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视域中的王船山研究——以吕振羽、侯外庐、萧萐父为中心的考察

吕振羽、侯外庐、萧萐父是因李达而结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李达的影响下,他们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中探寻中国自己的“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启蒙说,并由此开启对王船山其人其学的研究。他们的王船山思想研究各自形成了不同的视域:吕振羽将王船山思想定位为代表新兴市民阶级的新思想,侯外庐将王船山思想诠释为形式知识上的解放,萧萐父则着力梳理王船山思想“推故致新”的内在逻辑。通过这些探讨,他们将王船山思想中可以接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层层深入地揭示出来,显示出其在王船山思想研究上的理论优势。

一个完美符号的生成:《桃花扇》李香君形象新论

《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形象是一个精心塑造并巧妙运用的符号。作者塑造此形象,汲取了明代传奇的诸多经验,并对原型人物形象进行了多处改造。《桃花扇》运用符号意义的开放性,以她的天真善良为君子小人之辨代言,利用其妓女身份痛骂奸党,并赋予她“情”“欲”的象征意义。剧中张道士斩断侯李因缘,并非阻碍一般的男女情爱,寓意在于断绝士人过分膨胀的“情根欲种”。侯李当场分离与“传奇旧套”之间的冲突,揭示了个人与国家、“情”“欲”与“理”之间的深层联系。对李香君形象进行“符号性”分析,是对之前“爱国女杰”说、“性的符号”说和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吕立亭的“身份认同”说的修正和发展,并显示出人物形象研究中丰富的文本阐释空间。

李泽厚“情本体”美学思想的儒学显现

对“情”的思考和研究,历来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在不同阶段展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每个时期都有突显特色的代表性关键词。“情”在其美学思想中的分量日益提升,最终以昂扬的姿态出现,成为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核心。李泽厚深刻认识到儒家注重情感的传统,“情本体”美学思想在以情感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建构起来。最终在《哲学探寻录》一文中正式提出和论述“情本体”思想,标志着李泽厚美学思想研究的重要转向。在儒家文化和“情本体”美学思想的对接中,有极为重要且深刻的启示和反思。

李嗣真《书后品》中“逸品”用法辨正

“逸品”作为书画领域一个极为重要的分品术语,学术界普遍认为初唐李嗣真在其《书后品》中已将其独立用作“分品目录”。对《佩文斋书画谱》《法书要录》《书苑菁华》《说郛一百二十卷》和《历代书法论文选》所著录版本对比分析,再结合李嗣真《画品录》、谢赫《画品》等文献综合考证,可发现当前所见《书后品》版本中“逸品”用作“分品目录”,应为明清刊刻者所加,并非原书所有。

中国蓼属(蓼科)三新种

描述了中国新疆蓼科Polygonaceae蓼属萹蓄组PolygonumsectionPolygonum3新种。乌鲁木齐萹蓄P.urumqienseF.Z.Li,Y.T.Hou&F.J.Lu在体态上与萹蓄P.aviculareL.很相近,但花在枝上部叶腋簇生成穗状花序,雄蕊5–6枚,瘦果两型,长果表面密具不规则排列的小点,易于区别。塔城萹蓄P.tachengenseF.Z.Li,Y.T.Hou&F.J.Lu在枝上部的花不形成总状花序,雄蕊8枚,瘦果表面具成行的小点等方面与萹蓄近缘,其区别在于3–6花仅簇生于枝上部叶腋,叶片条状披针形,背面主、侧脉极其隆起,托叶鞘较长,约达1.1cm,具15–20条纵脉;又因其茎直立,花簇生于枝上部叶腋而与展枝萹蓄P.patulumM.Bieb.相近,其区别在于叶背面中脉和侧脉极其隆起,托叶鞘较长,达1.1cm,具15–20条纵脉,枝上部的叶不渐小,花在枝上部叶腋簇生,不形成总状花序,瘦果表面具成行的小点。石河子萹蓄PolygonumshihezienseF.Z.Li,Y.T.Hou&F.J.Lu茎直立,花3–6朵簇生于枝上部叶腋,雄蕊8枚,瘦果表面光滑,略具光泽,与帚萹蓄P.argyrocoleonSteud.exKunze相近,区别在于叶背面中脉和侧脉极其隆起,托叶鞘长,达1.1cm,具15–20条纵脉,花在枝上部叶腋簇生,不形成总状花序;同时在体态上又与塔城萹蓄十分相近,但其枝上部的叶逐渐变小,瘦果表面光滑,略具光泽,易于区别。对3个新种及其近缘种的花粉形态、叶表皮特征和瘦果微形态进行了光镜和扫描电镜比较观察。

