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创作对17年文学传统的悬隔与会通——从刘勰的“通变”思想谈起

从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所提出的“会通适变”思想出发,探讨并阐明了新时期文学创作对于17年文学传统的会通与悬隔问题,在充分肯定新时期文学创新成绩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指明了新时期文学由于缺少17年文学所具有的那种民族、国家、集体主义体悟和关怀而造成的精神蜕变。进而认为,17年文学那种朴实、自然、真切而崇高的情感取向应该成为新时期文学正变的基础和前提。

社论化:“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一种形态

“十七年”时期,社论这一当代报纸的新闻评论方式,被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形成了这一时期特殊的社论化文学批评形态。社论化文学批评以其特定的话语方式,参与了“十七年”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更以其特殊的话语内容,深度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史、思想史的建构。文章超越纯粹的“美学的”批评方式,重返历史现场,分析社论被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的时代语境;进而采用史料统计方法,呈现社论化文学批评的运用情况;并采取话语分析的方法,分析社论化文学批评关注的主要内容,以揭示社论化文学批评积极参与社会史、思想史建构的内在逻辑。

十七年时期儿童文学理论书籍出版状况、成因及影响分析

十七年时期,作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第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家和作品,同时也出版了许多具有开创意义的理论著作。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儿童文学理论在发展趋势、译介对象、出版中心、理论重点等方面都独具特色,这一切与十七年时期独特的政治、文化、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并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再成长:读《爱,是不能忘记的》及其周边文本

张洁的短篇小说名作《爱,是不能忘记的》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引起激烈争论。论文将之辨认为一个微型成长小说文本,并重新放入当时的社会语境及相应的文学史序列进行重读,指出这篇小说尽管提及了革命者成长的故事,可是置换了原有成长小说中爱情部分的人物表,从而完成了对革命者爱情生活的追述和补偿,这是引起争论的重要原因。从这篇小说在成长主题、叙事模式、人物关系的处理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与“十七年”文学的承续性和差异性,管窥“新时期”与“十七年”之间的断裂与连接的复杂情况。同时,《爱,是不能忘记的》改写了“十七年”文学的成长文本,还为接受了这一成长文本教育的几代人编撰了自己的爱情成长宣言。

政治夹缝中女性意识的隐秘流露——二十世纪“十七年”时期(1949-1966)女性文学的尴尬处境

“十七年”时期的文学给人的印象是英雄的文本、革命的文本、无性的文本 ,所以作为文学一翼的女性文学始终没有被另提别论 ,以至有人认为“十七年”不存在女性意义上的文学 ,戒除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解 ,充分考虑“十七年”女性文学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 ,我们方可发现 ,“十七年”女性文学一定程度上仍然在对社会生活和女性生活的文学表现中 ,或隐或显地融入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审美经验。与此同时 ,也应正视它所内蕴的女性主体意识明显缺失的不足。

文学史叙述与“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评价

从文学史叙述的角度,我们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学界对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评价迥然有异。而作为一种复杂而真实的文学史存在,对十七年文学任何形式的体制性批评或许都是片面的。今天的我们更应该重返历史现场,建构对于十七年文学较为客观公正的整体认知。

建构与拆解:新中国“四十年”文学的历史叙述

新中国以来的四十年文学,自始至终都对历史叙述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此间各个时期的文学对历史的叙述都不是在纯粹审美修辞的维面上展开的,它们分别肩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启蒙使命。"十七年文学"为巩固现实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提供了形象上的依据。新时期文学接续"十七年文学"的传统,以笔为枪,控诉和反思刚过去不久的民族劫乱,探索国家发展的前途。质疑过去文学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意义,新历史小说以解构的立场与姿态,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颠覆了历史话语的神话。新历史小说以消解"十七年文学"权威历史叙述为初衷,然而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它正沦为一种新的历史叙述霸权。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与身份想象的言说,由最初的试探性表现到"百花文学"的集中爆发,再到完全接受主流声音的规训与改造、放逐与搁置,精神始终无处安放。"十七年文学"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共和国革命事业中的角色彷徨与身份焦虑,见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史。

斯坦尼体系对龙江十七年话剧现实主义舞台艺术的影响

黑龙江十七年话剧的发展深受斯坦尼体系的影响,尤其是"体验艺术"、"真实再现"、"审美效果",既在舞台上真实再现了黑龙江的地域特点和生活环境,又彰显了北方人热情豪爽、粗犷朴厚的性格气质,这别具一格的人文景观,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高度的审美价值,更是对今后龙江话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