门。虽然7年后南通伶工学社即行解散,但是它所展现出的现代美学意义却有值得珍视的历史价值。

《断发记》作者考辨

有关《断发记》的作者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为李开先作，一为无名氏作，其中李开先作《断发记》为大多数人的看法。该文分别从版本、音韵等角度逐一加以考辨探析，提出《断发记》的作者不可能为李开先，只能是无名氏。

李善兰对数论研究

本文试就李善兰《对数探源》和《对数尖锥变法释》的王要结论予以解证,并就李氏据以导出对数展开式的对数积的图形来源给出推测,以期对李氏的对数理论的整体获得比较准确的认识。

预备立宪公会与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

1910年,为推动清廷真正在中国实行立宪政治,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宪政国家,立宪派人士联合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中,预备立宪公会担当了发起人的角色,并利用它在各地的影响力,竭力动员各方力量参加这场政治运动。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公会核心人物,无论台前幕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利用自己的声望和谘议局的合法地位,策划组成国会请愿代表团;鼓动资政院通过速开国会议案;借助与锡良、瑞徵等地方督抚良好的私人关系,策动他们联合电奏清廷速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迫使清政府缩短国会召开年限。

“自由”的“忧”与“伤”——论方鸿渐与钱钟书

《围城》的意蕴,大半来自方鸿渐形象的塑造。如何理解方鸿渐,成为解读《围城》和钱钟书的关键。论文一方面对方鸿渐的精神内质进行独特的审美观照,自然深入钱钟书的“喜剧”小说叙述,抵达其所深藏的“悲剧”人生体验。另一方面,论文意在探究,钱钟书在方鸿渐形象中所寄寓的深切理解与同情,使钱钟书本人,与其笔下的方鸿渐,形成某种有趣的“互文”关系;二者相互阐释,共同显示着钱钟书独特的人生情态:自由的秉性,和对人生社会的悲观。

论《管锥编》的《史记》研究——以阐释《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之“数见不鲜”为考察中心

《管锥编》之《史记会注考证》有论《郦生陆贾列传》之"数见不鲜"一节,钱钟书先生敏锐地发现了前人阐释的错误,进而运用多种论证方法做出了全新的、有理有据的、益人神智的解说,认为:"不鲜"自指食而不指人,然而这只是"不鲜"的表层含义,其深层含义是由于人之"不鲜"而导致食之"不鲜",频来长住,则召慢取怠,此乃人之常情,父子间亦不能免。《管锥编》的博大精深于此可见一斑。其中蕴含的读书治学方法于今人大有裨益。

《史记》中的赋话与赋论

司马迁是最为杰出的辞赋理论家之一。司马迁为辞赋家立传并在其传中大量录入辞赋作品。“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最重要的文学思想,只有联系屈原屈作,才能全面理解“发愤著书”说的丰富内涵与深层意蕴。《史记》中首次出现了“楚辞”的名称。考察《史记》中“辞”、“赋”、“辞赋”、“楚辞”等概念的使用有利于我们了解辞赋名称在汉代的演变情况。在辞赋的功用问题上,司马迁明确地表达了自己重于讽谏的观点。

毕沅《续资治通鉴》考辨

乾嘉之际,经史考证之学蔚为学术潮流,一时名儒硕彦多有专精之作。在此潮流之下,儒臣毕沅以其自身的学术素养,依凭一批学有专长的幕客,致力于经史之学的编纂与张扬。其中,《续资治通鉴》煌煌巨帙的结撰,一方面彰显出毕沅诸人努力之所获,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史学在乾嘉之际的学术走向。然而,由于官场的风波,毕沅未能将此书尽付剞劂,即赍志而殁。这一变故,遂使《续资治通鉴》的卷数、版本等问题留下了诸多歧异。本文通过对与此相关问题的梳理考辨,一则尽可能澄清歧异产生的致因,一则藉此彰显毕沅主持经营是书之艰辛及价值,以期对史学在乾嘉之际的走向与成就有进一步的认识。

论小说《围城》的男权意识

作为男性作家以男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围城》中的男权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作者通过叙述人的口吻和方鸿渐的眼光,对与方鸿渐有关的女性的外表、性格、心理作了大量的歪曲和变形的刻画,时而含蓄时而明显地嘲讽和贬损女性,从中显现出男性作家典型的男权意识,《围城》在女性观念上呈现出某种滞后性和保守性。

钱起、王建宣城诗歌考

唐代宣城地区是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之一,且处于南北往来的交通要道中,许多诗人曾游历宣城,留下了丰厚的唐诗文化遗产,这是当今"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可资利用的珍贵文化资源。据考证,钱起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春或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春自荆州返乡途中经过宣城,并作诗一首;王建于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春由扬州返回幽州,途经宣城,留有残句一联。

《三希堂法帖》之赵佶书迹阙遗考述

《三希堂法帖》是清代著名的汇刻丛帖之一,该帖卷六、卷7刻有宋太宗、宋高宗、宋孝宗七件宋代帝王书迹,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两卷宋代帝王书迹中竟没有宋代书画大家徽宗赵佶的书迹。本文从徽宗赵佶个性独立的书法风格、因艺灭国的君王行为、唯我独尊的书画签押、值得称道的书学贡献等方面加以考述,揭示了此举虽是臣下所为,实乃皇权意志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