丛枝菌根真菌对红花生长及根际土壤微环境的影响

为提高红花产量与品质,通过田间试验研究了接种丛枝菌根真菌对红花生长、产量以及根际微环境的影响。试验设计4个处理:摩西球囊霉菌(Glomus mosseae)单菌接种组(GM)、根内球囊霉菌(Glomus intraradics)单菌接种组(GI)、G.mosseae与G.intraradices混合菌接种组(H)、不接种的对照组(CK),测定了红花伸长期的生物量、丛枝菌根真菌侵染率、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酶活性、土壤pH值及根际土壤碱解氮、速效钾、有效磷含量等指标。结果表明:3个接种组丛枝菌根真菌均有侵染,混合菌接种组侵染率最大(69.00%);与对照组相比,接种组的生物量和产量均明显提高(P<0.05),其中接种混合菌的效果最大,红花生物量、花绒产量、单株籽粒质量比对照组分别提高35.67%、17.79%、24.86%;接种组根际土壤碱解氮含量、速效钾含量、全磷含量均降低,而土壤有机质含量、速效磷含量和磷酸酶活性均提高;红花生物量、产量、土壤有效磷含量、磷酸酶活性与丛枝菌根真菌侵染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红花丛枝菌根的形成改善了根际土壤微环境,提高了土壤肥力,从而促进红花生长,增加红花产量,根际效应与丛枝菌根真菌的种类有关。

一种自适应群组交互的网络带宽管理机制

本文在分析现有的基于集中式MCU实现群组交互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能够自适应群组交互规模变化和QoS要求的网络带宽动态管理和分配机制,给出了实现算法,并在实际中得到测试和应用,取得良好的效果。

《桃花扇》与史实的巨大差别

本文通过对《桃花扇》中几个重要问题——尤其是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恋爱问题——的具体考证,以证实剧情与史实的乖离。

《论语》“绘事后素”章释义考辨

"无所与杂"谓之素,"不亏其神"谓之纯,"素以为绚兮"是对庄姜纯素美的概括。"绘事后素",典出《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缋之事后素功"句,指绘画中最后施以素功(用白彩等去其渍污),修整画迹。"礼以节人",礼的作用可比于"素功"。"礼后乎"指恭慎勇直等需要礼随其后节之,以避免过或不及。"起予"指"发明我意"。

温和灸对大鼠后三里穴局部形态及CGRP、SP、VIP表达的影响

目的:探讨温和灸对大鼠后三里穴施灸局部的温通效应及生物学基础。方法:以高脂血症模型大鼠后三里穴为观察对象,运用HE染色法和免疫组化法,观察温和灸热刺激下,后三里穴局部皮肤形态结构以及皮肤组织中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P物质(SP)、血管活性肠肽(VIP)表达的变化。结果:温和灸组与对照组比较,后三里穴局部皮肤组织形态结构明显发生变化,角化层极薄或消失,表皮层断裂不完整,真皮层胶原纤维排列疏松;施灸后穴位局部皮肤CGRP较多表达在真皮层结缔组织,SP较多表达在毛囊,VIP较多表达在真皮层结缔组织以及表皮中。结论:温和灸热刺激可以改变后三里穴局部形态结构、影响后三里穴局部皮肤中CGRP、SP、VIP的分布表达,这些效应可能与艾灸以温促通的生物学基础相关。

侯朝宗《李姬传》考论

侯朝宗与李香之间确实存在生死不渝的爱情关系,侯朝宗与李香两人相处交往时间的长短与侯李之间是否能够产生爱情没有必然联系。侯朝宗谦称自己与李香并无爱情关系,也来往不多。此绝不能作为侯朝宗与李香没有爱情关系或侯朝宗与李香没有来往的证据。《李姬传》是完全可以与《羊脂球》并列的伟大作品,侯朝宗是完全可以与莫泊桑并列的伟大作家,这是中国的骄傲。

《南北史续世说》版本考

《南北史续世说》是南宋李垕所撰的一部"世说体"小说,其内容均取材于唐代李延寿的《南史》、《北史》。李垕病逝后,此书可能被刊印,同时又以抄本的形式存在,但流传均不广。这种局面直至俞本出现后才得以改观。此书现存有茶梦斋抄本、明万历三十七年俞安期翏翏阁重修本、日本天保三年刻本、竹书堂抄本共四个版本。其中,俞本与茶本分属不同的版本系统,竹本则可能是根据源于茶本的抄本抄写的,日本天保三年刻本则是据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俞安期翏翏阁重印本翻刻而来。

《离骚》“三后”即新蔡简“三楚先”说——兼论穴熊不属于“三楚先”

《楚辞·离骚》里有“三后”,历来学者或认为是指上古三皇五帝或三代的三位贤君,或认为是指楚国的三位先公先王。从文献和楚简两方面的证据看,第二种观点是可信的,“三后”很可能就是新蔡楚简中的“三楚先”。“三楚先”包括老童、祝融、鬻熊,而不包括穴熊,鬻熊和穴熊不是一个人。

“绘事后素”之我见——读王文娟《论儒家的色彩观》之“绘事后素”

“绘事后素”是子夏与孔子的一段对话。但从汉郑玄、宋朱熹至今,学术界长期以来在孔子《论语.八佾第三》中“绘事后素”一文的理解上存在断章取义、肢解孔子原文精神指向的错误观点。本文通过对《论语.八佾第三》中“素以为绚兮”、“绘事后素”、“礼后乎”前后语境及其内在联系的客观、理性的分析,证明了孔子在此文中所表述的精神内涵是关于外表形式与内在美的关系,而不是在述说“礼”与绘画理念的错误观点。

教育技术学的核心是人的教育——黎加厚治学态度与学术思想解读

文章主要解读黎加厚教授的治学态度与学术思想。首先，简述黎加厚的求学、教学与科研经历，并总结其授课、论文的格调。其次，穷测黎加厚治学态度，即善变、严谨、好学、勤奋、一贯等。再次，究览黎加厚教育技术学思想，即人本思想、e化思想、积件思想、叙事思想、创感思想等。最后，指出以黎加厚为学术楷模，继承其治学态度与学术思想，并尝试点亮惜时、秩序、大气三盏“心灯”，超越黎加厚。

论当下电影的片头形态与叙事功能——以侯孝贤、李安和蔡明亮导演的台湾电影为个案

片头叙事的功能开拓,在形成谱系的台湾电影里表现得非常突出。作为第二代导演代表,侯孝贤创造性地处理片头,使之成为影片的最佳注脚:或传达和谐的自然理想,或成为一个情节隐喻而颇具“元叙事”特征,或构建散点透视的全息式结构;第三代导演的李安因置身异域文化,借助好莱坞电影在中产阶级中的优势,对片头进行了一种重情节、重节奏的剪辑处理,积极靠近古典叙事,这在他的“父亲三部曲”中尤为明显;同为第三代导演的蔡明亮执着于现代主义的艺术理念,透露出个人专断的风格。片头出现了两类情况:或被强行解构,既取消了说明功能,也失去了叙事功能;或运用陌生化策略建构寓言性世界。而这是强调审丑与超越的现代主义所决定的。

《后汉书》李贤直音释

李贤所注《后汉书》中直音部分除了注音目外,还含有其他信息。将其分为同声符的单纯注音、非同声符的单纯注音、协韵、读曰、古今字和借用字、其他等6个部分进行整理和分析,依据释例探幽索微,指认注者作注的依据和意图,从语意学、训诂学角度切入,对6大类直音注音予以精准确切的学术评价,对于研究唐代的语音系统资料有重要意义。

李先芳与“后七子”公案辨诬

在明中叶第二次诗文复古运动中,李先芳参与的时间要早于李攀龙之外的其他六人,且有引介王世贞之功,可谓诗社先驱,却名不在“七子”之列,而被置于“广五子”之中。此事作为一桩公案被钱谦益等人借为攻击后七子的口实而加以渲染。事实上,所谓李先芳的被摈弃,有外部时空条件的限制:加入刑部诗社后不久即离京外放,在七子集团形成之前未参与活动;也有他自身的原因,一是诗文创作才力不逮,二是为人轻薄放浪,对诗社态度迟疑动摇,而并非李攀龙等人有意摈之。李先芳诗名藉甚却成就不高,然也有不少诗思秀发之作,亦齐鲁间一才人。

居延简《宣与幼孙少妇书》——汉代边吏的私人通信

《宣与幼孙少妇书》是居延汉简中一件颇值得辨识和研究的书信。有的研究者认为"此西汉夫寄妇书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此与家书无干,"实乃某一烽燧戍卒对另一烽燧戍卒即‘宣’对‘幼孙少妇’之函件","幼孙"为男子名,"‘少妇’乃‘幼孙’之字"。以上两说皆有误。从《宣与幼孙少妇书》的释文、格式、称谓、礼节和内容来看,此信之写作是汉代边吏间的私人问讯与联络,而非公干;作信人"宣"是一位都吏,受信人"幼孙少妇"是一位候长及其妻子。

葡萄牙传教士徐懋德在钦天监的天文工作

葡萄牙传教士徐懋德通晓天文学、数学,以精通历法者的身份进入北京,在清钦天监任监副一职。作为钦天监的主要天文学家,徐懋德是德国传教士戴进贤的挚友和亲密合作者,他们在北京的许多天文观测报告很快传回欧洲,引起欧洲科学界的关注。徐懋德与戴进贤在编撰《历象考成后编》的工作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历象考成后编》介绍了刻普勒天文学理论及欧洲天文观测新结果,是一部以西方天文历法为核心的较先进的著作。徐懋德与戴进贤密切配合,对中西天文学交流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